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 113年度上訴字第4793號（詐欺等） -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9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希逢選任辯護人許哲銓律師李瑀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犯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23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227號、112年度偵字第11949、31399、33180、33181、33182、33183、37807號、112年度偵緝字第20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希逢部分撤銷。陳希逢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犯罪事實一、陳希逢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0年6月1日前某日起，加入陳智麒、廖洺浩、曾士樺（另經本院科刑）、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網路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鄭允浩」之成年男子〔其網路社交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鄭允浩」，下稱「鄭允浩」，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人〕、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老蕭」之成年人（下稱「老蕭」，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等成年人（無證明有未滿18歲之少年）所共同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騙集團組織（下稱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該詐騙集團之取款車手工作，並提供其向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雄銀行）中壢分行申請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高雄銀行帳戶）供「老蕭」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使用，以供「老蕭」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收取向被害人詐欺所得款項之用，並負責前往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提領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向被害人詐欺所得款項之工作，且將所領取之現金轉交予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詐欺所得之實際去向。俟陳希逢與「鄭允浩」、「老蕭」及其等所屬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鄭允浩」於110年4月14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透過臉書結識梁麗金後，以LINE向梁麗金佯稱其為澳門娛樂旅遊公司人員，如果梁麗金依其指示到六合彩網站投2注美金2,000元，可獲得中獎獎金港幣600萬元，惟梁麗金須先繳納新臺幣（下同）21萬6,000元之國外保證金，才能領取中獎獎金港幣600萬元等語，致梁麗金陷於錯誤，依「鄭允浩」之指示，於110年6月1日11時15分許，前往址設雲林縣土庫鎮馬光路177之5號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土庫馬光郵局（下稱土庫馬光郵局）內，以臨櫃匯款之方式，將3萬元匯入「鄭允浩」指定之王志文（另經法院論處罪刑確定）向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行申請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銀行王志文帳戶）內後，旋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於110年6月1日11時44分許，在不詳地點，將之轉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該次實際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款項，含其他不明款項，共計27萬元），再由「老蕭」指示陳希逢於110年6月1日12 時18分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18號之高雄銀行中壢分行內，以臨櫃提款之方式，將之提領一空（陳希逢實際提領款項，含其他不明款項，共計55萬元）後，末於不詳時間、地點，將之轉交付予「老蕭」，而以此方式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嗣經梁麗金發現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方循線調查，始知上情。二、案經梁麗金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關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供述證據部分：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故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於所犯該條例以外之罪，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㈡證人即告訴人梁麗金於警詢時之陳述，屬上訴人即被告陳希逢（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於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參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名，則不受此限制，特予說明）。㈢至被告於警詢時之陳述，對於被告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仍可在有其他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其他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本院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18至319頁），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三、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24至325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普通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等犯行，辯稱：我從頭到尾只有跟「老蕭」接觸，錢也是轉交給「老蕭」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並未參與犯罪組織，僅因貪圖「老蕭」應允之報酬，而從事收、提款之車手工作而捲入本案，除「老蕭」外，並不清楚尚有無他人參與本案，亦不知悉各該提款工作背後有無所謂詐騙集團之犯罪組織存在，亦無加入而成為該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自不構成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本案依卷內事證，尚無證據足認被告係與「老蕭」等共三人以上共同犯罪，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集團關係之認知，並不能徒以被告先前抗辯之不可採，或未能提出有利證據，而逕從不利被告之判斷等語。