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阮玉鳳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4年度易字第1237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調院偵字第22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被告阮玉鳳應友人劉坤維（被訴傷害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4年度易字第1237號判決確定）之要約，於民國114年2月2日晚間至桃園市○○區○○○街00號友人住處飲酒聊天。雙方於同日晚間9時15分許，在上開地點，因細故生有爭執，竟各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劉坤維徒手毆打阮玉鳳之頭部、左側臉部及腹部，阮玉鳳則徒手毆打劉坤維臉部及持包包毆打劉坤維之雙側肩部、手部，致阮玉鳳因而受有頭部挫傷（枕部頭皮局部紅腫）、左側臉部擦傷及挫傷、左側下胸至上腹部挫傷（壓痛但無明顯傷口）等傷害；劉坤維則受有右嘴角擦傷、雙側肩部挫傷、左手腕血腫等傷害。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告訴人劉坤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桃園醫院新屋分院114年2月3日、同月5日之診斷證明書、現場及傷勢照片為其主要論據。然被告矢口否認犯行，辯稱：因為劉坤維先欺負我，還一直壓我且毆打我，我才還手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劉坤維於上開時地因故發生爭執，告訴人劉坤維先以徒手毆打被告之頭部、左側臉部及腹部，被告後續有還手回擊告訴人劉坤維臉部之行為，告訴人劉坤維於114年2月3日、同月5日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嘴角擦傷、雙側肩部挫傷、左手腕血腫之傷勢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坤維之證述相符，並有上開診斷證明書、現場及傷勢照片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細譯本案桃園醫院新屋分院於114年2月3日及同年2月5日之診斷證明書「診斷」欄內所載內容，可知關於告訴人劉坤維左手腕血腫之傷勢，係在114年2月5日診斷證明書始有相關記載，則兩份診斷證明書就傷勢之描述顯有出入，倘若該傷勢確係案發當日（即114年2月2日）遭被告毆打所致之外傷，何以初次就診時記載未盡明確，遲至數日後始經診斷為血腫？告訴人劉坤維受有左手腕血腫之傷勢是否為被告所造成，已非無疑。再者，據告訴人劉坤維於原審經具結證稱：左手腕血腫那是以前的舊傷疤等語（見原審114年度易字第1237號卷第85頁）。然其後改證稱：我想起來了，隔天我的左手手臂會痛，我才又跑去醫院，但我忘記跟醫生說等語（見原審114年度易字第1237號卷第86頁）。復觀諸卷內告訴人劉坤維之左手腕傷勢照片，可見該處皮膚呈現暗沈、乾燥之色澤，並無一般軟組織遭受鈍力重擊後，於急性期應呈現之紅腫、鮮紅瘀血或破皮等發炎徵兆，顯與案發當日所受之新傷有別。是依罪疑惟輕之原則，此部分既乏積極證據證明與被告之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令被告就告訴人劉坤維受有左手腕血腫之傷勢負傷害罪責。

㈢關於告訴人劉坤維受有右嘴角擦傷、雙側肩部挫傷之傷勢部分

⒈按刑法第23條所規定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所稱不法之侵害，只須客觀上有違法之行為，即可以自力排除其侵害而行使防衛權，且不以侵害之大小與行為之輕重而有所變更；又侵害之是否為現在，應以其侵害之是否尚在繼續中，可否即時排除為準，苟其侵害狀態尚在繼續中而被害人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可以即時排除者，仍不失為現在之侵害(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175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防衛行為，祇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不超越必要之程度為已足，不以出於不得已之行為為條件；亦即行為人主觀上認識現有不法侵害存在而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有防衛之行為，自得主張正當防衛（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1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防衛行為是否客觀必要，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重輕、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而綜合判斷；其標準乃在於一個理性之第三人，處於防衛者所面臨之情況，是否亦會採取同樣強度之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唯一手段為要件，並無須考慮所保護法益是否優越於所侵害法益之法益平衡問題，且防衛者能否另以逃避、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擊行為，亦在所不問。

⒉證人即當日亦在場之潘紅絨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經具結證稱：當天是被告找我去朋友家，陪劉坤維他們一起喝酒，當天是因為劉坤維想拉被告去廁所發生性行為，被告不願意，劉坤維就先動手打被告，打了兩次，被告為了掙脫劉坤維的拉扯，並避免繼續被打，才用手或包包去擋、去推，被告是要反應、掙脫，並沒有主動打劉坤維等語（見原審114年度易字第1237號卷第65頁至第70頁）。經核證人即在場之人潘紅絨係案發當時全程在場見聞之證人，其對於雙方爭執起因、衝突發生之先後順序及攻擊部位等細節，均能具體詳述，且參諸其證述告訴人劉坤維先行動手毆打被告頭、臉部及壓制被告頭部等情節，核與卷附被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受有頭部挫傷、左側臉部擦傷等傷勢呈現之受傷部位及成傷機轉吻合，足見其證述情節與客觀事實相符，並無偏頗或虛構之虞，堪予採信，可認被告確實有致告訴人劉坤維受有上開傷勢之行為。可徵本件衝突之起因，係告訴人劉坤維先行強拉被告至廁所未果，進而對被告實施毆打之行為。是以，被告於案發當下，面臨告訴人劉坤維違反其意願之拉扯及肢體毆打行為，客觀上已存在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

⒊再據證人即告訴人劉坤維於原審審理時經具結證稱：我們本來相約是要快樂地喝春酒才聚會，那天我從早上八點就開始跟高銀添及一些朋友喝酒，10幾個人一起喝，剩下幾個還沒有倒，又跑去鄰居那邊喝酒，當時被告喝醉了，我也很醉等語（見原審114年度易字第1237號卷第78頁、第82頁），可徵告訴人劉坤維於案發當時確實有飲用數量不少之酒類，且處於醉酒之狀態。而被告在此情形下，為求脫身及保護自身身體免受更大之傷害，在遭告訴人劉坤維壓制或拉扯之際，本能地揮動手部或隨身包包進行推阻、格擋，顯係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意思所為。縱使被告在掙扎、反抗之過程中，其肢體或隨身攜帶之包包碰觸告訴人臉部或肩部，致告訴人劉坤維受有右嘴角擦傷、雙側肩部挫傷等傷勢，然衡量被告阮玉鳳所採取之手段，僅係徒手或持軟質包包揮動，並未持其他危險器械，且其目的在於「掙脫」與「阻擋」，而非主動攻擊，核屬合理且未逾越必要之程度，當屬客觀上必要之有效防衛手段。從而，被告所為，雖該當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構成要件，然其係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行為，且未過當，依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應可評價為正當防衛行為而阻卻其行為之違法性。

⒋綜上，關於告訴人劉坤維受有右嘴角擦傷、雙側肩部挫傷之傷勢，被告自得依刑法第23條前段主張正當防衛阻卻其行為之違法性。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證據固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舉，然此實係因告訴人已飲用相當酒類，除亦有對被告為傷害行為外，復有欲將被告拖行至廁所之舉，被告為求脫身自保，方有上開傷害之舉，足徵被告係對於現在不法侵害，而為正當防衛行為，自難以傷害罪相繩，原審同此見解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難認有何違誤之處。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本件屬於自招危害，雙方發生肢體衝突後，被告隨即出手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被告自不該當正當防衛等語。然查：本件原審已詳敘何以認定被告符合正當防衛之理由，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業已相為審酌之事由再事爭執，且未提新事證之上訴，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於本院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而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提起公訴，檢察官王俊蓉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成焜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