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1474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1474號

上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蔡繕同（原名蔡通銘）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2 年度易字第354 號，中華民國102 年5 月1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3119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補充理由意旨略以：被告蔡繕同（原名蔡通銘）於民國98年間在臺北市向張鶴麟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余文祥取得俗稱「芭樂票」之支票號碼AA0000000 、金額新臺幣（下同）246 萬元之支票一紙，明知該支票無法兌現，竟基於詐欺犯意，因債務關係而交付予卓文彬，卓文彬並因而交付借款，且允其延後清償債務，蔡繕同藉此獲取財物及利益。因認蔡繕同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第2 項之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同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蔡繕同涉犯前揭罪嫌，係以卓文彬之證詞及如附表所示2 紙支票（下稱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交付系爭支票給卓文彬，惟堅決否認有詐欺取財、詐欺得利犯行，辯稱：支票是經營五金買賣業務，由廠商所交付之貨款支票，我交給卓文彬是要清償債務，卓文彬沒有另外借款，也沒有延期清償等語。

四、經查：

㈠系爭支票被告辯稱係因買賣五金業務由客戶所收取等情，已據其供承：貨款總額為298 萬5 千元，我請客戶先開2 紙共286 萬元的支票，是要清償積欠卓文彬的債務等語（第31198 號偵查卷三第54頁，原審壢簡卷二第91頁背面、85頁、第108 頁背面，易字卷第17頁背面）。公訴意旨雖認系爭支票被告係於98年間在臺北市向張鶴麟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余文祥取得之「芭樂票」云云，惟就此主張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且依票據交易常情，取得他人票據時，為確認票據債信決定是否收受，均會向銀行照會。卓文彬於原審證述其取得支票時，有向銀行照會，銀行行員表示票據往來正常沒有問題（原審壢簡卷二第107 頁背面）。被告於原審亦供陳其取得支票時，有向銀行照會（原審易字卷第17頁背面）。所述均與上情無違。自不得僅因系爭支票屆期無法兌現，即認被告所辯不可採，並為上開不利被告之推論。被告對於其經營之公司名稱究為「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峻力公司）或「穎諄企業社」？交付其支票之人究為「余泰富」或「余文祥」？先後供述雖有不一。然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被告取得支票之原因，其先後供述縱有瑕疵而未可盡信，然仍非有積極證據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僅因被告辯解不可採，即遽為其不利之證據。

㈡被告供稱其交付系爭支票給卓文彬，是要清償其積欠卓文彬之債務。此與卓文彬於原審證述：被告在交付系爭支票之前約一年多左右陸陸續續向我借款，共300 多萬元，有部分債務被告是交付他太太的票，還剩286 萬元；系爭支票被告是在合作金庫林口分行交付給我，是要償還之前欠的286 萬元債務；被告應該沒有再跟我借錢等語（原審壢簡卷二第61、87頁）相符。並有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在卷可佐（第31198 號偵查卷一第44-46 頁），被告所辯上情，應可採信。按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民法第320 條定有明文。被告交付系爭支票給卓文彬，既係為清償其對卓文彬所負債務，渠等間既無約定舊債務消滅，則支票屆期未獲兌現，其舊債務仍不消滅。又公訴意旨以卓文彬取得系爭支票後，被告有取得延後清償債務之利益。惟卓文彬於原審已證述：我拿到本件支票後，票就到期了，被告並非交付遠期支票等語（原審壢簡卷二第76頁）。則被告交付支票時發票日既已屆至，自無從獲得任何延後清償之利益。綜上，被告交付系爭支票，既係為清償對於卓文彬所負債務，並無另向卓文彬借款，而卓文彬亦無免除舊債務，甚或允諾延後清償，被告既無獲得財物，亦無獲取利益，即與刑法第339 條第1 項、第2 項之詐欺取財罪、詐欺得利罪之構成要件不合。

㈢卓文彬於原審雖一度證稱：被告交付系爭支票時，另向其借款，係借小額的，是幾萬元或是10萬元左右，當時被告係以小孩要註冊費用或家裡需要用錢的名義向其借款，其馬上至銀行領錢交給被告；當時有借款給被告，是1 、2 萬元，被告是表示小孩要付學費云云（原審壢簡卷二第76頁背面、第108 頁）。惟卓文彬嗣於原審已更異其詞，改稱：「應該沒有再向我借款」（原審壢簡卷二第108 頁）。其先後供述已有不一，前此所為被告有再向其借款之詞既有瑕疵，尚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五、被告與卓文彬間有多年借款往來關係，已據卓文彬於原審證述在卷，並有所提借款明細表可佐（原審壢簡卷二第89頁）。被告交付系爭支票，係為清償其對於卓文彬所負債務，卓文彬既無交付財物，亦無允其延期清償，即無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詐欺得利犯行可言。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同此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為被告無罪判決，經核並無不符，應予維持。

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辯稱因經營峻力公司向「富閎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閎公司) 收取貨款而取得系爭支票，才會轉交給卓文彬償還所積欠之借款，伊並未核對當時在場交付支票自稱「余文祥」之人及富閎公司負責人「余泰富」等人證件，伊並不認識「余泰富」，「余文祥」也只有給伊一張名片，除此並無其他聯絡資料。然被告既稱峻力公司設廠在彰化，其係負責收取北部的款項，則其自應就交易相對人姓名、身分及聯絡方式予以再三確認，確保所收取之貨款支票若未能如期兌現或有其他問題時，才能順利追索求償，然其卻對自稱富閎公司之「余泰富」及「余文祥」等人毫無所悉，且對支票係富閎公司負責人「張鶴麟」，並非「余泰富」，亦稱沒有特別檢視，而所收取之貨款金額達上百萬之多，在無收取部分現金或為其他擔保，僅交付2 紙支票亦未確實核對，即輕易信任，所辯顯與一般以代收票據作為債權受償之交易實務有違。被告顯係向自稱「余泰富」、「余文祥」之人但實為詐騙集團之成員取得本件支票，且亦知悉取得之支票無法兌現。㈡卓文彬於審理時原證稱：被告交付系爭支票時有再跟伊借錢，是小額的，幾萬元或十萬元左右，當時被告是用小孩需要註冊費用或家裡需要錢之類的原因，伊當時就馬上在銀行領錢交給被告，因為被告是用這些票來當作有付大額的款項，另外再向伊借小額的款項；並稱：因為被告很會講話，講的很可憐，才會一直借錢給被告，被告本來也說下午要還錢，但一毛錢都沒有清償等語。102 年3 月6 日審理中先稱被告交付系爭支票時有跟伊借錢也是1 、2 萬元，是小孩要付學費等情。嗣改稱交付支票時應該沒有再跟伊借錢，被告昨天電話中說每個月要還5萬等語。可知卓文彬係因事後與被告就民事借款債務達成還款協議，故為有利被告之證述，卓文彬就此部分之證言，尚難採信等語。惟查，被告取得系爭支票之原因究為何？其先後供述雖有不一，所辯縱與事理有違而無可採；然被告係以系爭支票清償其對於卓文彬所負債務，其既未另自卓文彬取得借款，卓文彬亦未允其得延期清償，易言之，被告交付系爭支票予卓文彬後，卓文彬並無為任何財產上處分，致受有損害，即與刑法詐欺罪構成要件不合，理由已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