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劉兆緯

選任辯護人

林祐增律師

選任辯護人

楊偉毓律師

選任辯護人

葉慶人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胡竣杰

選任辯護人

陳榮哲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游益豪

選任辯護人

蔡政憲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陳國豪

指定辯護人

吳仁華律師（義務辯護）

上訴人

即被告

黃彥滕

選任辯護人

謝和軒律師

選任辯護人

魏士軒律師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許家彰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魏子翔

選任辯護人

吳志南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彥華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蔡柏正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選任辯護人

蔡承諭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傅丞胤（原名傅峻熙）

選任辯護人

許瑞榮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劉燿銘

選任辯護人

趙元昊律師

簡靖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97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713、18072、18073、18074、18075、18076、19562、19563、20462、23317、24058、24059、24314、25822、25823、258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甲、本案審理範圍

壹、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貳、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即被告蔡柏正（下稱被告蔡柏正）部分、上訴人即被告許家彰（下稱被告許家彰）犯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及上訴人即被告劉兆緯（下稱被告劉兆緯）、上訴人即被告胡竣杰（下稱被告胡竣杰）、上訴人即被告游益豪（下稱游益豪）、上訴人即被告陳國豪（下稱被告陳國豪）無罪部分均聲明不服，被告胡竣杰、游益豪、上訴人即被告傅丞胤（下稱被告傅丞胤）、上訴人即被告劉燿銘（下稱被告劉燿銘）則就其等有罪部分聲明不服，並均於法定期間提起該等部分上訴；被告劉兆緯、許家彰、上訴人即被告黃彥滕（下稱被告黃彥滕）、上訴人即被告魏子翔（下稱被告魏子翔）均以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量刑過重為由，被告陳國豪以原審量刑過重為由，被告蔡柏正則以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及為緩刑之宣告為由，均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劉兆緯、胡竣杰、游益豪、陳國豪、黃彥滕、許家彰、魏子翔、蔡柏正並均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上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至23、35、289至291頁），並有被告胡竣杰、游益豪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上訴之撤回上訴聲請書各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17、419頁），是認被告劉兆緯、胡竣杰、游益豪、陳國豪、黃彥滕、許家彰、魏子翔、蔡柏正僅針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蔡柏正、傅丞胤、劉燿銘部分、被告許家彰犯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被告劉兆緯、胡竣杰、游益豪及陳國豪無罪部分，及原審判決就被告劉兆緯、胡竣杰、游益豪、陳國豪、黃彥滕、許家彰（除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部分外）、魏子翔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即被告劉兆緯、胡竣杰、游益豪、陳國豪、黃彥滕、魏子翔有罪及被告許家彰犯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

乙、被告蔡柏正、傅丞胤、劉燿銘部分、被告許家彰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部分及被告劉兆緯、胡竣杰、游益豪、陳國豪無罪部分：

壹、犯罪事實：

一、蔡柏正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加入胡竣杰（綽號：「D2」、「眼鏡」）所發起三人以上，以實施販賣第三級毒品牟利為目的，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販賣毒品犯罪組織，並在胡竣杰、黃彥滕之指揮下，與魏子翔、許家彰進行輪班、收帳、對帳之工作，且與黃彥滕、魏子翔、許家彰等人輪班執掌販毒工作靶機〔網路社交通訊軟體「WeChat」（下稱微信）帳號暱稱「矮音絲毯」，下稱「矮音絲毯」靶機〕，透過微信帳號與毒品買家聯繫、派送毒品及收款（俗稱小蜜蜂），另與黃彥滕、魏子翔透過網路社交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成立群組「華岡藝校」（下稱「華岡藝校」群組），用以彼此聯繫、紀錄、管理毒品庫存及紀錄毒品帳務。而小蜜蜂每販售1公克、2公克裝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可獲取每包新臺幣（下同）200元報酬、販售5公克裝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可獲取每包500元報酬，販售摻有第三級毒品之毒品咖啡包可獲取每包150元之報酬。

二、蔡柏正明知愷他命（Ketamine）、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及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3,4-methylenedioxymethcathinone、Methylone、bk-MDMA）均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稱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基於幫助胡竣杰販毒集團成員胡竣杰、黃彥滕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28日23時45分許前某時許，擔任胡竣杰販毒集團小蜜蜂，並協助於「華岡藝校」群組紀錄及管理毒品庫存、毒品帳務後，將其斯時所管理胡竣杰販毒集團所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及輪班執掌之販毒工作靶機交付予該販毒集團下一位輪值之小蜜蜂黃彥滕，嗣黃彥滕於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時間/地點」欄所示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價格，將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數量之毒品販賣予楊承璋，且收取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價金。

三、蔡柏正、許家彰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亦明知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均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均不得意圖販賣而持有，竟意圖營利，共同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之犯意聯絡，許家彰於113年5月6日23時30分許，在位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三陽停車場內，因擔任胡竣杰販毒集團輪值小蜜蜂而取得該販毒集團所欲販售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所示毒品及供該集團輪值小蜜蜂施用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三所示毒品後，於113年5月7日11時許，在位在新北市○○區○○路00號之集賢路外停車場內，欲將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至四所示毒品交付予該販毒集團下一位輪值之小蜜蜂蔡柏正，以伺機將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所示第三級毒品販賣予他人，雙方即以此方式共同持有上開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至四所示毒品。嗣於113年5月7日蔡柏正與許家彰交班時，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員警持原審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前往上開地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至四、如附表四之七及如附表四之九編號二、三所示之物。

四、傅丞胤、劉燿銘均明知愷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牟利之犯意聯絡，由傅丞胤與劉兆緯於113年5月3日18時前某時許，透過微信約定，以6萬元之價格，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00公克予劉兆緯後，劉兆緯旋即於同日18時6分、7分許，接續透過不知情之女友匯款5萬元、1萬元，合計6萬元至傅丞胤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傅丞胤帳戶）內，俟傅丞胤收得劉兆緯上開購毒款項後，即扣除其本身可分得之2,000元利益，於同日18時14分許，匯款5萬8,000元至劉燿銘指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龔怡維，下稱中國信託銀行龔怡維帳戶）內，俟劉燿銘收得款項後，旋即於同日1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臺北市○○區○○○路00巷0號路旁，將實際重量不詳，大約100公克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無證據證明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1包交付予劉兆緯指定前去收貨之陳國豪，傅丞胤、劉燿銘即以此方式共同販賣實際重量不詳，大約100公克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予劉兆緯。