經查：㈠被告與「老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提供其向高雄銀行帳戶供「老蕭」使用，俟由「鄭允浩」於110年4月14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透過臉書結識告訴人梁麗金後，以LINE向告訴人佯稱其為澳門娛樂旅遊公司人員，如果告訴人依其指示到六合彩網站投2注美金2,000元，可獲得中獎獎金港幣600萬元，惟告訴人須先繳納21萬6,000元之國外保證金，才能領取中獎獎金港幣600萬元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鄭允浩」之指示，先於110年6月1日11時15分許，前往土庫馬光郵局內，以臨櫃匯款之方式，將3萬元匯入「鄭允浩」指定之第一銀行王志文帳戶內後，旋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於110年6月1日11時44分許，在不詳地點，將之轉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該次實際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款項，含其他不明款項，共計27萬元），再由「老蕭」指示被告於110年6月1日12 時18分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18號之高雄銀行中壢分行內，以臨櫃提款之方式，將之提領一空（被告實際提領款項，含其他不明款項，共計55萬元）後，末於不詳時間、地點，將之交付予「老蕭」，而以此方式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92頁；本院卷第335至33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偵24004卷第31至34頁），並有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土庫馬光郵局梁麗金帳戶之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影本、第一銀行回覆存款查詢之客戶基本資料、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高雄銀行存款開戶/服務業務申請書、客戶基本資料表-個人、個人戶本行（含本次）業務往來項目內容、被告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全民健康保險卡影本、高雄銀行存摺交易明細表、高雄銀行中壢分行111年1月5日高銀壢密字第111000001號函及其檢附高雄銀行存摺存款類取款、高雄銀行交易查詢清單等件在卷可稽（見偵24004卷第39、45、47、83至95頁；偵49227卷第233至237、243至253頁；偵37807卷第17至21、25至3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㈡被告主觀上具有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故意，茲說明如下：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復參以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詐騙集團收集人頭通訊門號或預付卡之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受騙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交付後，除承襲先前詐騙情節繼續以延伸之虛偽事實詐騙該被害人使該被害人能再匯入、交付更多款項外，並為避免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多於確認被害人已依指示匯款或提領現金後，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以臨櫃提款或自動櫃員機領款等方式將詐得贓款即刻提領殆盡；此外，為避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臨櫃提領詐得贓款，或親往收取款項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臨櫃提款、收取款項（即「車手」）、把風之工作，其餘成員則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然不論擔任車手工作而負責提領款項、取走贓款再交與詐欺集團上游之行為，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 ⒉查，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普通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衡酌近年來各式各樣之詐欺取財犯罪類型層出不窮，詐欺集團份子為逃避查緝，往往發展成由集團首腦在遠端、甚至遠在國外進行操控，由集團成員分層、分工，相互彼此利用，藉以遂行詐欺取財之犯罪模式，而依本案告訴人所述之情節，可知本件係由「鄭允浩」先透過臉書結識並詐欺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鄭允浩」之指示，而將受騙款項匯入「鄭允浩」所指示之第一銀行王志文帳戶內後，復經本案詐騙集團內之層層指揮，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將告訴人受騙款項轉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又由「老蕭」指示被告前往高雄銀行中壢分行內，以臨櫃提款之方式，將之提領一空後，再將之交付予「老蕭」，而以此方式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乃屬常見之詐欺集團犯罪手法，而此等詐欺集團之分工組織精細，屬三人以上集團性之犯罪結構，犯罪模式迭經媒體廣為披載、報導，並為政府於各種場合大力宣導禁絕，誠為具有一般社會生活知識之人普遍之認。查本案被告係具有一定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歷練之人，其對事物之理解、判斷要無異於常人之處，就上情實難諉為不知之理，則依被告之認知，參與本案對告訴人詐欺之人，除被告外，至少尚有「老蕭」及本案詐騙集團電信詐欺機房之成年成員（按即「鄭允浩」）等人，是被告對於參與詐欺犯行之成員含其自身己達三人以上之事實，已有所認識，益徵被告於行為時，主觀上有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⒊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被告直接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然被告既依「老蕭」之指示，提供其高雄銀行帳戶供「老蕭」使用，以供「老蕭」收取向被害人詐欺所得款項之用，且多次領取匯入其高雄銀行帳戶內之被害人詐騙款項（本案僅有1次），顯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有相當之默契與合作分工關係，尚非偶然受僱之單純領取款項，而係彼此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術，被告既知悉其所領取他人匯入其高雄銀行帳戶內之款項，係犯罪之一環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使他人因此受騙致發生財產受損之結果，並可免於詐騙集團成員身分曝光，而規避檢警查緝，並掩飾詐騙所得之實際去向，製造金流斷點，竟仍決意依「老蕭」之指示前往提領款項後交付之，使「鄭允浩」、「老蕭」及其等所屬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及洗錢之行為，足徵其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與「鄭允浩」、「老蕭」及其等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被告並未與「鄭允浩」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被告與「鄭允浩」及其等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主觀上確有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故意甚明。 ⒋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⑴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否認全部犯行，辯稱其係在「寧德時代」買賣虛擬貨幣，故有上開款項匯入其高雄銀行帳戶，後因其所開設之「豐詮昌有限公司」有資金需求，方將其高雄銀行帳戶內之款項領出等語，並經同一辯護人（李瑀律師）於偵查中為其辯稱：依被告所述是在寧德投資網站進行投資操作而產生之金流，被告已提供相關對話紀錄證明受領款項之原因，即便寧德網站可能是詐騙集團所操控，被告也無詐欺、洗錢犯意等語（見偵24004卷第19至21、142頁；偵37807卷第39至42頁）。