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 95年度訴字第2057號（偽造文書等）-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訴字第205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陳兆瑛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字第5066號、95年度偵字第13494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甲○○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減為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偽造之「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上「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李雪玉」之簽名各壹枚（壹式貳份、共肆枚）均沒收。被訴詐欺部分無罪。事實一、甲○○於民國94年間擬承包「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惟因未具投標資格，遂與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下稱國合公司，代表人為李雪玉）實際負責人丙○○達成協議，由國合公司授權甲○○擔任「專案經理」，負責投開標事宜，至於該工程押標金、履約保證金等財源則由甲○○自行負責籌措，並由丙○○授與甲○○授權書乙紙，上載：「茲授權本公司專案經理甲○○先生，專責按法定程序全權洽商辦理有關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有關⒈宜蘭金六結靶場改建工程、⒉新竹防砲司令部營舍修繕及新建工程之投開標及其他相關事宜」等語。嗣因「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於94年7月19日辦理投標在即，甲 ○○則因資金短缺，押標金仍籌取無著，乃於94年7月中旬經友人介紹認識乙○○後，並於同年7月15日在臺北市○○ 區○○路235號乙○○公司所在，與乙○○達成協議，由乙 ○○承諾提供【「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之押標金、部分履約保證金、利息、手續費等（約 540 餘萬元），甲○○則願於第一次工程款撥款後，給付工程利潤470萬元為報酬】。乙○○於當日除要求甲○○簽發其本人名義之本票2紙 (金額分別為600萬元及410萬元，合計1010萬元)、第一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為付款人之支票2紙( 金額分別為600萬元及410萬元，合計1010萬元)以供擔保外，又擬定「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下稱「代墊款合約書」）一式二份，並在立合約書人之「乙方欄」預留空白之情形下（即「乙○○」為乙方，而未簽名），要求甲○○在該合約書之「甲方欄」內，代表「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及其代表人「李雪玉」之名義簽署其上，意圖使該合約於形式上成為「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甲方）與乙○○（乙方）間所成立之貸款契約。甲○○明知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前所授權之權限內，顯然未包括代表簽立任何與第三人間之貸款契約，惟因需款孔急，竟在徵得乙○○之同意，得於事後補蓋「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及其代表人「李雪玉」之圖記、私章後，先將自己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住所等填載於合約之「見證人」欄，又逾越權限，擅以「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李雪玉」等名義簽署於該合約書之立合約書人甲方欄內，並將該墊款合約書一份持交乙○○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國合公司、李雪玉。嗣於同年月19日，乙○○依約交付以臺灣銀行總行營業部為付款人，票號BB0000000號，面額209萬2500元之支票1紙，供國合公司充當金六結射擊訓練場之押標金，使國合公司在同日順利得標。茲因乙○○嗣後未依上開合約內容續行貸借履約保證金，致雙方發生財務糾紛，乙○○乃於合約書之「乙方欄」上填寫「乙○○」之姓名後，持合約書向國合公司催討款項，始經國合公司發現上情。二、案經乙○○、國合公司訴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上揭事實，訊諸被告甲○○固不否認事先未經國合公司及李雪玉本人之同意，即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上，擅自簽署「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李雪玉」等名義，惟矢口否認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當時我要跟乙○○借錢，他說要以國合名義來簽他才願意簽。我沒有辦法要國合營造及李雪玉蓋章，因為這個案子出錢的都是我。我是事後才跟國合營造的丙○○說，他要我自己負責」等語（95年9月12日訊問筆錄，95年度偵字5066號卷第81- 83頁）；「押標金代墊款合約書是乙○○打好拿給我，要我這樣寫。這份合約書只能代表我。還簽了國合公司，是我們在工地常這樣，國合公司沒有授權給我，是根據業界的習慣來寫的。