貳、有罪部分之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所謂非任意性之自白，係指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以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取得之自白而言，而此等不正方法必須所實施之方法對於被告或共同被告足以產生自由意志之壓制而造成違反意願之效果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非任意性之自白，除其自白必須係以不正方法取得者外，尤須該自白與不正方法間具有因果關係，該自白始應加以排除。至有無因果關係存在之判定，應依個案情節，綜合訊問及受訊問之各方相關狀況，如訊問之時間、場所、環境、氣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年齡、地位、職業、教育程度，健康狀態、精神狀況，實施訊問之人數、語言、態度等一切情形為具體評價；尤其不正方法是否足以延續至後來未受不正方法所為之自白，更應深入探究該次不正方法與嗣後之自白間之相關聯因素，包括訊問時間是否接近、地點及實施之人是否相同、受訊問人自白時之態度是否自然、陳述是否流暢等等，以定其因果關係之存否。被告先前所受不正之方法，其精神上受壓迫所為非任意性之自白，原則上應僅影響到被告在該次訊問所為自白之任意性。被告嗣後之自白，是否非屬任意性，端視該自白是否出於自由意志之發動而定，與其先前曾否受不正之方法而為自白，並無必然之關聯。是被告先前所受不正之方法，是否已延伸至嗣後應訊時所為之自白，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主觀臆測被告嗣後應訊時仍持續受到強制，逕認其後之自白非出於任意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為確保此意旨之具體實現，另於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然則非謂被告可以無所顧忌、任意爭辯。易言之，受訊問之被告究竟出於何種原因坦承犯行，不一而足，或係遭訊問者以不正方式對待始承認，或未遭不正方式對待，而係考量是否能獲輕判或免遭羈押，或出於自責悔悟者，或有蓄意頂替或別有企圖，此為受訊問者主觀考慮是否認罪所參酌之因素，此種內在想法難顯露於外而為旁人所知悉。因之，只要訊問者於訊問之際，能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客觀上無任何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縱使被告基於某種因素而坦承犯行，要不能因此即認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被告之自白茍係出於任意性，並與事實相符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即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08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劉燿銘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被告劉燿銘於113年7月4日第3次調查筆錄、113年7月4日第4次調查筆錄、113年7月4日第5次調查筆錄均非出於自由意志，無證據能力任意性，且其於113年7月4日訊問筆錄因擔心收押，所以接續前開警詢筆錄內容不實指述魏子翔交付愷他命，故此等筆錄亦無證據能力，被告劉燿銘並稱：在製作筆錄之前，警察林士詔稱「沒有照他說，我會被羈押」，所以我就照著做云云。然查，證人即案發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偵查隊員警林士詔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件是中正第二分局的主辦案件，當天搜索劉燿銘的也是製作第一次、第二次警詢筆錄的馬警員，我負責的就是這一天問劉燿銘這個筆錄，我在製作第三次警詢筆錄之前，應該是沒有在私下沒有錄音時跟劉燿銘溝通這樣的問題，但是他有問問題我們就會回答，譬如接下來要幹嘛、接下來會有什麼情形，到時候是不是要送地檢等等，我們可能就會回答，但我們不會刻意跟他溝通聊天，除非他問我們，我在製作113年7月4日9時53分這份第三次調查筆錄時，我當時有跟劉燿銘說他可以選任辯護人，其實我忘記劉燿銘當時是否回答不用，其實這塊我忘記了，但我相信一定是不用，不然他就請了。當時劉燿銘回答「陳國豪的大哥魏子翔給我的，他交代我轉給陳國豪，3萬元現金我後續也是直接拿給魏子翔。」等語，不可能是我教劉燿銘這樣講的，這是他自己講出來的，我連前面案情是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況下，我怎麼可能做出這個說法，而且我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事證，就叫他講這句話，說不定後面有很多事證都是打臉這句話的，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詢問劉燿銘時，沒有叫他去咬魏子翔，因為我不知道魏子翔是誰；又製作劉燿銘第四份、第五份警詢筆錄時，姜律師在場；我在跟劉燿銘作筆錄時，沒有跟劉燿銘說，如果沒有照警察說的話，他就會被羈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6至388、392至395、398頁），參酌被告劉燿銘於第一、二、四、五次警詢及偵訊中分別有辯護人蕭郁寬律師、姜智揚律師陪同接受員警詢問或檢察官訊問，且該等筆錄亦均經辯護人閱覽後簽名等情（見偵24059卷第5至14、21至30、87至92頁），實難認被告劉燿銘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均係非出於其自由意志所為。是被告劉燿銘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劉燿銘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云云，尚難憑採。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故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於所犯該條例以外之罪，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即被告胡竣杰、黃彥滕、魏子翔、許家彰、證人楊承璋於警詢時之陳述，均屬被告蔡柏正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於被告蔡柏正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參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就被告蔡柏正所犯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等犯行，則不受此限制，特予說明）。至被告蔡柏正於警詢時之陳述，對於被告蔡柏正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仍可在有其他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蔡柏正自己犯罪之證據。

㈢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傅丞胤、劉燿銘及其等辯護人對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7至58、296至297、354至372頁；本院卷三第88至90、116至124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