然檢察官於起訴書詳載被告所提投資網站、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等證據如何不可採之理由，並對被告提起公訴後，被告及其辯護人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一改前於偵查中之辯詞，改稱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對話紀錄，係「老蕭」製作後傳送畫面截圖給被告，此為虛偽之部分，被告僅與「老蕭」一人接觸等語，足見被告所辯前後歧異，且隨證據調查之進展變異，其所辯是否屬實，自屬有疑。 ⑵又依被告所辯其從頭到尾只跟「老蕭」聯絡，其於偵查中提出之投資網站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係「老蕭」於警詢時所提供等語（見本院卷第336頁），則被告與「老蕭」理當有一定程度之交情及聯繫，否則「老蕭」當無須提供被告上揭投資網站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以利被告應對檢警調查及司法審判，然被告於偵查中陳稱其沒有「老蕭」之聯絡方式等語（見偵24004卷第21頁），且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自承無法提出其所提卷附LINE對話紀錄之原始資料等語（見審金訴卷第190頁），則被告是否為檢警查獲、是否經法院判決論罪科刑，自當與「老蕭」無關，「老蕭」豈又有需提供前開投資網站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予被告，以供其應對檢警調查及司法審判之理？是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顯與常情相違，且未能提出可佐所辯為真實之事證，實屬卸責之詞，自難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再按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同時實行之詐欺、洗錢犯行均非僅一件，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參與上開犯罪者至少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提領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提領款項之人（俗稱「收水人員」），扣除提供帳戶兼提領款項之車手外，尚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及「收水人員」，是以至少尚有3人與提供帳戶兼領款之車手共同犯罪（更遑論或有「取簿手」、實行詐術之1線、2線、3線人員、多層收水人員）。佐以現今數位科技及通訊軟體之技術發達，詐欺集團成員與被害人或提供帳戶者、提款車手既未實際見面，則相同之通訊軟體暱稱雖可能係由多人使用，或由一人使用不同之暱稱，甚或以AI技術由虛擬之人與對方進行視訊或通訊，但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著有判決意旨可資參考）。查，同案被告陳智麒、廖洺浩、曾士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其等與本案詐騙集團某等不詳成員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犯行均坦承在案，而同案被告陳智麒、廖洺浩於原審審理中更分別供稱其等本案所為有加入通訊軟體群組，上手下達指示係透過該群組等語（見審金訴字卷第110、179至180頁；原審卷第94頁），顯見本案詐騙集團詐騙被害人之分工模式，客觀上均係達三人以上。又本件係由「鄭允浩」先透過臉書結識並詐欺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鄭允浩」之指示，而將受騙款項匯入「鄭允浩」所指示之第一銀行王志文帳戶內後，復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將告訴人受騙款項轉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又由「老蕭」指示被告前往高雄銀行中壢分行內，以臨櫃提款之方式，將之提領一空後，再將之交付予「老蕭」，而以此方式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業如前述，則「鄭允浩」與「老蕭」及被告等人各分擔不同工作，於密接時間對告訴人詐騙後層轉贓款，並非一人可順利操作完成，實難認為係某不詳男子一人分飾多角，同時身兼多職，承擔向告訴人行騙、轉匯款項、指示被告出面提領款項並收取被告所交付之款項等多項工作，故被告對於本件詐欺犯行參與者眾，為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一事，應有認識。縱使被告未必全然知悉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之真實身分及詳細之分工內容，然依其所接觸者，其既知悉其高雄銀行帳戶有第一銀行王志文帳戶內之款項匯入，且於該款項匯入後，其即依「老蕭」之指示，將該帳戶內之款項提領，再依指示將款項上繳，並自與其共犯之人處，取得其於偵查中所提投資網站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以應對檢警調查及司法審判，該等作為實已投入相當之時間與資金等成本，且有即時作業並隨時相互聯繫之需求，殊無由一人分飾多角即可完成之可能，本案顯與隨意組成而立即實施犯罪之情狀有別，被告對此自無不知之理。又被告既知悉其等所為包含詐欺及洗錢等犯行，則依其參與本案流程之所知，自當知悉所參與者乃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組織，且所為之詐欺犯行，屬三人以上共同犯之，詎仍為之，主觀上自有參與犯罪組織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客觀上亦有如事實欄參所載之分工行為，自應對其參與不法犯行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並無可採。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㈠新舊法之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就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結合犯、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另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4條之規定，雖於112年5月2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6日生效施行；惟其中第3條規定之修法，係依照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刪除該條其他各項有關強制工作之相關規定，同條第1項及法定刑度均未修正，並無改變構成要件之內容，亦未變更處罰之輕重，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另同法第4條則係增定第2項「意圖使他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實行犯罪，而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千萬元以下罰金」，本案應適用之同條第1項規定，則未修正，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應逕予適用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等規定。 ⒊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⑴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總統於113年 7月31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令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 ⑵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該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⒋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第16條條文，於112月6月16日施行；復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條及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均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為「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被告本案行為依修正前第2條第2款及修正後第2條第1款規定，均該當洗錢行為。 ⑵按關於想像競合犯之新舊法比較孰於行為人有利，應先就新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再就舊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然後再就此較重之新舊法條比較其輕重，以為適用標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780號、第5223號、97年度台非字第5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8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洗錢防制法雖經修正，然姑不論係適用舊法或新法，本案被告所為，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論處；修正後則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處），依想像競合之例，均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詳後述），揆諸前揭說明，自毋庸就上開較輕之洗錢罪新舊法條比較其輕重。 ⑶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理由，係考量原立法之目的，係在使洗錢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當以被告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者，始足當之，而所謂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乃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修正第2項，並定明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減輕其刑，以杜爭議。故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均明定被告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方得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且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更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修正後適用減輕其刑之要件顯然更為嚴苛，相較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僅須於偵查或審判中曾經自白即可減刑之規定而言，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⑷綜上所述，基於法律一體、不得割裂適用原則，本案被告所犯洗錢部分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規定。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並依同條例第19條規定，自公布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原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於106年4月19日修正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復於107年1月3日將該條例第2條第1項內文中「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修正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是107年1月3日修正後之犯罪組織不以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活動為限，凡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均屬之。據前述可知，本案被告於110年6月1日前某日起，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該詐騙集團之取款車手工作，並提供其高雄銀行帳戶供「老蕭」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使用，由「鄭允浩」先以前開方式詐騙告訴人而取得款項，而被告為上開詐欺集團之一員，且本案詐騙集團為詐得款項成員，以不同話務人員之角色分工持續撥打電話搭配話術作為實施詐術之手段，向告訴人行騙，以獲取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集團，自須投入相當之時間與資金等成本，而非隨意組成立即實施犯罪，則由本案詐騙集團之內部分工結構、成員組織等，堪認本案詐騙集團具有一定之時間上持續性及牟利性，自屬前開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所稱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應堪認定。㈢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㈣被告與「鄭允浩」、「老蕭」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㈤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再按罪責原則之含義有二，一為無責任即無刑罰原則（刑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即寓此旨）；另者為自己責任原則，即行為人祇就自己之行為負責，不能因他人之違法行為而負擔刑責。前者其主要內涵並有罪刑相當原則，即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所欲維護之法益，須合乎比例原則。不唯立法上，法定刑之高低應與行為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在刑事審判上既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自亦應罪刑相當，罰當其罪。是基於無責任即無刑罰原則，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為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評價不足，均為所禁。刑罰要求適度之評價，俾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參與本案詐騙集團，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而該集團內部分工，先由「鄭允浩」等本案詐騙集團成年成員以上開方式詐騙告訴人，復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將告訴人受騙款項轉匯入高雄銀行帳戶內，復由「老蕭」指示被告臨櫃提領詐得款項，再將詐得款項轉交「老蕭」，以此方式製造上開犯行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被告共同對告訴人實施詐騙，並為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後之首次詐欺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上開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與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行為間分別具局部同一性，且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以達不法取得告訴人財物之單一犯罪