上開合約書的乙方我簽的時候是空白的，這是在94年7月15日在吉林路235號2樓簽的」等語（95年11月9日訊問筆錄，95年度偵字5066號卷第94-96頁）；又辯稱：「代墊款合約書尚未完成，丙○ ○也有在警訊中承認我曾經告訴他有寫了合約書，我只是來不及拿給他看而已，但是有先跟他說過」等語（參見本院審理筆錄）。二、經查，被告確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上，擅自以「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李雪玉」等名義簽署，業據告訴人乙○○、國合公司提出該「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各乙紙為證，被告對此部分亦不否認，自堪信為真實。次查，「逾越所賦予之權限，而以本人（授予代理權之本人）名義作成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既無制作之權，自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無制作權之人冒用或捏造他人名義制作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成立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其無代理權或雖有代理權而逾越其權限，以本人之名義作成文書者，自不失其為偽造」；又「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均為即成犯，不因被害人之事後追認，而阻卻犯罪之成立」；「刑法第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該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即成犯，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真正名義人事後是否追認，與已成立之罪名並無影響」，最高法院著有69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70年度台上字第1853號74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88年度台上字第5739號等判決，可資參照。被告既自認「我沒有辦法要國合營造及李雪玉蓋章」、「國合公司沒有授權給我」等語，是被告明知於簽署該合約書之前，並未經國合公司之授權甚明，此參酌證人丙○○前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同意甲○○以國合營造的名義去寫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我是事後才知道的」（95年11月9日訊問筆錄，95年度偵字5066號卷第94-95頁）及「我們有同意他去投標，但沒有同意他去簽約」等語即明（參見審理筆錄）。又被告雖辯稱「事後有跟丙○○說」云云，然參酌本件係由丙○○以告訴人之身分，對被告之未經許可行為提起偽造文書告訴，足證丙○○縱在事後雖經被告告知，然自始並未同意，亦未於事後追認被告之上開行為，況揆諸前引判例，偽造文書本為即成犯，縱有被害人之事後同意，亦不影響於本件偽造文書犯行之成立。至於被告辯稱，該份契約於簽署並交付乙○○時，「乙方欄」之乙○○尚未簽名，故該契約尚未完成，應不生契約效力云云，惟被告係罔顧乙○○有無在「乙方欄」上簽名，即逕在「乙方欄」為空白之一式二份契約上，完成自己及甲方欄（「國合營造公司」與「代表人李雪玉」）之簽署，並於自己留存一份後，將另一份之契約交付乙○○，則對乙○○隨時可在該「未完成」之契約上完成簽名而成立契約並發生效力，顯有預見，且有預為同意之意思。從而，其在契約上之預為簽署，即己有成立並使該契約生效之預為同意，自不能以該契約當時尚未經乙○○簽字，以為卸責。否則，被告當時即不應將該一式二份之契約，留存一份予乙○○，自亦不致造成日後乙○○果在契約上完成簽名後，並持以向國合公司追索債務，而形成國合公司之困擾。是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無足採。綜合上述，被告逾越國合公司之授權權限，而在明知未經許可下，擅以國合公司與代表人李雪玉之名義，簽署於該契約並予行使之，係屬無權偽造，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事證明確，犯行洵堪認定。三、法律之比較適用：查被告行為後，刑法於94年1月7日修正通過，94年2月2日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第2條、第33條均經修正）。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現行刑法第2條第1項訂有明文。此條規定乃與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主義契合，而貫徹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刑法第2條本身雖經修正，但刑法第2條既屬適用法律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現行刑法第2條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按刑法總則有關罰金刑之規定，依95年7月1日施行之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已將原罰金刑最低額度由銀元1元（相當於新臺幣3元），提高為新臺幣1,000元以上，且以百元計之，比較新、舊法結果，應以行為時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故本件自應適用修正前之刑法規定予以論處。四、論罪科刑：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其偽造之簽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經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係中年失業，急圖東山再起，惟因資金不足，始在意圖獲得貸款之支援下，一時逾越權限，且其於行為後，確曾即告知國合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丙○○意圖補救，故其惡性非高。