㈣復按文書證據，性質特殊，具多面向，依其證據目的之不同，其屬性亦隨之更異，有時屬於供述證據性質，有時屬物證性質，有時兩種性質兼而有之。詳言之，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其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者，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用；若以物本身之存在及其性狀，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為物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又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之，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若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倘未能依法律規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即屬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不得作為認定事實所憑之依據，惟仍得以之作為爭執供述證據證明力之彈劾證據。至於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縱然與其具備證據能力之其他證（陳）述有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之情形，事實審法院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之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全部均不可採信。從而，事實審法院倘認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並無證據能力，然以該審判外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並就其與該被告具有證據能力之其他證（陳）述，為合理的判斷、取捨，而非逕以該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認定待證事實存否之依據，即難認係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8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劉兆緯與傅丞胤間微信對話紀錄（供述證據部分）內容有一定意思表達，形式上為供述證據，且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惟經被告劉燿銘及其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揆諸上開說明，自無證據能力，然本院並未援引該微信對話紀錄（供述證據部分）內容作為認定本案被告劉燿銘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僅作為彈劾證人劉兆緯、傅丞胤供述之彈劾證據使用，其證據能力自無須加以嚴格限制，先予敘明。

㈤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傅丞胤、劉燿銘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58至115、297至354頁；本院卷三第90至116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傅丞胤、劉燿銘及其等辯護人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㈥被告傅丞胤及其辯護人雖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程序期日中主張被告陳國豪、劉燿銘於警詢時供述無證據能力、被告劉燿銘及其辯護人則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程序期日中主張被告陳國豪、傅丞胤於警詢時供述，均無證據能力，惟因本院並未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庸贅述其等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附此敘明。

三、實體方面：

㈠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⒈被告蔡柏正參與犯罪組織及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

⑴前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蔡柏正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二第25至26、29、376至377頁；本院卷三第126至128頁），核與證人即被告黃彥滕、魏子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其等於如附表二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期間，有與被告蔡柏正輪班擔任小蜜蜂等情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三第223至229、246、371至374、389頁），復經證人楊承璋於偵查中證述屬實（見他3620卷一第359至360頁），並有楊承璋手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及楊承璋購買毒品之交易影像截圖等件附卷可參（見他3620卷一第317至335、337至355頁），應堪認定。

⑵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並依同條例第19條規定，自公布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原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於106年4月19日修正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復於107年1月3日將該條例第2條第1項內文中「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修正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是107年1月3日修正後之犯罪組織不以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活動為限，凡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均屬之。查本案胡竣杰販毒集團係由被告胡竣杰發起、指揮之販毒集團，由被告胡竣杰提供被告黃彥滕毒品貨源，復由被告黃彥滕以其中山北路住處為倉庫、負責指揮、補貨、對帳、回帳，並由被告黃彥滕、魏子翔、許家彰、蔡柏正擔任小蜜蜂，輪班執掌「矮音絲毯」靶機共同販賣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第三級毒品，小蜜蜂再將販毒所得扣除報酬後繳予被告黃彥滕，再由被告黃彥滕回帳予被告胡竣杰，成員並均分得報酬，係以獲取金錢而一致行動之集團，自須投入相當之時間與資金等成本，而非隨意組成立即實施犯罪，則由胡竣杰販毒集團之內部分工結構、成員組織等，堪認胡竣杰販毒集團具有一定之時間上持續性及牟利性，自屬前開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所稱3人以上，以販賣第三級毒品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堪以認定。

⑶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因此如未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次按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施以助力，給予實行上之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而助成其結果發生者，是行為人對其幫助之行為與被幫助犯罪侵害法益之結果間有因果關係之認知，仍屬意為之，即得認有幫助犯罪之故意，要不因其所為非以助益犯罪之實行為唯一或主要目的而異其結果；且其所為之幫助行為，基於行為與侵害法益結果間之連帶關聯乃刑事客觀歸責之基本要件，固須與犯罪結果間有因果關聯，但不以具備直接因果關係為必要，故凡意圖幫助犯罪而以言語或動作從旁助勢，直接或間接予以犯罪之便利，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即屬幫助行為，縱其於犯罪之進行並非不可或缺，或所提供之助益未具關鍵性影響，亦屬幫助犯罪之行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蔡柏正加入胡竣杰販毒集團，並於113年4月28日23時45分許前某時許，輪值擔任胡竣杰販毒集團小蜜蜂，協助於「華岡藝校」群組紀錄及管理毒品庫存、毒品帳務後，將其斯時所管理胡竣杰販毒集團所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及輪班執掌之販毒工作靶機交付予該販毒集團下一位輪值之小蜜蜂即被告黃彥滕，嗣被告黃彥滕為如附表二編號四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足見被告蔡柏正確有幫助被告胡竣杰、黃彥滕犯如附表二編號四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甚明。

⑷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蔡柏正上開參與犯罪組織及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⒉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共同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部分：

⑴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蔡柏正、許家彰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18072卷第8至10、104至105頁；偵18073卷第8至11頁；本院卷三第91頁），並有原審法院113年聲搜字第001187號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偵查隊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及扣案物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5月29日刑理字第1136063946號鑑定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航藥鑑字第0000000Q號毒品鑑定書等件在卷可佐（見他3620卷一第601至603、605至608頁；偵18072卷第27至38、45、47、49、51至57頁；偵18073卷第41至43頁；偵18075卷第95頁），堪認被告蔡柏正、許家彰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⑵又被告許家彰於警詢時供稱：今（113）年3月底至本次被查獲，幾乎都是晚上23時至隔日早上11時交班；我只是代班小蜜蜂，我頂替原先小龍的夜班，他如果休息時，會透過子翔告訴我要不要代班，倉庫管理人是小龍，我們都於早上11時、晚上23時交接班，會在新北市三重區進安停車場、三陽停車場、仁信段停車場，或是小龍家旁歐德家具旁之空地。哪一班沒有毒品時，向小龍補貨等語（見偵18072卷第14至15頁），顯見上開被告許家彰欲交付予被告蔡柏正之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至四所示毒品並非其於如附表二編號十三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後所剩下，而係另行起意而持有，併予敘明。

