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度上易字第1660號｜刑事：竊盜｜裁判日期：110 年 05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1660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長鴻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301號，中華民國109年7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調少連偵字第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丙○○無罪，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及證據（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前於106年8月24日第1次警詢時供稱「我拿的是公司機， IPHONE 5S、小米手機、IPHONE 6各一支，筆記型電腦的廠牌、型號我忘記了，總共價值約新台幣2萬元」、「因為當時在甲○○的通訊行上班，那時候是隨身攜帶，離職後就沒有還回去」（見該次調查筆錄第2頁），嗣於109年9月28日第2次警詢時則供稱「我不覺得是竊取，我只是離職時忘記歸還。我有把小米手機1支還給甲○○，其他的IPHONE 5S、IPHONE 6各1支及筆電1台在我搬家時遺失」（見該次調查筆錄第2 頁），復於107年6月7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問：即便如此，5月2日已經離職，為何未將手機和筆電返還？）當時正好在搬家，且我太太正好要生產」、「（問：這些都並非理由，為何離職時未返還工作上持有之物品？）因為我是以電話離職」（見該次偵訊筆錄第2頁），卻嗣於原審108年9月20日準備期日供稱「我之前以為是我老婆拿的，放在舊家，但我回家問我老婆，他說他根本沒有拿走，他說他放在上班的桌上」（見該次筆錄第4頁），又於109年6月9日審理期日經檢察官詢問何以警詢時有不同之供述時，答稱「我上次開庭有提到，當時我老婆未滿16歲，我怕她有事，所以先全部攬在自己身上」（見該次筆錄第52頁），而證人即被告之配偶劉○君於同一審理期日亦證稱「筆電、手機是當時在通訊行裡所用的工作用具，所以當時是隨身帶在身上，離職時甲○○不在店裡，我們全部放甲○○桌上就離開了」（見該次筆錄第5、6頁）、「我們當天做完下班東西放完，隔天就沒有再去上班，所以當天是晚上離職，放在裡面是我放的，丙○○在玻璃門外，沒有親眼看到」（見該次筆錄第23頁），是被告於警詢、偵訊之前階段，係坦承拿取告訴人所有之手機、筆電等物，僅係於後階段否認有何竊盜犯意而已，而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所述「我之前以為是我老婆拿的，放在舊家」等語，則與證人劉○君所述返還系爭物品之經過不符。且若證人劉○君確有將系爭物品返還而未帶走，被告實無於警詢、偵訊時虛偽陳稱有拿走系爭物品之必要。是被告前於警詢、偵訊時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應屬可採。㈡至證人劉○君於原審審理期日為有利被告之證述內容，然其於 106年8月24日警詢時則供稱「（問：你與丙○○所竊取之物品為何？）聽丙○○所述，為筆電、手機，詳細的我不清楚」，是其於審理期日翻異前詞，改稱其有將上開物品放置在告訴人通訊行後始離去等語，應係為維護被告所為之虛偽證述，顯不可採。㈢另雖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之證述內容確有相互矛盾之處，亦有與卷內事證不符，應屬虛偽陳述之處，然就系爭物品確遭被告取走而未歸還一事，則始終如一，足供作為不利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㈣綜上，依被告於警詢、偵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佐以告訴人歷次之證述及證人劉○君於警詢之證述，足認被告確有拿取告訴人所有之系爭工作上所用物品，嗣後始終未予歸還，而有侵占犯行，雖起訴書認此部分為竊盜犯行尚有誤會，然因起訴書所認定之犯罪日期、地點皆無誤會，且所涉及之物品亦屬相同，應認受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應諭知變更起訴法條後，為有罪之諭知。