而被告雖否認犯罪，然核其實際，對其行為本身始終坦承不諱，所以否認犯罪，只是因為對法律認知上之誤解所致，並非出於犯罪後冥頑不靈的惡劣習性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按「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業經總統於96年7月4日公布，同年7月16日施行。本件被告實行犯罪之時間為94年7月間，係在96年4月24 日以前，且其所犯罪名與宣告刑，經核均符合「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本件即應依同條例第7條、第9條減輕其刑，並於判決主文同時諭知其宣告刑及減得之刑（司法院96年6月21日發佈之「法院辦理九十六年減刑案件注意事項第21點」參照）。又被告於犯罪時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易科罰金」。而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依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現已刪除）規定，就罰金原定數額提高為1百倍折算1日。依上開說明，本件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3百元折算1日，經折算為新臺幣後，即應以新臺幣9百元折算為1日。惟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本件自應依修正前之刑法規定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於被告偽造之「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押標金等代墊款合約書」一式二份，當時即已分別交付國合公司、乙○○收執，依卷證現均僅存影本，無庸宣告沒收。惟原本雖未存在，其上偽造之「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李雪玉」之簽名（一式2份，共4枚），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之。五、（詐欺）無罪部分：（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証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300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亦可資參照。（二）公訴意旨以告訴人乙○○係因與被告達成協議，接受被告所開具之支票、本票及被告代表「國合公司」名義簽署之代墊款合約書後，始依約交付以臺灣銀行總行營業部為付款人，票號BB0000000號，面額209萬2500元之支票1紙，供國合公司充當金六結射擊訓練場之押標金，使國合公司順利得標，因認被告此部分之行為涉有詐欺罪嫌。惟查：㈠告訴人乙○○於告訴狀及嗣後之警詢、偵查中，均供稱伊先後支付「押標金120萬元、算圖金175萬元、借支開辦金25萬元、履約保證金120萬元、利潤470萬元，合計1. 000萬元」予被告云云。然訊諸被告堅決否認有該事實，並強調告訴人乙○○所支付者，僅有押標金約210萬之支票1紙，其餘因告訴人乙○○嗣後並未依「代墊款合約書」之約定履行，故被告始拒絕兌現前所開出交由告訴人乙○○收執之支票、本票（共1010萬元），故被告並未詐欺告訴人乙○○。且前開之押標金，告訴人乙○○亦非提出現金交付被告，而僅是出具臺灣銀行面額209萬2500元之支票1紙以供投標之擔保，而該支票亦經告訴人乙○○於得標後即自行領回，故告訴人乙○○亦無任何損失等語。㈡依本件之「代墊款合約書」內容，告訴人乙○○貸款予被告之全部金額，縱已全部履行，合計亦未逾540萬元，且貸款之期限僅一個月，卻竟能取得被告於契約中同意給付告訴人乙○○470萬元之報酬，依通常經驗，該「貸款」與「報酬」間本即顯非相當，從而告訴人乙○○於本件貸款契約之角色，是否涉有假「利潤」為名，而實際收取高額「利息」之實，有無涉嫌重利之嫌疑，已值推敲；況告訴人雖指出其投資及報酬之損失逾1010萬元云云，然始終未能就其投資或損失部分之細目為詳細說明以實其說，且除前開之押標金209萬餘元之支票外，亦未能提出任何具體收據或貸款證明以為佐證。衡以告訴人乙○○所列項目中，諸如「算圖金175萬元、借支開辦金25萬元、履約保證金120萬元」等等，其金額均甚高，且項目亦極為具體，焉有可能迄本院審理中仍未能提出具體證據以為證明之理？況按本件被告與告訴人乙○○間之協議與訂立「代墊款合約書」之時間，係在94年7月15日，而系爭之「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則係在四日後之7月19日開標（後延至7月26日開標），其押標金之支票，嗣於得標後之同年9月4日即經告訴人親自領回等情，均據本院查明屬實，亦為告訴人乙○○、被告所不爭，復有上開支票影本乙紙（95他字第2465號卷第15頁）、國防部軍備局採購中心94年8月3日昇軻字第0940004458號函（95偵字第13494號卷第30頁）、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95年10月12日旭迅字第950010863號函（95偵字第13494號卷第51、52頁）等附卷可稽。至於告訴人乙○○指稱之履約保證、公司開辦金、算圖費……等等，則依本院調查之結果，「履約保證金」417萬5千元，係由國合公司於94年8月4日支付予工程機關國防部，並非由告訴人乙○○支出，亦經證人陳春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復有國防部代管現金收入通知單1紙可考（參見95他字第2465 號卷第56頁）。「公司開辦金」，亦係由國合公司支付30萬元予被告，並非告訴人提供，則經國合公司於94年12月20日提出告訴時在警詢中供述明確，並有同年8月30日國合公司現金支出傳票1紙（95偵字第5066號卷第17頁、第 22頁）可參。