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刑事：贓物｜裁判日期：113 年 04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鼎謙（原名張國威）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贓物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2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2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被告張鼎謙（原名張國威）與簡壯旭（於本院撤回上訴，原審判刑確定）、江俊諺（原審判刑確定）共同基於收受贓物之犯意聯絡，而為下列犯行，因認被告均涉犯刑法第349條第1項收受贓物罪嫌：㈠簡壯旭於111年3月25日前明知棄置在宜蘭縣蘇澳鎮蘇花改白米高架下箱涵及P38-P42橋墩處（下稱案發地點）之鋁製電纜導線架係他人竊盜之贓物，竟委託張鼎謙租賃搬運贓物之貨車，另聯繫江俊諺共同前往案發地點，張鼎謙旋至大昇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大昇公司）租賃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並於111年3月25日駕駛該車搭載簡壯旭、江俊諺共同前往案發地點，3人均明知案發地點之鋁製電纜導線架係贓物，仍共同將315公斤之鋁製電纜導線架搬運上車，復由張鼎謙駕駛該車搭載簡壯旭、江俊諺共同前往宜蘭縣○○鄉○○ 路○段000號旁之豐億金屬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豐億公司），由簡壯旭下車將前開贓物變賣予不知情之簡文琪，簡文琪以每公斤新臺幣（下同）50元之價格收購，並當場交付1萬5,750元現金予簡壯旭。㈡簡壯旭於111年3月30日明知棄置在案發地點之鋁製電纜導線架係他人竊盜之贓物，竟委託張鼎謙租賃搬運贓物之貨車，另聯繫江俊諺共同前往案發地點，張鼎謙旋至大昇公司租賃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並於同日駕駛該車搭載簡壯旭、江俊諺共同前往案發地點，3人均明知案發地點之鋁製電纜導線架係贓物，仍共同將515公斤之鋁製電纜導線架搬運上車，復由張鼎謙駕駛該車搭載簡壯旭、江俊諺共同前往豐億公司，由簡壯旭下車將前開贓物變賣予不知情之簡文琪，簡文琪以每公斤50元之價格收購，並當場交付2萬5,750元現金予簡壯旭。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如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同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法院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簡壯旭、江俊諺之證述、大昇公司汽車出借合約書、車輛車型軌跡紀錄、現場及蒐證照片、豐億公司地磅證明單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於偵、審中始終堅詞否認犯行，辯稱：這二次我只有幫忙租車，我不知道那些東西是贓物，簡壯旭都是跟我約在冬山喜互惠超市那邊把車給他，簡壯旭自己一個人來，並把車開走，租車的錢是我先墊，然後簡壯旭再給我，這二次沒有給我什麼報酬；我只看過江俊諺一次，就是4月11日那次在蘇花改橋下等語。五、經查：㈠全案在案發地點，共發生三次共同收受贓物犯行，第一次即1 11年3月25日，經原審判刑確定之參與人有簡壯旭、江俊諺；第二次即111年3月30日，經原審判刑確定之參與人有簡壯旭、江俊諺；第三次即111年4月11日，經原審判刑確定之參與人有簡壯旭、江俊諺及被告張鼎謙，從時序看來，被告知情且參與之犯行是第三次，這已是最後一次，參與發生在後的犯行，未必代表對簡壯旭、江俊諺前兩次相同犯行亦知情且參與，是檢察官對被告起訴涉犯該兩次收受贓物罪嫌，自需有足夠的積極證據加以證明，先予敘明。㈡三次都由被告出面具名租車，被告並不否認，證人簡壯旭等人亦證述明確，並有大昇公司汽車出借合約書、車輛車型軌跡紀錄、現場及蒐證照片、豐億公司地磅證明單、同案被告江俊諺之手機基地台位置查詢紀錄、車號査詢車籍資料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並無疑義。㈢但就第一、二次被告有無一同前往案發地點甚至參與搬運贓物？證人江俊諺雖曾於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這2次均有到案發現場與我、簡壯旭將上開鋁製電纜導線架搬運上車，並共同載往豐億公司變賣得款並均分等語；然查，證人簡壯旭曾於112年5月5日偵訊時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3月25日、3月30日、4月11日這3次，都是被告租車，因為我駕照不見10幾年了，這3次有時2人（我跟江俊諺）搬，有時3人（我跟江俊諺、被告）搬，後於檢察官提示江俊諺筆錄告以內容後，改稱這3次3人都有去搬等語；嗣簡壯旭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112年2月14日偵訊筆錄第5頁倒數第4至1 行，並告以要旨】問：你在偵訊時證述起訴書所載的三天都是被告負責租車、開車，你有跟被告說租車是要去載偷來的鋁製電纜導線，江俊諺、被告都知道是要去載贓物，只是你沒有說是誰偷的，是否如此？）