然原審判決認告訴人之前後證述確有矛盾及與實情不符之瑕疵，忽略就系爭物品遭被告拿取而未予歸還一事，告訴人前後證述始終如一，且亦採信證人劉○君於審理所為有利於被告之不實證述，復未注意被告於警詢、偵訊時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而諭知被告無罪，尚有認事用法之違誤。三、上訴駁回之理由：㈠檢察官上訴意旨指：被告於偵訊中稱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有坦承拿取告訴人所有之上開物品，僅後階段否認有何竊盜之犯意，是被告警詢、偵訊時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應屬可採等語。惟查，被告於106年8月24日第1次警詢時係稱因當時在甲○○的通訊行上班，那時候是隨身攜帶，離職後就沒有還回去等語（少連偵卷第6頁），106年9月28日第2次警詢時則供稱我不覺得是竊取，我只是離職時忘記歸還。（少連偵卷第11頁），是由被告所供述之內容，被告並未曾認有竊取之行為，其後於偵查、原審中所為之陳述，亦均否認有竊盜之情形，僅係就告訴人所有之上開物品就是否已返還告訴人有未盡一致之陳述，惟尚無從僅以被告供述前後有部分不一致之情形，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㈡另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庭呈其與告訴人間臉書訊息對話記錄，於106年5月2日即告訴人指訴被告竊取告訴人店內DELL筆記型電腦1台、IPHONE 5S手機2支、小米牌手機1支、白牌手機1 支之日，告訴人曾致電被告，但被告未接，於106年5月3日告訴人傳訊息「有事找你」，被告於同日回傳「文哥怎麼了」、「我發燒早上在休息」，告訴人隨即回覆「嗯嗯」、「沒事了」，106年5月16日告訴人傳訊息表示「星期六唱歌」「你要來嗎？」「犒勞你們最近的辛苦」，被告則回覆「文哥我要顧小孩跟老婆可能」（本院卷第135至138頁），告訴人亦表示上述對話記錄為真正等語（本院卷第162頁），是由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苟被告竊取告訴人所有之開物品，則何以對話間未曾提及告訴人所有之物遭被告竊取，甚且於同年5月16日邀請被告唱歌以慰勞被告之辛苦，且參以被告於原審所提出與告訴人間之對話記錄，可見被告確有受僱於告訴人，此部分並經原審於判決理由說明明確（原審判決書第5頁）。至證人即告訴人房東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告訴人有向我承租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子，作為經營手機行之用。我一個月會去告訴人店2到4次。我去的時候，有看到女店員兩次，有時候我去沒看到店員。沒有店員時，店裡有監視器，有客人進來，甲○○再出來接應就好。有看過一個男的一次，但不確定他是不是店員，也不知道他跟這家店有何關係，也不知道他是誰。我有交給甲○○鑰匙，是電動遙控器與側門鑰匙各一份。沒有印象告訴人有臨時跟我借過電動遙控器鑰匙。我不知道這間店的營業時間，每次去的時間沒有固定，店裡實際有多少員工我不清楚等語（本院卷第156至159頁），是依證人丁○所述，證人丁○對於告訴人所經營通訊行之營業時間、僱用多少員工均不知情，要不能以證人丁○在告訴人經營通訊行一年多之期間，去過十幾次，僅有一次看到一位男性，即認定被告並非告訴人員工，且證人丁○證述亦與告訴人所稱係因店內鑰匙遭被告所拿走，過一段時間向房東丁○借取鑰匙之後，始發現物品遭竊之情有間。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向被告要鑰匙要了一個月，被告才還我，一個月期間鑰匙都在被告處，過一個星期我還是找不到被告，就跟房東借鑰匙等語（本院卷第162至163頁），惟此顯與被告所提出與告訴人間之臉書對話記錄不符，亦與證人丁○證述沒有印象告訴人有臨時借鑰匙之情不符，是告訴人之指訴顯有重大瑕疵。㈢至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之前在富貴粵來餐廳擔任員工，被告跟告訴人甲○○都是餐廳老闆的朋友，有一次被告來店裡面要請老闆約甲○○，後來老闆就把甲○○找來，我當時聽到他們在講甲○○的車子被丙○○開出去撞壞了，還有甲○○有開一間手機店丙○○有在那邊工作，丙○○有偷店裡的手機，丙○○ 說要賠。