至於「算圖費」，依卷附事證亦僅有28.396元，且係由被告自行開具支票後，向國合公司申請支付，亦經國合公司提出由精浩企業社開具之94年8月11日統一發票1紙、支票1紙可稽（95偵字第5066號卷第22頁）。綜合上述，告訴人指訴先後支付之「押標金120萬元、算圖金175萬元、借支開辦金25萬元、履約保證金120萬元、利潤470萬元，合計1. 000萬元予被告」云云，不僅就押標金之金額計算有誤，且其他亦均失諸空言，並無任何積極事證，無足採信。㈢第查，告訴人乙○○雖提出甲、乙雙方均完成簽名之代墊款合約書乙份，並表示在簽約當時，被告與告訴人間均係當場完成簽署而成立契約云云（參見95年度他字第2465號卷第16頁），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上情，表示當時被告係因需款孔急，雖覺得條件苛刻，然不得不同意簽約，惟當時就已向告訴人乙○○表示，伊只是先行代簽，須事後向國合公司報告後再補蓋公司圖記等語。按告訴人乙○○與同案告訴人國合公司，在本案均持同一形式之「代墊款合約書」對被告甲○○提起告訴，然二人所持之代墊款合約書就「乙方」一欄卻顯有不同。即告訴人乙○○所持之「代墊款合約書」上，業已具足告訴人「乙○○」之簽名，而告訴人國合公司所持者則於「乙方」欄仍保留為空白。二者何以有如此明顯差異？若依告訴人乙○○之證詞，當時係由告訴人於簽約所在之臺北市○○區○○路235號（即告訴人乙○○本人所經營之「活之力奈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址），當場與被告協商後即擬定文字，且為一式二份，又係與被告甲○○當場簽約完竣，各人收執一份（參酌本院97年1月9日審理筆錄），則何以會仍有一份「乙方」空白之契約存在？且係由被告轉交予國合公司陳春長？告訴人在審理中，就此部分之詢問，支吾其詞，且未能自圓其說，因認本部分之供詞，應以被告之陳述較為可採。即本代墊款合約書在94年7月15日簽訂當時，確僅有被告一人簽署「見證人」欄及「甲方欄」於其上，「乙方欄」之「乙○○」部分則仍保留空白。告訴人乙○○係在事後不詳時日，復自行補予填載「乙○○」之姓名、住所後，始將該契約之形式予以完成等語，應屬可信。㈣據上，公訴意旨認為告訴人乙○○係因與被告達成協議，且相信被告佯稱代表「國合公司」名義簽署代墊款合約書，始依約交付押標金之銀行支票，而認被告之上開行為係「施行詐術」云云。惟查，有關「代理權授與」之方式、催告、撤回等，民法第167條至171條均有明文規定；而「經理權」之授與、權限、效力等，同法第553條至第557條亦法有明文。被告甲○○於「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金六結射擊訓練場新建工程」之投開標及其他相關事宜，確經國合公司之授權，然依其被授與之權限，僅為「專案經理」，且限於「投開標及其他相關事宜」，內容甚為明確，不論係基於「代理權」或「經理權」之權限，其授權權限均未包括代為簽署如「代墊款合約書」所示之與第三人成立債務契約在內，應為告訴人乙○○所明知，此參諸卷附國合公司授與被告之「授權書」內容即明。而告訴人亦證稱簽立代墊款合約書之當時，被告即曾表示僅能在契約上先行代簽，事後再向國合公司告知後再補蓋公司及負責人圖記等語（參見本院97年1月9日審理筆錄）。是告訴人就該代墊款合約書，就甲方一欄所為「國合公司」及「負責人李雪玉」等簽署，均尚未經被代理人國合公司之授權，僅係被告個人之代理意思表示，應屬明知。否則告訴人何以不在該契約上之「乙方欄」同時簽名？又何以於要求給付支票、本票時，同意僅由被告甲○○以其個人身分開具，而不要求國合公司以共同發票人名義開票或在票據上背書？又告訴人乙○○證稱，當時係因被告欺騙伊說，國合公司之負責人生病快要死了，所以才未在簽約時找國合公司云云。然查，國合公司設址於台北市○○○路○段，與告訴人乙○○之公司相距非遙，且逾千萬元之貸款契約，關係重大，又豈有因被告之上開顯然違背常情之說法，即遽以輕信而不予查證之理？況告訴人先前於警詢、偵查中，迭稱「於訂立代墊款契約前，曾與丙○○多次以電話連絡，見面約十餘次」云云，嗣在本院審理中始供證：其實在簽訂代墊款合約書前，從未與國合公司之負責人（含丙○○）見面或直接聯絡過等語（參見本院97年1月9日審理筆錄），足證本件告訴人乙○○之說法，多有誇張不實，則就本部分之供詞，即亦難予遽採。綜上足證，告訴人乙○○在簽立系爭代墊款合約書當時，因已取得被告甲○○開具之支票、本票以為擔保，故就「甲方欄」之簽署，實係以被告甲○○個人在當場代簽與承諾事後將告知國合公司已足，從而，被告既未對告訴人乙○○施行詐術，告訴人乙○○於當日之簽約亦未因此陷於錯誤，尤如前述，告訴人乙○○於本件所為之最大投資（或貸款），僅係簽約後所交付之209萬2500元支票1紙，且於不久後即已取回，既未兌現，亦未由被告收取供為己用，故亦難謂有何實質損害，在在均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所不合。又無其他積極証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詐欺犯行，因認被告此部分之詐欺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10條、第219條、(修正前) 第41條第1項前段，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禎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97　　年　　1　　月　　30　　日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廖紋妤法官吳麗英法官楊台清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　陳麗津中　　華　　民　　國　　97　　年　　1　　月　　30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9條（沒收之特例）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20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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