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1637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訴字第1637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丙○○

選任辯護人

翟世炎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208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明知其前妻甲○○於民國90年3月間所交付臺北銀行（現已改制為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隆路分行之支票本及簽發支票之印章，僅作為其每3月繳付新臺幣（下同）20,000餘元保險費簽發支票之用，並未同意其簽發繳付保險費以外之金額之用，然其因積欠乙○○債務無力償還，乃將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交予乙○○作為擔保，嗣被告與甲○○感情不睦，甲○○乃向被告要求取回上開支票，被告自認可將債務處理完畢，乃隱瞞甲○○，向甲○○表示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不知放置何處，並允諾會找尋支票而藉以拖延，且意圖供自己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於90年5月18日，在臺北縣汐止市○○街38號12樓乙○○住處，在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上，蓋用甲○○為發票人之印章，並分別填具日期為90年6月18日，及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並交付予乙○○，不知情之甲○○經多次追討無著，乃於90年6月29日向臺灣票據交換所辦理掛失止付。嗣被告屆期無法償還，而於92年間，在上址將附表所示之5張支票上之日期，均更改為92年6月18日，並在其上蓋用甲○○為發票人之印章，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以證人乙○○之證述、附表所示之支票影本及被告之供述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附表所示之支票均由其於90年5月18日填寫如附表所示之日期、金額後，蓋用甲○○之印章並背書後交給乙○○，並於92年間將附表支票更改日期為92年，再於更改處蓋印甲○○之印章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當初甲○○把支票簿交給被告，被告主觀上認為是要給被告使用，不知道為何後來甲○○說只拿來開保險費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與甲○○原係夫妻關係，甲○○於90年3月間將其名義所開之臺北銀行基隆路分行之支票本1本（票號KL0000000至KL0000000共25張）及簽發支票之印章交給被告，被告因積欠乙○○債務，於90年5月18日填寫發票日為90年6月18日，金額各如附表所示，並蓋用甲○○之印章且自行背書後，將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交給乙○○作為擔保，嗣甲○○於90年6月18日與被告離婚，並於90年6月29 日將票號KL0000000至KL0000000支票暨KL0000000至KL0000000向臺北縣、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票據交換所提出遺失票據申報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後因被告仍無法清償，於92年間將前開附表支票均更改日期為92年，再於更改處蓋印甲○○之印章，再交給乙○○之事實，業據甲○○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2839號卷第14至15頁、第50至52頁，下稱偵㈠卷）具結證述明確，核與乙○○於96年11月1日、96年11月22日

節相符，並有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隆路分行96年12月17日北富銀基隆路字第9660019600 號函及所附支票領用明細查詢資料1份（偵㈠卷第60至62 頁）、附表支票影本5紙（偵㈠卷第43至46頁）、遺失票據申報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各1紙（偵㈠卷第26至27 頁）附卷可考，復為被告所坦認在卷，可以認定。

㈡難認被告逾越甲○○之授權範圍而以甲○○名義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支票：

⒈甲○○應知悉被告之經濟狀況：

⑴被告經營之公司於90年3月間起發生危機乙事，業據被告於96年11月1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整個事實原因是90年3月間我的公司發生退票…直到90年5月間，我公司發生經營困難倒閉，當時乙○○來我公司協商債務…。」（偵㈠卷第34頁），核與證人乙○○於本院98年11月25日審理時亦具結證稱：「90年時我在美國被告打電話到美國跟我說要我回來，『我現在公司很急要你回來』，我說我四月底回來，回來之後跟我說他的公司票跳票…。」（本院卷第45頁）等語相符，應可認定。

⑵查被告與甲○○原係夫妻，即便於90年6月18日離婚後，仍同住等情，業據被告於98年7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供述明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他字第2091號卷第8頁，下稱偵㈡卷），並有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紙（本院卷）在卷，且觀諸甲○○96年6月17日警詢筆錄所載之住址及被告98年7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居住地址為臺北縣土城市○○路○段293巷6號4樓乙情甚明，可見被告與甲○○之間關係無論離婚與否，均相當緊密。