我當場聽到的是東西是我偷的我要賠，我不確定完整的句子。但內容大致上就是被告有承認他有偷手機他要賠，車子應該是被告向告訴人借車撞壞，他也說要賠。我沒有全程在旁邊。印象中有聽到沒有賠錢，所以才上法院。當時被竊的東西是手機跟筆電。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被偷的也不清楚有沒有提到數量。當時甲○○情緒比較激動，他好像說是用偷的。我不記得有沒有人陪同被告前來等語（本院卷第127 至129頁）。惟證人乙○○僅係事後聽聞被告與告訴人討論賠償事宜，且依證人乙○○所證述之內容斯時已是告訴人提告之後，證人乙○○就所聽聞之內容復記憶不清之處，是無從僅依證人乙○○事後聽聞被告與告訴人間討論賠償事宜且記憶不清之證言，即認被告有竊取告訴人所有之上開物品。四、綜上所述，原審以告訴人指述之可信性堪疑，又與客觀事證不符，依檢察官所舉事證，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所提出新證據，經本院調查後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之竊盜或上訴書所指侵占犯行，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儀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彭聖斐提起上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12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孫惠琳法　官張育彰法　官王惟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陳怡君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17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301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丙○○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調偵字第8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丙○○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告訴人甲○○（以下直接稱呼其名）為朋友，其於民國106 年5 月2 日晚上8 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0 號甲○○經營之通訊行商討將甲○○車輛撞毀之賠償事宜（涉毀損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嗣於同日晚上10時許，因甲○○暫時外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告訴人店內DELL筆記型電腦1 台、IPHONE 5S 手機2 支、小米牌手機1 支、白牌手機1 支等物品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竊盜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竊盜罪嫌，是以被告之供述、甲○○之證述、劉○君之陳述等作為證據。四、被告固坦承與經營前述通訊行之甲○○認識，有將甲○○之車輛撞傷，且甲○○店內有放置筆電及手機，惟堅決否認有竊盜犯行，辯稱：我在甲○○的通訊行任職2 、3 個月，是我跟甲○○的共同好友綽號「阿正」的男子介紹我去那邊工作，我老婆（即劉○君）跟我一起在那邊工作，後來我老婆要生產，我們就離職；工作期間我有跟甲○○借車出車禍，因為我當時是要去送貨，是因為公事，所以甲○○說不用賠償，他之前跟大家說我不用賠償，大家包含「阿正」等朋友都知道；但因為後來甲○○耍賴說他沒有答應過不用賠償，而且他還是當著我們一群朋友的面耍賴，這群朋友當場質疑甲○○之前有答應不用賠償，那時候我們是一群人在餐廳，餐廳在南京東路上，是一家港式飲茶，大概是6 