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再易字第28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再易字第28號

再審原告

台灣封奇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吳錫鑫

再審被告

高天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03年5月28日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7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70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之判決書分於民國103年6月5日、9日送達再審原告，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再審原告於103年7月2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於法即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原告吳錫鑫不認識再審被告，而再審原告台灣封奇有限公司（下稱封奇公司）於99年間即結束營業，是再審原告從未開立發票日係102年4月20日、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又訴外人周加渝前任職於封奇公司管理財務，經吳錫鑫曾於100年3月23日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報案，陳述周加渝侵占封奇公司之銀行存摺、印章、支票，並曾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周加渝返還公司存摺、印章、支票，足證系爭支票應係周加渝偽造或變造，復交由訴外人周守男及再審被告行使。又系爭支票原發票日為100年7月20日，後經數次變更為102年4月20日，倘系爭支票係再審原告所簽發，何需在支票背面多次背書，顯有違常理，且該等重大瑕疵，可證系爭支票非周加渝所有，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支票縱非惡意亦有重大過失，原確定判決置此未論，逕認再審被告善意取得系爭支票，顯有不適用票據法第14條規定之錯誤。又再審原告以周加渝、周守男及再審被告涉偽造文書及詐欺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告訴，周加渝經傳喚後供稱：系爭支票背面「吳錫鑫」之背書係再審被告所要求，足證吳錫鑫並未於系爭支票背書，而係周加渝自行於支票背面加蓋吳錫鑫之印章，故系爭支票非吳錫鑫所為，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支票顯有惡意，則吳錫鑫就系爭支票不負背書人責任。復觀諸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可知支票背書人有周加渝、周守男、吳錫鑫外，尚有提示人亞東公司，顯見係亞東公司於提示遭退票後，始將系爭支票交付再審被告，屬期後背書，則再審原告自得主張周加渝偽造系爭支票之瑕疵，應由再審被告繼受，再審原告毋庸負票據法上之責任。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再審原告於100年3月7日所寄發存證信函、於100年3月23日所提出告訴之相關證物、系爭支票背面及退票理由單，及未經審酌周加渝於檢察署之筆錄，且前揭證物倘經審酌，顯然有利於再審原告。綜上，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3款及第497條規定規定之再審事由。並聲明為：㈠、原第一、二審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在原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件未經言詞辯論，據再審被告所提出書狀答辯意旨略以：再審被告不認識吳錫鑫、周加渝，係周守男持系爭支票向再審被告借款及延緩給付，再審原告所述再審被告要求周加渝於系爭支票加蓋「吳錫鑫」背書之事，顯為不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針對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本件再審原告指摘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3款及第497條規定規定之再審事由。故本院自應審究本件是否有該當前揭再審事由。現析述如后：

㈠、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係指確定判決就所認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之判斷，適用法規顯有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及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或本院尚有效之判例顯然違反者而言；至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漏未斟酌證據或判決不備理由，雖得於判決確定前據為提起上訴之理由，究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有別，當事人不得據以提起再審之訴。再審原告主張再審被告係惡意或因重大過失取得票據，原確定判決有不適用票據法第14條第1項之錯誤，故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然查，原確定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五、⑷、⑸已詳細說明縱使再審原告主張系爭支票係周加渝偽造或變造，仍無從證明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支票係出於惡意或有重大過失，且再審原告在支票背面多次背書，與常理無違，再審原告未舉證證明再審被告取得票據有惡意或重大過失等情。堪認原確定判決係以再審原告未盡舉證責任為由，而未適用票據法第14條第1項。再審原告上開所稱顯屬對原確定判決依其職權認定事實取捨證據所形成心證之指摘，依前開說明，難認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存在。

㈡、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及第497條之再審事由：次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定有明文。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言。若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存在之證物，本無所謂發見，自不得以之為再審理由（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005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所謂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重要證物，雖在前訴訟程序業已提出，然未經確定判決加以斟酌，或忽視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不予調查，或就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之證據未為判斷而言，均不失為漏未斟酌，且以該證物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基礎為限，若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本條所定之再審事由。經查：

⒈再審原告雖指有原確定判決未斟酌之證物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被告之筆錄」乙情。然查，再審原告實僅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通知單，且依該通知單所示（見本院卷第14頁），偵查庭係103年5月23日始開庭，惟原確定判決於103年5月7日即已言詞辯論終結，堪認被告之筆錄非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是依上說明，當事人執此認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及同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顯與法未合。又再審原告雖以其於100年3月7日、23日寄發之存證信函、提出告訴之相關證物，認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支票係基於惡意云云。惟原確定判決已於事實及理由欄五、㈣、⑸說明縱系爭支票係因周加渝侵占持有公司大小章，而於系爭支票上為偽造或變造行為屬實，仍無從證明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支票係出於惡意或有重大過失，是亦無再審原告所指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漏未斟酌證據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再審原告主張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及同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與法不符。

⒉再審原告另主張觀諸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可知支票背書人有周加渝、周守男、吳錫鑫外，尚有提示人亞東公司，顯見係亞東公司於提示遭退票後，始將系爭支票交付再審被告，屬期後背書，則再審原告自得主張周加渝偽造系爭支票之瑕疵，應由再審被告繼受，再審原告毋庸負票據法上之責任，原確定判決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云云。然按背書由背書人在匯票之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票據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亦準用於支票，票據法第144條亦有規定。是於支票背面或其黏單上簽名或蓋章即屬背書行為甚明。查，依系爭支票背面「領款人於本虛線欄內背書，虛線外勿背書」欄下方固蓋有亞東公司之印文，該印文上並寫有000000000000之數字，以及支票背面之「提示人（行）填寫存款帳號或代號」欄係記載「000000000000」等節（見再證一）。可知亞東公司與提示人並非同一。再審原告以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認系爭支票提示人係亞東公司云云，與上開事證未合。況依上揭規定，可知法令上既認在票據背面或其黏單上簽名或蓋章即為背書行為，並未在票據背面另有其他區分。則系爭支票背面雖以虛線區分為「閱讀分類機背書章專用區」、「請領款人於本虛線欄內背書虛線外請勿書寫文字」2部分，然縱背書人於支票背面之領款人欄位簽名或蓋章，仍屬背書行為，要不因此而成為提示人。從而，再審原告以前情認再審被告係期後背書取得支票，應繼承前手之瑕疵，原確定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云云，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13款及同法第497條規定之再審事由存在，再審原告執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同法第502條第2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