⑶甲○○既與被告始終維持相當密切的關係，衡諸常情應該相當瞭解被告的經濟狀況，被告亦於本院98年11月25日審理時供稱：「（問：本件甲○○為何要請領支票？）因為我公司支票及個人支票跳票，她知道這個情形，所以我跟她說現在公司沒有支票可以用，要她開支票給我用。」（本院卷第48頁），此參諸余芳容將其名義開立之支票本及支票印章交給被告時，「正巧」是被告公司跳票，財務發生危機之時乙節益明。

⑷從而甲○○於96年11月22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我沒有在他（指被告）公司上班，他的財務狀況我不清楚。」（偵㈠卷第51頁）云云，難以採信。

⒉甲○○授權範圍並未限定於保險費部分：

⑴甲○○固於96年6月17日警詢時陳稱：「我當時是整本空白支票交給丙○○先生，我先生說是要開立保險費給人家…。」（偵㈠卷第15頁）及於96年11月22日

個月1次20,000多元的保險費，是我們夫妻2人都有，票就交給丙○○…。」、「（問：這些支票除了要繳保險費外，是否有同意丙○○做其他用途？）沒有。我的授權範圍只有支付每3個月支付20,000多元的保險費，其他都沒有。」（偵㈠卷第50至51頁）等語，指稱其支票僅供被告開立「每3個月」，「每次20,000多元的保險費」。被告亦於96年11月1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整個事實原因是90年3月間我的公司發生退票…我的前妻就申請一本全新的支票借給我要開給保險公司，他當時只有同意我支付給保險公司，我只有開2張，金額約各2、3萬元…。」（偵㈡卷第34頁）等語。

⑵惟就以支票交給被告開立保險費部分，甲○○復於96年11月22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問：為何將支票交給丙○○而不是自己去收？）因為業務員都去夏紹圓那邊去收。」、「（問：後來保險費何人去交？）後來就沒有繳，保險公司就直接扣帳戶內本金加值部分。」、「（問：丙○○為何可以開支票出來？）我支票連印章也有交給他…。」（偵㈠卷第51頁）等語。然查，甲○○及被告之保險費既然是「3個月1次」的保險費，且金額不大，每3個月各20,000多元，則以現金支付即可，何需由甲○○一次請領數量高達25張支票之支票簿1本，也就是甲○○請領後交付被告之支票簿，足供其等繳付1年4次共計6年多的保險費用，實在與常情不符。再者，縱然是為了支付保險費用，而繳付保險費之時間、金額可得特定之情況下，甲○○大可自行填載發票日期、金額及親自用印後再分次交給被告即可，實無一次交付完全空白，數量高達25張之支票簿1本，甚至包括支票印章之必要。更何況，保險公司是否願意接受個人票來支付保險費用，亦值得懷疑。而依據甲○○之陳述，後來保險費實際上也不是利用支票來給付乙情益顯。

⑶觀諸上情，甲○○既然知道被告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無法使用公司票及其個人票，而在被告需錢周轉孔急的情況下，以自己名義申請25張之支票簿1本，連同支票印章一同交付給被告，是以甲○○所為，簡直就是把支票本交給被告聽任其開立，實非僅限制於「支付保險費之用」。