月初的事情；這群朋友我們常常聚會，還有另外一個是我高中同學陳源煌；因為甲○○說他當初買這台車是65,000元，所以要我賠償這個金額，就是當天在餐廳說的，我當場並沒有答應他，後來我們也沒有再討論這件事情，他就直接去報案，說我偷他的手機和毀損他的車子；甲○○有給我和我老婆1 台筆電、1 支IPHONE 5S 手機、1 支小米牌手機；甲○○給我老婆筆電和手機是為了要記帳和做客服，沒有帶到店外，因為當時我老婆未滿18歲，所以告訴人都提告在我身上；我跟我老婆上、下班時間不一樣，我之前以為是我老婆拿的，放在舊家，但我回家問我老婆，他說他根本沒有拿走，他說他放在上班的桌上，小米機放在右邊第一格抽屜，IPHONE 5S 手機跟筆電一起放在桌上等語。經查：（一）證人甲○○先於106 年6 月6 日警詢中證稱：於106 年5 月2 日下午9 時許，被告與他女友（即劉○君）到我店找我聊天，之後我於106 年5 月2 日下午10時許有事離開店裡，因為怕他們要離開，所以我將大門、櫃臺鑰匙留在店內，之後我於106 年5 月3 日凌晨0 時許回來，發現店門已經關了，之後我便打電話聯絡他們，詢問他們去哪、鑰匙在哪，他們表示要拿過來給我，結果他沒有拿來，其中我約莫有打電話50、60通電話催促他們歸還鑰匙，並且於電話中表示，店內物品如有短少他們要負責，他們有表示手機、筆電在他們那，我也表示手機、筆電為公司物品，請他們立即歸還，直到106 年6 月3 日，丙○○才透過我朋友將鑰匙拿給我，之後我於106 年6 月4 日下午3 時許到店裡點貨才確定前述物品不見；他們於106 年2 月24日向我借用我的自小客車4221-K9 號，之後當天下午1 時33分通知我車子撞毀，然後說賠償我，他表示要賠償我100,000元，我說大概65,000元就好，結果到現在都沒有賠償我等語（見少連偵卷第20至21頁）。（二）然而，甲○○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是5 月2 日晚上8 時許來找我談車禍的賠償事情，當時談好他要賠我65,000元；當初我們有談和解，被告有說連同手機等上開物品要賠我100,000 元，但都沒有賠償給我等語（見少連偵卷第62頁）。甲○○於警詢中說有「被告要賠償100,000 元、但吳志文只要求65,000元」之情形，於偵查中說這是包括車損及手機等物品之賠償，卻又於偵查中供稱這是107 年5 月2 日談好的，依甲○○所述，被告拿走手機等物品之行為是發生在107 年5 月2 日甲○○離開後，則被告與甲○○如何在107 年5 月2 日見面時談好手機等物品之賠償？顯見甲○○之證述本身有前後矛盾之處。又甲○○於偵查中證稱：我隔2 天有查看店內監視器晝面，但因為被告說他要還，所以我就沒有將那天監視器晝面保存下來等語（見少連偵卷第62頁），然而甲○○於警詢中是宣稱被告於107 年5 月2 日拿走鑰匙後，甲○○是到106 年6 月4 日才拿到鑰匙進入通訊行內，則甲○○如何可能隔2 天查看監視器晝面？足見甲○○之證述與事實不符，是否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不利之依據，容有疑問。（三）另甲○○於審理中證稱：我的通訊行是106 年農曆年前開始經營，被告及其老婆沒有在這裡工作過，但他們常來，我很多朋友下班後都會去那邊泡茶聊天，我沒有因為工作關係交給他們任何手機或筆電；通訊行只有鐵捲門和有推把的門而已，但是我們推把門都不關，5 月2 日晚上我出去，40分鐘回來後捲門已經放下來了，遙控器被被告和劉○君拿走，鐵捲門遙控器只有我跟房東各一把，我立刻打給被告，我打了1 、2 個月都不通，被告都不接不回，後來我受不了去找房東開門，那段時間通訊行都無法營業，但我還是有給我員工薪水，我覺得這是小錢，對我來說這是副業我也沒有急著把門打開；5 月2 日後我跟被告都沒有見面，後來被告找了一個我姓黃、叫「慶哥」的朋友開的餐廳談，「阿正」也在，在敦化南路，他承認有竊盜，也有說要還錢，但我當時已經提告，所以我覺得沒有很在意；當時通訊行員工只有一個20歲小女生，沒有開之後就沒有聯絡，我只知道姓黃，我們都叫他皇帝；賠償的事從5 月2 日那天在通訊行談，細節還沒談完我就先走了，回來他門就關起來了，後來在餐廳談細節；被告說要賠償我，我說好，被告說現在沒錢可不可以分期付款，我說好沒問題，被告說每個月賠償我1 、2 萬元，總共1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56 至171 頁）。（四）依甲○○前述於審理中之證述，足認被告辯稱與甲○○有「阿正」之共同朋友、被告與甲○○曾於港式飲茶餐廳討論到65,000元的賠償等情，並非到法院時才虛偽捏造的，是與事實相符而可以採信。