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字第一О八六號｜法律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易字第一О八六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男　三選任辯護人　李國盛律師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九十年度偵緝字第三二四號），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移送適用通常程序審判，本院判決如左：主文甲○○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捌月。事實一、甲○○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間，邀乙○○合夥經營飲水機、安全帽等出口業務，雙方約定各負擔合夥成本二分之一，由甲○○負責購入飲水機等貨品後裝櫃運送至越南，交由其妻阮氏幸經營之玉幸商行銷售，所得利潤由甲○○、乙○○二人均分。詎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概括之犯意，自八十八年十一月間起迄八十九年一月間止，以低價高報、以少報多之詐術，連續向乙○○虛報貨價成本，致乙○○陷於錯誤，先後溢付投資款高達新臺幣（下同）一百二十三萬三千四百一十一元，嗣乙○○因遲未獲利潤分配，向出貨廠商及甲○○追查後，始知受騙。二、案經乙○○訴由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理由一、訊據被告甲○○矢口否認涉有詐欺告訴人乙○○之犯行，辯稱：伊與告訴人之合夥事業在越南，先是成立玉幸商行，嗣因越南當局要求以公司組織型態，因而於八十八年十二月間申請設立大立有限公司，並於八十九年三月間經越南政府核發公司執照，伊確有購買貨品，並以伊經營之華瀧有限公司辦理出口手續，告訴人退夥後，伊雖簽發面額共計三百二十四萬五千元之本票予告訴人，惟該金額包含私人借款，實際向告訴人請領之投資款僅有二、四０一、九００元，而伊就合夥事業所支出之成本已達五、０四四、三九七元，確已將向告訴人請領之投資款用於合夥事業，未據為己有，伊雖以低價高報方式，向告訴人請款，惟所為係將相關費用預估攤提在內，絕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無詐欺情事云云。惟查：（一）被告偵審中均坦認以低價高報、以少報多之方式，向告訴人虛報貨價成本，對於告訴人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庭呈之「廠商進貨明細浮報數量及浮報金額對照表」所載浮報數量、金額均直承無誤；此外，復有告訴人提出之訂購單、報價單、估價單、統一發票、報關出口資料等數紙在卷可資佐證，被告以低價高報、以少報多之方式，向告訴人溢領一百二十三萬三千四百一十一元貨價差額之事實，堪以認定。於茲所應審究者為被告有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二）查被告辯稱伊係將臺灣人事費用、伊之勞務費用、出差越南費用、文宣費、郵費、越洋電話費、電報費、傳真費、不可預期之雜費等預估在內，故向告訴人請領投資款時，將進貨單價高報、將進貨數量多報，無詐欺犯意云云。惟查：告訴人指稱雙方合夥時已約定管銷費用會在計算盈餘時扣除，所得利潤一人一半等語明確，核與其提出被告出具之報價單上載明保險費、貨運費、報關費、運費、稅金等費用相符，堪信為真；被告偵查中亦自承合夥之初，與告訴人約定在越南之人事、房租等管銷費用，一人一半，雖其辯以未提及在臺灣的支出部分，故預估該等費用而虛報貨價及數量云云（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偵訊筆錄），惟其二人既已約定在越南管銷費用各自負擔二分之一，何須獨排在臺灣之管銷費用！且被告僅須將合夥事業之一切管銷費用於計算盈餘時加以扣除即可，焉有預估費用，再高報貨價及數量之理！再參以被告偵查中供承：「（問：何以不將人事管銷費用加入單價之事告知告訴人？）因他借錢給我，利息很高，我把價錢報給他，看他同不同意」等語（見九十年三月十二日偵訊筆錄）、「（問是否按告訴二－即被告向告訴人報價之字據－的價錢各付一半？）對。（這樣子，告訴人不是多負擔了？）因為我要負擔電話、人事、管銷費用等費用，而且我在他加入投資之前，我已經在越南經營了三、四年，所投入的資金、心血不知有多少」等語（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偵訊筆錄），足徵被告因須繳付高額借款利息予告訴人，心有不甘，且自認合夥前已在越南花費鉅額資金及心血，應獲得較告訴人更多之報償，故而以低價高報、以少報多之訛騙方式，連續向告訴人虛報貨價成本，其存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至為灼然。（三）被告雖於本院調查時提列已為合夥事業支出五、０四四、三九七元，含已付貨款一、五二二、八五八元、已付稅款九七二、三四五元、已付船運費、報關費、臺灣保險費、越南運費共計三００、七二四元、已付越南房租及押金二八八、四七０元、已付越南人事費用五０、０００元、已付越南郵電費、傳真費、水電費、雜支費共計五０、０００元、已支付越南商品目錄、展覽費、廣告費、文宣費共計三００、０００元、已付臺灣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共計三六０、０００元、為成立越南大利公司而支付之資本額一、二００、０００元；另應付未付之貨款有二、五一四、０００元；而預估須支付之費用共約一、三三五、０００元，其中含臺灣人事費用約一二五、０００元、被告之勞務費用約二五０、０００元、出差越南費用約一五０、０００元、文宣費約一五０、０００元、郵費、越洋電話費、電報費、傳真費共計約一五０、０００元、不可預期之雜費約一五０、０００元。辯稱：「已付總額（五、０四四、三九七元）」＋「應付總額（二、五一四、０００元）」＋「預估費用（一、三三五、０００元）」－「已付之預估費用（七一０、０００元）」＝八、一八三、三九七元，此金額之半即為告訴人應付之合夥投資款，其僅向告訴人請領二、四０一、九００元，尚未達告訴人應分擔之投資款，且其向告訴人請領之投資款，既均用於合夥事業，無不法所有意圖云云。