⑶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蔡柏正、許家彰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⒊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訊據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固坦承被告傅丞胤與被告劉兆緯談妥以6萬元價格販賣某物品100公克，並於收得款項後，由被告劉燿銘於113年5月3日19時許，將某物品1包交付予被告劉兆緯指定前去收貨之被告陳國豪等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被告傅丞胤辯稱：當時跟劉兆緯談的是依托米酯，不是愷他命云云；被告劉燿銘則辯稱：我只是幫忙給東西，主觀上不知道幫忙交付之物品為何，匯款到我帳戶的款項是還款，不是我交付物品的所得利益云云。經查：

⑴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均知悉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稱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於113年5月3日19時前某時，由被告傅丞胤與被告劉兆緯談妥以6萬元價格販賣物品，被告劉兆緯並於113年5 月3日18時6分、7分許透過不知情之女友匯款5萬元、1萬元，合計6萬元至中國信託銀行傅丞胤帳戶內，俟被告傅丞胤收得被告劉兆緯上開款項後，即扣除其本身可分得之2,000元利益，於同日18時14分許，匯款5萬8,000元至被告劉燿銘指定之中國信託銀行龔怡維帳戶內，俟被告劉燿銘收得款項後，旋即於同日1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臺北市○○區○○○路00巷0號路旁，將上開物品交付予被告劉兆緯指定前去收貨之被告陳國豪，被告傅丞胤以此方式販賣上開物品予被告劉兆緯等事實，業據被告傅丞胤、劉燿銘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3至34、118至120、379頁），復經證人劉兆緯、陳國豪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原審卷四第83至87、89、92、212至214、218至222、234、241、244至246頁），並有中國信託銀行傅丞胤帳戶交易明細及交易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證（見偵24058卷第77至79、81至86頁），可堪認定。

⑵復證人即被告傅丞胤於偵查中結證稱：我認識在庭被告劉燿銘，我認識1年多快2年了，我跟他見面至少5次以上，所以我不可能認錯劉燿銘；劉兆緯問我有無愷他命的價錢、門路，我當時就問劉燿銘有無愷他命的門路、價錢，我是用電話詢問劉燿銘，他有說要問問看，劉燿銘確實有說他有，所以才約劉兆緯到刺青店碰面。我替劉兆緯洽購愷他命，他有用轉帳給我2,000元報酬等語明確（見偵24058卷第143頁），核與證人陳國豪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劉兆緯提供我的毒品，不管是毒咖啡包或是愷他命，據我所知都是劉兆緯叫游益豪幫忙他去拿的，我只有1次替劉兆緯去拿一次毒品，那一次可能是因為游益豪沒有接電話，所以劉兆緯才會叫我去，當天瑞哥（按指被告劉兆緯）打電話給我，叫我去幫他拿英文字母、100，7點半以前要到，我在那邊等了一、兩個小時，之後有人的車就停在我的左前方，他從車上下來，開後車箱提紙袋走過來，然後敲我的車窗，拿一包白色的給我，他拿下車的時候是紙袋裝，然後從裡面拿出來給我是塑膠袋，就是透明夾鏈袋裝，然後那個人就離開了，我當時認為那應該是愷他命，因為那個透明的夾鏈袋，就是有看過，曾經在南京東路的倉庫劉兆緯有叫我秤過，剛好就是那個大小，一樣的東西，拿去秤就是剛好100，所以依照經驗，那就是100公克。我拿到以後，瑞哥有問我拿到了嗎，我說拿到了，他就說先放在車上，明天再拿給他，我隔天下午有拿車上的愷他命給瑞哥。英文字母就是代表愷他命、英文字母就是屬於K，就是愷他命的意思，所以我們都把愷他命說是英文字母這個代號，從游益豪跟小蜜蜂，還有瑞哥講的英文字母都是愷他命。我除了有販賣愷他命還有毒咖啡包外，沒有販賣煙彈等語相符（見原審卷四第82至87、89至93頁），足見被告傅丞胤販賣予被告劉兆緯之物品即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無訛。

⑶按販賣毒品屬嚴重違法行為，苟遭逮獲，後果嚴重，毒販出售毒品時無不小心翼翼，不敢公然為之，且4-甲基甲基卡西酮並無公定價格，且可任意分裝或增減其份量，是其各次買賣之價格，當亦各有差異，或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程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販賣者從各種「價差」或「量差」或「純度」謀取利潤方式，亦有差異，然其所圖利益之非法販賣行為目的，則屬相同，並無二致。因之販賣利得，除經被告坦承，或因帳冊記載致價量至臻明確外，確實難以究其原委。然按一般民眾之普遍認知，毒品價格非低、取得不易，且毒品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且重罰不寬貸，衡諸常情，倘非有利可圖，殊無必要甘冒持有毒品遭查獲、重罰之極大風險，無端親送至交易處所，或於自身住處附近交易毒品，抑或購入大量毒品貯藏之理，而平添為警查獲之可能。從而，除確有反證足資認定係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買進、賣出之差價，而諉無營利之意思，或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致知過坦承者難辭重典，飾詞否認者反得逞僥倖，而失情理之平。查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均為智識正常之人，對於毒品交易向為檢警機關嚴予取締之犯罪當知悉甚稔，苟無利可圖，應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極大風險為之，且被告傅丞胤收得被告劉兆緯匯至中國信託銀行傅丞胤帳戶內款項6萬元後，即扣除其本身可分得之2,000元利益，將其中5萬8,000元匯至被告劉燿銘指定之中國信託銀行龔怡維帳戶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本件負責談價、居間溝通、收款之被告傅丞胤既可因本次交易分得2,000元，而負責供貨、交貨之被告劉燿銘則分得5萬8,000元，顯有從中分得利潤，堪認被告傅丞胤、劉燿銘主觀上確有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以營利之意圖甚明。