至於甲○○雖證稱5 月2 日被告拿走遙控器後通訊行就被迫停業，然而，甲○○既證稱房東也有遙控器，跟房東借遙控器就可以開門，但甲○○卻捨此不為，放任通訊行無法營業，持續支付房租及員工薪水，到超過1 個月後才去找房東，顯然與常情不符。又甲○○既證稱5 月2 日後、到餐廳見面前都沒有見到被告，又說是6 月4 日才開門進入通訊行，可見甲○○與被告在餐廳見面是6 月4 日以後的事，然而，如果甲○○與被告確實有在餐廳談好賠償條件，被告之後會每月分期給付賠償，為何甲○○會旋即於6 月6 日就到警局提告並製作筆錄？顯見甲○○之證述與事實不符，反而是被告辯稱是甲○○在餐廳要被告賠償65,000元、被告並未答應、被告就直接去警局報案等情，較為可信。（五）而被告於審理中當庭庭呈其與甲○○之臉書訊息對話紀錄，甲○○於106 年3 月22日請被告先至三重找甲○○、再到三重另一地點拿甲○○所屬之「台灣互聯警政時報」報社名片；於同日被告向甲○○告知被告朋友說壁紙明天晚上來貼；於106 年4 月10日甲○○請被告至土城上次去的地方看報紙印刷情形，被告向甲○○告知半小時後印好，甲○○請被告拿收據回來給他；於106 年4 月25日被告拍攝通訊行內部陳設照片給甲○○；於106 年5 月16日吳志文打給被告，通話9 分57秒；於106 年5 月18日甲○○傳訊息被告「這幾天把店裡的垃圾處理一下」、「房東再反應了」、「還有車子的東西」、「醒來打給我」等語；於106 年5 月22日黃志文傳訊息給被告「在嗎？弄好拿店裡鑰匙給我」等語，可以看出甲○○於106 年3 月至5 月間確實有要被告為其處理通訊行及報社相關之工作，與被告所辯相符。甲○○證稱被告沒有為其工作，於106 年5 月2 日遙控器被被告拿走後，其無法進入店內，也聯絡不到被告等情，為虛偽之證述，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六）此外，證人劉○君於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106 年農曆年後開始在甲○○之通訊行上班，甲○○有給被告1 支盜版IPHONE給被告，有給我1 支黑色小米手機和筆電，筆電是我記錄通訊行內大大小小事情所用，手機是甲○○要聯絡我與被告，筆電放在通訊行裡，偶爾甲○○要我們帶回去加班，手機隨身攜帶；我屬於後面統計，通訊行後面有一間房間，我在後面工作，被告跑外面，他不算業務，就是去處理一些在外處理的雜務；鑰匙、遙控器被告有一組，，通訊行另一名女生員工也有，通常是被告或那名女生開店，被告關店；原本就說好我們要在106 年4 月底離職，因為我懷孕，甲○○說他4 月底再找人；離職當天甲○○不在場，甲○○跟我們說東西放桌上就可以離開，放在裡面是我放的，被告沒有看到，被告有把鑰匙帶走；我5 月2 日沒有去過通訊行，當時懷孕在家裡待產；被告有因為送貨而出車禍，甲○○說不用賠償，後來有在餐廳聚餐，甲○○問我跟被告手機跟筆電在哪裡，我說都在店裡，我跟被告沒有拿等語（見本院卷第135 至155 頁），與被告前述所辯及前述對話紀錄內容相符，益證被告所辯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五、綜上所述，甲○○之證述前後矛盾，且與客觀事證不符，反而被告之辯詞有甲○○、劉○君之證述及臉書對話紀錄可佐，足以採信。檢察官指述被告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竊盜罪嫌所憑之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依前述法條之規定，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儀芳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彭聖斐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7 日刑事第十九庭法官時瑋辰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楊喻涵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6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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