對；搬電纜導線架的時候被告有跟我們去過一次現場，哪一次我忘了，那次也有跟我們一起去變賣鋁製電纜導線架；（問：為何被告租車後有2次沒有去？）他要上班等語明確。可見，簡壯旭於偵訊時也不確定到底被告是否3次都有參與，是因檢察官提示江俊諺前揭偵訊證詞，簡壯旭才稱被告3次都有去，但簡壯旭又於原審作證時證稱被告只去1次，且證述其他兩次被告因上班而沒有參與，則關於前兩次被告替簡壯旭租車，是否知道簡壯旭打算前往何處做什麼？又是否租得車輛後，皆有與簡壯旭、江俊諺一同前往案發地點載運贓物？檢察官僅憑同案被告江俊諺、簡壯旭之證述為據，但該2人所述有明顯前後不符、互相不一致的重大瑕疵，本案被告參與另2人第一、二次收受贓物犯嫌之積極證據已明顯不足。㈣簡壯旭等2人或3人前往案發地點載運贓物時，皆未遭管理案發地點的南澳公務段工程員等人所發現，故相關站長、工程員之證詞，皆無法釐清被告有無參與前兩次犯行；又3次簡壯旭皆有將贓物載往豐億公司變賣，但證人即豐億公司之簡文琪於偵訊時證稱：這3次應該有2、3個人來，最少都有2個人來等語，可見簡文琪也無法肯定是否3次皆有3人一同前來銷贓，自不能作為被告確有參與3次之依據，則在本案並無相關地點之監視畫面等事證可為補強，被告又始終堅詞否認之情形下，自不能僅因共同被告有瑕疵之指述便認定被告前兩次亦知情且參與。六、綜上，公訴人所舉之證據，無法充分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參與簡壯旭、江俊諺於111年3月25日、3月30日收受贓物之犯嫌，共同被告不利之指述，具有明顯瑕疵且欠缺補強，被告此部分被訴犯嫌不足，依據前揭證據法則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此部分犯嫌無罪。七、原審經調查、審理後，同本院前揭認定，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此被訴部分無罪，經核其證據之取捨與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違誤。八、檢察官提起上訴，認江俊諺於112年4月10日、5月9日偵訊時、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一致證述3人3次皆有參與、一同前往案發地點載運贓物，江俊諺與被告先前並不認識，江俊諺應無誣陷被告之可能，又簡壯旭警詢、112年2月14日偵訊等陳述，皆可作為江俊諺前揭證詞之補強，其餘有利被告的陳述，應係出於迴護被告之意，且被告有駕照、簡壯旭無駕照，被告豈有可能替無駕照的簡壯旭租車卻不過問用途，無端負擔掛名租車給無駕照之人的風險，是被告至少有幫助之犯意，原審之無罪判決顯有違誤。九、然查，檢察官上訴仍憑共同被告江俊諺、簡壯旭若干不利被告之陳述，作為被告涉案之積極證據，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且檢察官對卷存有利被告之證詞，未能指出不可信之處，僅稱應係迴護被告之詞，實屬推測，並無合理論據，參以證人簡壯旭亦曾證稱：之前與被告有點金錢上的糾紛，被告跟我討錢，是關於本案這三次租車的錢，但是我不認為是我有欠他錢，我該給被告的都有給了等語，核與被告所辯：之前三次租車的錢，簡壯旭都沒有給我，是我先墊付的，後來我有去跟簡壯旭討錢，雙方有點不愉快等語大致相符，可知被告與簡壯旭後來確曾因本案被告出面租車而生之金錢糾紛，互有嫌隙，簡壯旭是否因此而於偵查中為對被告不利之陳述，自有疑問，江俊諺不利被告之所述，即無堅實的證據作為補強，且不排除乃因事不關己或記憶有誤所致，皆仍可見明顯的瑕疵，檢察官卻以之作為被告前兩次亦有涉案之積極證據，自難認為已盡舉證責任並排除合理懷疑，況且，簡壯旭駕照有效期限僅至2014年，其與被告認識快十年了，被告亦知悉簡壯旭無駕照，被告確有可能基於長年認識的情誼，同意幫簡壯旭出面租車，至於簡壯旭是否如其所述要去幫老闆搬料，被告如已同意租車，且未打算參與，自無進一步過問的必要，這是多年朋友間所可能會有的信任關係，檢察官稱被告至少有幫助犯意云云，仍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此兩次涉案之積極證據不足，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事證有疑，自應利歸被告」，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法應予駁回。十、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同居之父親張振泰簽收傳票），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怡材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廖建瑜法官林孟皇法官吳勇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翁伶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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