目的，即形式上獨立之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或事理上之關聯性，且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自應適用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是被告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三、刑之減輕事由：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洗錢防制法）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其所犯本案一般洗錢罪自白犯罪，原應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原審認定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則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四、撤銷改判之理由：㈠原審以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提起本件上訴後，已逕自將告訴人所受損害款項匯入告訴人帳戶內乙節，有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匯款人收執聯影本1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5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一犯後態度，尚有未合。被告據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之年，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等恣意詐欺行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不法利益，與詐騙集團合流，造成本案告訴人財產損失，對於社會秩序危害重大，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在本案係依「老蕭」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指示，提供帳戶及提領、轉匯、轉交款項，雖非犯罪主導者，但其配合詐騙集團之指示，共同遂行詐騙他人財物之犯行，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犯後於偵查中除否認犯行外，更提出與事實不符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或投資網站擷取畫面，試圖混淆檢警之調查，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雖坦承一般洗錢犯行，然仍否認犯參與犯罪組織及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惟被告提起本件上訴後，已將告訴人所受損害款項匯入告訴人帳戶，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被告於警詢時自承智識程度為碩士肄業，擔任公司負責人，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見偵24004卷第1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儆懲。㈢沒收： ⒈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明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1項之沒收規定。立法理由略以：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沒收規定係為避免查獲犯罪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情況，才藉由修法擴大沒收範圍，使業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沒收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預防未來再犯罪之措施，法院並非著眼於非難行為人或第三人過去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為，亦非依檢察官對行為人所為他案不法行為（擴大利得沒收時）之刑事追訴，而對行為人施以刑事制裁，已不具刑罰本質，故關於犯罪之沒收，並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併此敘明。 ⒉刑法第38條之2增訂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此項過苛調節條款，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自不分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論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也不管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係立法者為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乃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以預防並遏止犯罪，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固應優先適用，但法律縱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沒收條款，亦不能凌駕於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換言之，就憲法上比例原則而言，不論可能沒收之物係犯罪行為人所有或第三人所有、不分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均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始合乎沒收新制之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此外，因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之沒收，仍可能產生競合關係，若前置犯罪正好就是具有所得、所失之鏡像關係的財產犯罪（如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列之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42條、第344條等罪名），則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沒收，自仍應適用「被害人優先原則」，即仍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發還排除沒收條款」之適用。於同一筆犯罪所得既是前置犯罪（詐欺）所得贓物（款），又是洗錢犯罪標的，為免被害人權益因追訴程序選擇方式而受不利益，解釋上宜認為，此時已知的詐欺罪被害人對於該筆財產標的仍得主張優先發還，並在實際合法發還範圍內，排除洗錢沒收之宣告。 ⒊查，本件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騙所得財物為3萬元，亦為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各沒收之，惟考量被告已逕自將告訴人所受損害款項3萬元匯入告訴人帳戶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應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發還排除沒收條款之適用，故被告已將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洗錢財物全數發還予告訴人，自已無從再予宣告沒收，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法　官　黃美文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47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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