⑷被告傅丞胤、劉燿銘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①證人即被告傅丞胤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我當時認識劉燿銘大概1年多，就是一般朋友，我有欠劉燿銘錢，大概欠10幾萬元，現在還款到大概剩幾萬元，劉燿銘知道我的名字，也知道我的綽號「帥帥」，本案包裹的內容實際上是100公克的依托咪酯粉末狀，不是愷他命，我是跟一個叫「刀仔」的人取得好幾百公克之依托咪酯粉末，就是打算要來賣錢的，然後分裝成100公克裝的包裝，後來我把這些依托咪酯粉末在113年5月3日的兩個多月前交給劉燿銘，因為我覺得依托咪酯粉末放在家裡不方便，所以問劉燿銘能不能寄放，劉燿銘就同意我寄放，我是在劉燿銘的臺北市○○區○○○路上的辦公室把那些依托咪酯粉末交給劉燿銘的，交付的依托咪酯粉末大概價值2、30萬元，我跟劉兆緯約定好用6萬元買賣100公克的依托咪酯粉末後，我才請劉燿銘送過去劉兆緯。我跟劉兆緯的對話紀錄裡面講到的英文，確實就是在講愷他命，只是愷他命的事情後來沒有約成，我對話中說的「半個」是指50公克，「2到3張」就是指200公克到300公克，「5個人的位子」是指500公克的依托咪酯粉末，我跟劉兆緯約定好的6萬元價金，就都是我的錢，我只是要另外還劉燿銘錢，才會匯款5萬8,000元給劉燿銘；我原本在第一次警詢時說交易的本案包裹內容是依托咪酯，我當時說是100毫升的菸油狀，後來我在第二次警詢承認本案包裹內容是愷他命，是因為警察把劉燿銘的筆錄內容口述給我，我怕不照著劉燿銘講的內容會出事，我也不是要陷害劉燿銘，我是照著劉燿銘筆錄內容講，因為劉燿銘自己講說是他販賣愷他命，我才跟著說是劉燿銘要賣愷他命的，我就只是順水推舟等語（見原審卷四第369至399頁）；而證人即被告劉燿銘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跟傅丞胤認識約1、2年，傅丞胤有跟我借錢，目前大概還欠我3、40萬元，我一開始不知道傅丞胤的名字，就只知道叫「帥帥」，我有在113年5月3日交付本案包裹給陳國豪，但我不知道本案包裹的內容是什麼，因為本案包裹是傅丞胤在113年5月3日的兩個多月前交給我、寄放在我這裡的，傅丞胤是在伊的○○戶籍地把本案包裹交給我的，外觀就是一個紙袋黏起來，看不到裡面，我都沒有打開過，就一直放在家裡，113年5月3日的前一天，傅丞胤先打給我，問我明天要去哪裡，傅丞胤要跟我來拿本案包裹，所以我113年5月3日出門那天，就帶著本案包裹出門，後來傅丞胤就跟我說會有人來跟我拿，我就把東西交給來拿的人，我就走了；後來我在警詢的時候，警察叫我要配合作筆錄、不然可能會被羈押還是怎樣，我就配合警察作筆錄，所以我才會在之前的筆錄說是愷他命，但那是警察告訴我的，我之前會講魏子翔也是警察跟我講的，不然我根本不認識魏子翔，雖然我第1次、第2次、第4次、第5次警詢的時候都有律師陪同，但律師都後來才到，律師說「都這樣做筆錄了，那就只能這樣」，我之前雖然都說「不認識傅丞胤」，但是那是因為我只知道傅丞胤叫做「帥帥」，我是到偵查庭的時候，看到傅丞胤本人，才知道傅丞胤就是「帥帥」；我跟傅丞胤的借款都沒有任何收據、也沒有任何交易憑證，都是現金；我當時是因為不知道「帥帥」的本名就是傅丞胤，所以才沒有指認傅丞胤等語（見原審卷四第400至431頁）。綜觀證人即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前開證述，渠等雖均於原審審理中改稱「本案包裹內容物非愷他命，本案包裹是被告傅丞胤寄放在被告劉燿銘處的依托咪酯粉末，後來被告傅丞胤要將依托咪酯粉末出售予被告劉兆緯，被告傅丞胤遂委請被告劉燿銘將本案包裹拿給證人陳國豪，被告傅丞胤匯款5萬8,000元予被告劉燿銘是因為被告傅丞胤有欠被告劉燿銘錢」等情，然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就「被告傅丞胤交付被告劉燿銘依托咪酯粉末之地點」究竟是臺北市○○區○○○路或新北市三重區、「交付依托咪酯粉末之數量價值」究竟是2、30萬元或6萬元、「被告傅丞胤目前積欠被告劉燿銘之借款金額」究竟是幾萬元或3、40萬元等部分供述，互核均有重大出入，說法明顯抵觸，且無何合理解釋，顯非出於單純記憶偏差，是證人即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前揭證述，實難逕採。況且，被告傅丞胤係於113年7月4日警詢時證稱：劉兆緯先問我愷他命的價錢以及問我有沒有門路，我就幫他問劉燿銘，劉燿銘告知我他有，所以我就幫劉兆緯向劉燿銘相約，劉燿銘就跟我說要約在刺青鎮，我再轉知劉兆緯叫他自己去拿，我只有幫他們牽線，但交易過程我都沒有參與等語（見偵24058卷第21至27頁）而證述本案係被告劉燿銘販賣愷他命予被告劉兆緯，然被告劉燿銘於被告傅丞胤製作前開警詢筆錄時，根本未為坦承販賣愷他命之證述，又何來警察以被告劉燿銘之自白證述誤導被告傅丞胤之情形？益徵被告傅丞胤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其警詢筆錄係受警方不當誘導云云，顯屬卸責之詞，毫無可採。