⑷此由被告嗣於98年7月8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支票本是甲○○交給我的，因為我公司的票跳票，拒絕往來，她把支票本整本交給我，讓我的公司可以繼續經營。」、「（問：你和甲○○在前案稱甲○○只授權你將支票使用在保險費的給付？）是的，但如果他只同意支票只用來繳保險費，他就把支票開好交給我就好了，為何要把整本支票交給我。」、「我與乙○○確實有債務關係，乙○○知道甲○○名下有不動產，他又有拿到甲○○的票，所以關於清償債務部分俞梅華就對我及甲○○提出民事訴訟，因乙○○想要透過處分甲○○的不動產獲得清償，而甲○○保護自己的財產，所以甲○○才作出對我不利的證述，我們雖然離婚，但我與甲○○還住在一起，前案我會這樣說，是希望他保有不動產可以照顧小孩，前案我才會承認偽造有價證券，但沒有想到刑事判那麼重，所以我現在要說實際的情況。」（偵㈡卷第8頁）等語益顯。此觀前案乙○○訴請被告及甲○○清償借款案件（該案所涉及之支票係於93 年至97年間，由與本案相同之支票簿所開立之其他5張支票）中，被告均供稱係其「未經甲○○同意，逾越授權範圍開立發票」，因而就甲○○部分獲得勝訴之判決，有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2321號民事判決影本1份（台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審訴字第392號卷第29至33頁），而被告前揭的供述也充分解釋了被告先前承認「逾越授權開立支票」的動機。

⑸此外，當附表所示之支票即將於90年6月18日到期時，甲○○就「剛好」與被告於同日離婚，且於其後11日，旋將上開支票「掛失止付」，與被告進行「切割」，這樣的巧合的時點益啟人疑竇。蓋甲○○與被告離婚後，不僅未積極向被告索回支票印章及支票簿，卻仍同居一處，且在被告未明確表示支票有遺失的情形下，甲○○卻逕自辦理掛失，據此顯現當時甲○○應該早就知道其附表所示之支票業經被告開立交付俞梅華，其後為了避免乙○○向甲○○追討債務，而商議出的斷尾求生之方法。此觀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如何知道被告的太太【指甲○○】有開這本支票讓他使用？）因為在被告開他太太的票跟我換回公司票後，我有與被告的太太通過電話，大約是在90年5、6月的時候，我跟被告的太太很熟，我當時跟她說這個錢你也要負責，因為這是你的票，被告的太太說『這是小夏借的，應該要由小夏負責，我只是借他支票而已』。」、「（問：為何第一次90年6月18日到期時，你不去軋票，而讓他延票？）我去軋的話，票就會跳票，我跟他太太聯絡，他太太希望我不要提示，因我與他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只希望把錢還我就好，我不希望被告坐牢，我也不希望他們的房子。」（本院卷第45至46頁）等語更足以證明。

⒊從而，甲○○既與被告為夫妻關係，而當時亦知悉被告經營公司陷入困難，而將自己的支票本及支票印章交給被告簽發支票，可見甲○○應係將其支票簿借給被告進行公司周轉，而非「僅限於開立保險費」，從而被告以甲○○之名義填寫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並蓋印，難認其逾越甲○○之授權範圍為之，而與偽造有價證券之要件有間。

⒋至於甲○○事後掛失支票，並指稱：「我當時是整本空白支票交給丙○○先生，我先生說是要開立保險費給人家，返家後告知我整本支票遺失。」（偵㈠卷第15頁）、被告於96年11月1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當時我有隱瞞，沒有告訴他支票在乙○○手上，他有問我支票在那裡，我騙他說找一下，之後他沒有再問我，就去報遺失…。」（偵㈠卷第34頁）云云，參諸甲○○應早就此有所認知，之所以編造出「被告隱瞞甲○○」之情節，無非是為了附和前開「甲○○不知情、被告逾越授權範圍開立支票」所為之辯詞，難令採信，附此說明。

㈢難認被告逾越甲○○之授權範圍而以甲○○名義更改如附表所示支票之發票日期：承上所述，被告以甲○○之名義使用甲○○之支票簿及支票印章開立支票，既係經甲○○所同意，則在開立之後，應乙○○之要求，而更改如附表支票之發票日期，並蓋印甲○○之印章於更改之處，實難謂逾越甲○○之授權範圍。

六、從而，本件被告雖然開立甲○○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並於其後更改日期、蓋用甲○○之印章，惟因前述種種情狀，難以認定被告係逾越甲○○授權範圍以其名義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或更改日期，而係甲○○將支票簿及支票印章交給被告以進行資金周轉，尚難以偽造、變造有價證券相繩，是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涉犯本件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七、適用之法律：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徐則賢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