惟其提列之上開支出，俱無付款憑證，業據本院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庭訊時訊明在卷；且所指已付臺灣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共計三六０、０００元，雖依被告聲請向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北分處、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中北稽徵所函查後，得知被告經營之華瀧有限公司八十八年、八十九年度繳交之營業稅金為二二六、七一一元、三二、三七七元，另該公司八十八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稅款為一三、七二九元，共計二七二、八一七元，惟該等稅款既係華瀧有限公司繳交之稅款，是否與本案合夥事業有關，已足置疑，即便合夥事業以該公司名義繳交稅款，亦非該金額全額，至為顯然，況該已繳稅款金額仍低於被告主張之已付臺灣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三六０、０００元，由此益證被告提列之支出項目金額，並不實在；另其將成立越南大利公司而支付之資本額一、二００、０００元計入合夥事業之支出，亦乏依據，此由被告出具予告訴人之八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憑證、八十九年五月十六日還款方式協議書（均見本院卷告證六）均僅提及「玉幸商行」，全未提及越南「大利公司」可資佐證。綜上所述，被告提列上開計算式，空言辯稱尚未向告訴人請領全部應付之投資款，且已請領者均已用於合夥事業云云，並無所據，自難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詐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其先後多次告訴人虛報貨價成本以詐領差額款項之行為，時間緊接，方法相同，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依刑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被告與告訴人合夥經營之事業，係由告訴人向佳德車料行購入安全帽，該部分價款並無浮報情事，業據告訴人到庭陳明在卷，公訴人認該部分貨價遭被告浮報，容有誤會，應予敘明。爰審酌被告犯罪後未能坦承犯行，飾詞巧辯，並無悔意，與告訴人係合夥關係，竟不誠實報價共同分配利潤，而以低價高報、以少報多之方式訛騙告訴人款項，對告訴人造成相當損害，迄今仍未賠償其損失，並酌量其詐得金額，及其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公訴意旨及蒞庭檢察官另以：被告甲○○明知已無資力，猶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佯邀告訴人乙○○共同經營本案合夥事業，向其詐欺三百二十四萬五千元之投資款（起訴書誤載為三百二十六萬元，告訴人已於本院調查時更正合夥全部投資款為三百二十四萬五千元）。（一）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須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著有四十六年臺上字第二六０號判例可資參照。即刑法詐欺罪之成立，以行為人自始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為要件，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者，依社會一般交易經驗原因非一，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不能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盡可推定為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是若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而推定債務人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詐欺犯意。（二）查被告確實為合夥事業購買貨品，且辦理報關出口手續，為告訴人自承在卷，並提出相關訂購單、報價單、估價單、統一發票、報關出口等資料存卷足稽。且被告設於臺北銀行農安分行之支票存款帳戶，自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開戶起，迄八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始開始退票二張，其金額分別為三八三、六五０元及二五七、０００元，有該銀行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北銀農字第九一六０一八四四００號函及該函檢送之存款往來明細一份可按；另被告經營之華瀧有限公司設於同銀行之存款帳戶，自八十八年一月間開戶起，迄八十九年五月前，均有款項存入、提領紀錄，帳戶餘額由數萬元至四十餘萬元不等，往來正常，迄八十九年六月存款餘額始降至六千四百九十七元，再降至數百元不等，而再無往來交易情形，有同銀行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北銀農字第九一六０一九二七００號函在卷可考。由此等事證可知被告於八十八年十一月間邀告訴人合夥時，尚非陷於無資力狀態；且其既確有從事合夥事業之進貨裝櫃報關並運往越南銷售之行為，即難謂其邀告訴人投資經營合夥事業，係詐術行為。本院認尚難以被告嗣後無法依協議內容償還告訴人三百二十四萬五千元之投資款，即擬制推定被告自始即對告訴人之全部投資款項，存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詐欺犯意，而遽以詐欺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三百二十四萬五千元全部投資款犯行，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人認此部分與前開有罪部分，有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五十六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宏展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法官吳靜怡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游秀珠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字第一О八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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