②證人劉兆緯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確實有請陳國豪去幫我拿東西，但那不是愷他命，是拿依托咪酯，不是菸彈的樣子，是粉狀顆粒，我不認識劉燿銘，認識傅丞胤，我是先聯繫傅丞胤，問有沒有依托咪酯跟愷他命，傅丞胤後來回我說，愷他命沒有，我就說那就只拿依托咪酯，要用6萬元買1包100公克的依托咪酯，價格應該其實是5萬8,000元，因為2,000元是傅丞胤賺的，我就叫陳國豪去拿，我沒有跟陳國豪說要去拿什麼，我自己沒有在賣菸彈，買100公克的依托咪酯要自己吃的，我匯款給傅丞胤6萬元是這個依托咪酯的錢、還有之前喝酒欠傅丞胤的1萬多元，我那天從陳國豪那裡拿到的是一個信封袋，夾鏈袋裝在信封袋裡，但是信封袋有破損，所以可以直接看到裡面，所謂的「英文」有兩種，一種是愷他命、一種是依托咪酯，當初我在警察那邊說是買愷他命，是因為警察在催我，我沒有跟傅丞胤、陳國豪約定過英文字母就是愷他命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12至223、229至236、241至248頁），然其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拿到本案包裹後，發現不是愷他命、沒辦法磨成粉，再打電話去詢問才確定是依托咪酯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17頁），苟證人劉兆緯確實係與被告傅丞胤約定購買依托咪酯，而非愷他命，何以其會在拿到本案包裹後，才發現不是愷他命，再打電話去詢問才確定是依托咪酯？是證人劉兆緯前開原審審理中改證述其係向被告傅丞胤購買依托米酯云云，顯然係事後迴護被告傅丞胤、劉燿銘之詞，不可採信。

③證人即被告傅丞胤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我是跟一個叫「刀仔」的人取得好幾百公克之依托咪酯粉末，就是打算要來賣錢的，然後分裝成100公克裝的包裝，後來我把這些依托咪酯粉末在113年5月3日的兩個多月前交給劉燿銘，因為我覺得依托咪酯粉末放在家裡不方便，所以問劉燿銘能不能寄放，劉燿銘就同意我寄放，我是在劉燿銘的臺北市○○區○○○路上的辦公室把那些依托咪酯粉末交給劉燿銘的，交付的依托咪酯粉末大概價值2、30萬元，我跟劉兆緯約定好用6萬元買賣100公克的依托咪酯粉末後，我才請劉燿銘送過去劉兆緯。我跟劉兆緯約定好的6萬元價金，就都是我的錢，我只是要另外還劉燿銘錢，才會匯款5萬8,000元給劉燿銘等語，業如前述，然觀之被告劉兆緯與傅丞胤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24058卷第64至73頁）所載，被告劉兆緯先於113年4月30日透過微信向被告傅丞胤（暱稱「昀皞」）表示「現在英文整個的有5多的嗎？還是又都6多了？」，被告傅丞胤回以：「有啊」，被告劉兆緯再稱：「你幫我問問看，是哪一種的，價錢多少？我這邊有人要買」、「你自己手上有做嗎？」，後續被告劉兆緯於同日稍晚再與被告傅丞胤進行下列對話：（113年4月30日）劉兆緯：所以你今天會拿嗎？傅丞胤：我要找的那個他說他下南部忙要等他回來一下，然後另外一件事，人家跟我講的日期就差不多，他說5月8日下午5點劉兆緯：整個的喔？傅丞胤：對啊對啊劉兆緯：是哪一種？（期間劉兆緯、傅丞胤進行多次語音通話）（113年5月3日）　劉兆緯：有嗎？還是要找人過去拿？傅丞胤：應該要找人過去拿喔，你等我一下，因為他們現在沒有人劉兆緯：喔好啊，你要給我地址，可是錢在我這捏，轉給你？傅丞胤：6：30、刺青鎮（中略）傅丞胤：我上網查一下，反正你到那邊就58,000元拿給他，你2,000元再存給我就好劉兆緯：錢都在我身上，靠腰傅丞胤：那你轉給我好了，我拿給他，不然你先轉給我，我先轉給他，然後你叫人去跟他碰劉兆緯：嗯傅丞胤：你一個位子夠嗎？劉兆緯：現金拿很煩，擋一下而已，原本有約，別人睡過頭，我先擋著用傅丞胤：其實我是可以拿一整個，但我不知道我七天處理不處理的掉，現在時機沒那麼好，我知道你大概只能吃3、4份，變成是剩下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劉兆緯：我可以吃3、4份吧 （中略）傅丞胤：先往○○○路出發○○○路00巷0號（後略）由被告劉兆緯與被告傅丞胤間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知被告劉兆緯係先向被告傅丞胤詢問「英文」之價格，後續被告傅丞胤與被告劉兆緯談妥價格為6萬元後，被告傅丞胤陸續向被告劉兆緯表示：「應該要找人過去拿喔，你等我一下，因為『他們』現在沒有人」、「反正你到那邊就58,000元拿給他，你2,000元再存給我就好」、「那你轉給我好了，我拿給他，不然你先轉給我，我先轉給他，然後你叫人去跟他碰」等語，顯然被告劉兆緯僅需支付被告傅丞胤2,000元，其餘款項5萬8,000元應支付予「交付物品之對方」，而非被告傅丞胤，被告傅丞胤應非系爭物品（按即系爭愷他命）之貨主，故證人即被告傅丞胤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跟劉兆緯約定好的6萬元價金，就都是我的錢，我只是要另外還劉燿銘錢，才會匯款5萬8,000元給劉燿銘云云，實屬迴護被告劉燿銘之詞，並非可採。

④被告劉燿銘雖另辯稱：我只是幫忙給東西，主觀上不知道幫忙交付之物品為何，匯款到我帳戶的款項是還款，不是我交付物品的所得利益云云，然核與證人即被告傅丞胤前開偵查中證稱：劉兆緯問我有無愷他命的價錢、門路，我當時就問劉燿銘有無愷他命的門路、價錢，我是用電話詢問劉燿銘，他有說要問問看，劉燿銘確實有說他有，所以才約劉兆緯到刺青店碰面。我替劉兆緯洽購愷他命，他有用轉帳給我2,000元報酬等語、證人即被告劉兆緯於原審審理中證稱：2,000元應該就是傅丞胤賺的部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1頁）均有違，且證人即被告劉燿銘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亦證稱：我確實有在113年5月3日19時許，在北市○○區○○○路00巷0號路旁，交付愷他命給陳國豪，愷他命是以透明夾鏈袋包裝等語甚明（見偵24059卷第88至89頁），是被告劉燿銘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⑸綜上所述，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前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傅丞胤、劉燿銘上開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堪以認定，應均予依法論科。

㈡論罪：

⒈按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而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均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均不得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或未經許可持有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又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本案被告蔡柏正於113年4月28日23時45分許前某時許，擔任胡竣杰販毒集團小蜜蜂，並協助於「華岡藝校」群組紀錄及管理毒品庫存、毒品帳務後，將其斯時所管理胡竣杰販毒集團所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及輪班執掌之販毒工作靶機交付予該販毒集團下一位輪值之小蜜蜂即被告黃彥滕，嗣被告黃彥滕於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時間/地點」欄所示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價格，將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數量之毒品販賣予楊承璋，且收取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價金，則被告蔡柏正所為係參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且在無證據證明被告蔡柏正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之情形下，應認其所為係幫助犯而非正犯行為。是核被告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被告傅丞胤、劉燿銘就上開犯罪事實欄四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共同正犯，容有誤會。再共同正犯與幫助犯，僅係犯罪型態與得否減刑有所差異，其適用之基本法條及所犯罪名並無不同，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且其相關罪名並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告知檢察官、被告蔡柏正及其辯護人，並予以被告蔡柏正及其辯護人答辯機會，即無礙被告蔡柏正之訴訟權利，併予敘明。

⒉被告許家彰、蔡柏正間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行、被告傅丞胤、劉燿銘間就上開犯罪事實欄四所示犯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皆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許家彰、蔡柏正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低度行為，應為意圖販賣而持有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⒋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再按罪責原則之含義有二，一為無責任即無刑罰原則（刑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即寓此旨）；另者為自己責任原則，即行為人祇就自己之行為負責，不能因他人之違法行為而負擔刑責。前者其主要內涵並有罪刑相當原則，即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所欲維護之法益，須合乎比例原則。不唯立法上，法定刑之高低應與行為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在刑事審判上既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自亦應罪刑相當，罰當其罪。是基於無責任即無刑罰原則，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為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評價不足，均為所禁。刑罰要求適度之評價，俾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蔡柏正參與胡竣杰所發起之販毒集團，並在被告胡竣杰、黃彥滕之指揮下，與被告魏子翔、許家彰進行輪班、收帳、對帳之工作，且與被告黃彥滕、魏子翔、許家彰等人輪班執掌販毒工作靶機，透過微信帳號與毒品買家聯繫、派送毒品及收款，且與被告黃彥滕、魏子翔透過Telegram「華岡藝校」群組，用以彼此聯繫、紀錄、管理毒品庫存及紀錄毒品帳務，而被告蔡柏正幫助胡竣杰、黃彥滕販賣如附表二編號四所示毒品予楊承璋並為被告蔡柏正參與犯罪組織後之首次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蔡柏正上開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行為間具局部同一性，且被告蔡柏正參與犯罪組織，以達不法販賣第三級毒品予楊承璋之單一犯罪目的，即形式上獨立之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或事理上之關聯性，且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自應適用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是被告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部分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示部分所為，係以行為同時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均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斷。

⒌被告蔡柏正上開所犯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2罪，犯罪時間不同，且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⒍檢察官雖僅就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共同持有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三所示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提起公訴，然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本件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前揭意圖販賣而持有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所示毒品部分之事實，與前揭論罪科刑之共同持有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三所示第二級毒品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究。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依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查本案被告傅丞胤前因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審原簡字第1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0年9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99至305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所犯之前案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案件，與本案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間不具有相同或類似之性質，亦非屬具有重大惡性特徵之犯罪類型，且審慎考量本案情節、被告傅丞胤之主觀惡性、危害程度及罪刑相當原則，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附此敘明。

⒉被告蔡柏正以幫助他人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之故意，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其犯罪情節及惡性，與實施詐騙之詐欺正犯不能等同評價，爰就被告蔡柏正所犯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⒊本案被告許家彰、蔡柏正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⑴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該規定旨在獎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此所稱「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另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係為遮掩犯罪真相，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難謂已為自白；若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祇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則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販賣毒品與無償轉讓、合資購買、代購、幫助他人施用毒品或與他人共同持有毒品，係不同之犯罪事實。行為人主觀上有無營利之意圖，乃販賣與他罪之主要分際，亦為各該犯罪異其刑罰輕重之評價原因，自屬販賣毒品罪之重要主觀構成要件事實。若根本否認有該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或僅坦承構成要件以外之事實，自不能認係就販賣毒品之構成要件事實為自白，而適用前揭減輕其刑之規定。再按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所謂「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固須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有自白之機會，倘被告係因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無從於偵查（含警詢程序）中自白，而僅能於嗣後之審判中為自白者，本於前開條文之立法本旨，自仍可獲得依該規定減刑之寬典。惟所謂於偵查中無自白之機會，應指未曾受相關事實或已存證據資料之訊（詢）問，致因不知該部分事實已受偵查，而無自白全部或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機會而言；於毒品案件，行為人營利之意圖，於從事販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犯罪，均屬重要構成要件事實，如業於偵查中就卷存證據資料訊（詢）問其故，行為人未供認營利之意圖，或根本否認其事，即難認其已經自白犯罪，與該等事實或證據資料嗣經檢察官以販賣毒品未遂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罪名起訴，或法院論斷之罪名如何，均無相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部分：查，被告蔡柏正雖於偵查中坦承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見偵18073卷第119頁），且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見本院卷二第29、377頁；本院卷三第127至128頁），然被告蔡柏正於原審審理中否認有起訴書所載之全部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經原審當庭告知本案被告蔡柏正所為可能涉犯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被告蔡柏正與其辯護人討論後，仍否認犯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見原審卷五第91頁），俟經原審檢察官論告時進而敘明被告蔡柏正於本案輪值小蜜蜂時，有在「華岡藝校」群組紀錄及管理毒品庫存、毒品帳務，並交班等工作而應成立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後，被告蔡柏正仍請辯護人為其就除參與犯罪組織罪以外之犯行為無罪答辯陳述，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蔡柏正之辯護人以被告蔡柏正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獲有自白之機會為由，主張被告蔡柏正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洵不足採。

⑶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部分：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例外承認僅有審判中之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衡諸該條文意旨，仍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其適用，缺一不可。易言之，限於廣義偵查程序中，未賦予被告任何自白之機會時，始得逕以其有審理中之自白，例外適用上開減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家彰先於警詢時供稱：RDL-2326號自小客車內之1,700元、毒品咖啡包（包裝supreme）5包及RDW-7203號自小客車內之摻有卡西酮之毒品即溶包（美國運通圖樣）28包、摻有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即溶包（supreme圖樣）14包、摻有安非他命及卡西酮之哈密瓜錠10顆、愷他命31包、贓款2萬7,400元、智慧型手機IPHONE 8 PLUS、智慧型手機IPHONE XS為我所有；上開我所有之毒品、贓款2萬7,400元及智慧型手機IPHONE XS是我準備要接交接給下一班工作人員；我工作職位是小蜜蜂，交接是把今日工作未販售完畢的毒品及收取之款項交接給下一班小蜜蜂等語（見偵18072卷第9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扣案毒品是我要交給蔡柏正，因為遭查獲當時，我和同為毒品小蜜蜂的蔡柏正正在交貨，我要把剩下的咖啡包和當天賺到的2萬7,400元交給蔡柏正，我們當下正在交班，我承認販賣第三級毒品等語（見偵18072卷第104至105頁）;被告蔡柏正先於警詢時供稱：今天（即113年5月7日）警方查扣的毒品是許家彰賣剩要接給我繼續賣的；今日警方所查扣的毒品都是許家彰拿來跟我交接班的，我會去到那邊是因為魏子翔跟聯繫約在那邊交接班等語（見偵18073卷第11至12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扣案物品目錄表述扣案毒品、2萬7,400元是我與許家彰交班時為警當場查獲，我承認販賣第三級毒品等語（見偵18073卷第118頁）。嗣被告許家彰於原審審理中坦承全部犯行（見原審卷二第130頁；原審卷三第184頁），被告蔡柏正則於原審審理中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含查獲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五所示之物）坦承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並承認持有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三所示第二級毒品犯行（見原審卷二第130至131頁；原審卷三第184至185頁），復於本院審理中坦承持有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三所示毒品及意圖販賣而持有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所示第三級毒品犯行（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31頁），足認被告許家彰、蔡柏正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爰就被告許家彰、蔡柏正所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部分，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各減輕其刑。

⒋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蔡柏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為參與犯罪組織罪均自白犯罪（見原審卷二第128至131頁；原審卷三第185頁；原審卷五第91頁；本院卷二第25至26、376至377頁；本院卷三第127至128頁），而偵查中檢察官未曾訊問被告蔡柏正是否坦承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而給予被告蔡柏正機會自白此部分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蔡柏正仍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原應就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斷，則被告蔡柏正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

⒌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須犯罪有其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參以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均年輕力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明知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均屬於第三級毒品，一旦成癮即難以根除，並易對其個人、家庭甚至社會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而應嚴予禁絕，因之政府近年來為革除毒品之危害，除於相關法令訂定防制及處罰之規定外，並積極查緝毒品案件及於各大媒體廣泛宣導反毒，被告許家彰、蔡柏正行為時均已成年，依其等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均要難諉為不知，竟為牟取私利，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加入被告胡竣杰發起組成三人以上犯最重本刑5年有期徒刑之販賣前開第三級毒品，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販賣毒品犯罪組織，並在被告胡竣杰、黃彥滕之指揮下，與被告魏子翔進行輪班、收帳、對帳之工作，且與被告黃彥滕、魏子翔等人輪班執掌販毒工作靶機，透過微信帳號與毒品買家聯繫、派送毒品及收款（俗稱小蜜蜂），而被告蔡柏正另與被告黃彥滕、魏子翔透過Telegram「華岡藝校」群組，用以彼此聯繫、紀錄、管理毒品庫存及紀錄毒品帳務，被告蔡柏正將其所管理胡竣杰販毒集團所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及輪班執掌之販毒工作靶機交付予該販毒集團下一位輪值之小蜜蜂即被告黃彥滕而幫助被告黃彥滕販賣如附表二編號四「交易內容（品項/數量/價金）」欄所示數量之毒品販賣予楊承璋；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另意圖營利，共同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之犯意聯絡，由被告許家彰欲將其因擔任胡竣杰販毒集團輪值小蜜蜂而取得該販毒集團所欲販售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

一、二、四所示毒品及供該集團輪值小蜜蜂施用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三所示毒品交付予該販毒集團下一位輪值之小蜜蜂即被告蔡柏正，以伺機將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所示第三級毒品販賣予他人，其等漠視法令規定，幫助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危害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且助長施用毒品歪風，對社會危害性均不輕，實屬不該，其等犯罪情狀及手段顯屬可議，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被告蔡柏正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經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為有期徒刑3月6月；被告許家彰、蔡柏正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部分經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為有期徒刑1年6月），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均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餘地。是被告許家彰及其辯護人以被告許家彰係一時思慮未周，結識損友，方觸犯刑章，其往後仍有回歸正途之積極可能，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尚難憑採。

㈣被告許家彰、蔡柏正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以被告許家彰、蔡柏正上開犯行事證明確，均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⒈被告蔡柏正僅有就如附表二編號四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為幫助行為，就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三、五至十三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並無幫助行為而不成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詳見乙、參、五、㈠之⒍部分理由），原審誤認被告蔡柏正就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三、五至十三所示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部分亦成立幫助犯，認定事實容有未洽；⒉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三所示部分，除成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外，亦同時成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並應從一重以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斷，原審未認定被告許家彰、蔡柏正同時意圖販賣而持有如附表四之六編號二、如附表四之七編號一、二、四所示第三級毒品，認事用法違誤。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