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凌梓筌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2792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2574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凌梓筌(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僅針對量刑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就本案犯罪事實詳為描述，且本案源於被告家中生計遭逢鉅大變故，父親及祖母身體狀況不佳，方會一時失慮為本案犯行，原審判決未斟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即有不當。被告從事詐欺犯罪行為期間，所擔任的角色僅是第一線基層，並未藉此謀取暴利或策畫整體犯罪，亦非實際對被害人實施詐術之人，顯見被告非詐欺集團之核心，參與犯罪之程度較低，原審量刑過重有違比例原則。又被告於偵審程序均自白認罪，顯見被告已深刻記取教訓，非惡性重大不知悔改之徒，且被告年紀尚輕，有家人待其扶養，請求從輕量刑，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

三、刑之審酌事項：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增訂公布，復於114年12月30日修正，於115年1月21日公布施行，114年12月30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舊法僅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可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無減刑與否之裁量權限；新法則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能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對於減刑與否具有裁量空間。

⒉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將舊法之「應減」改為「得減」，且行為人因調解或和解所支付之賠償，未必少於舊法所規定之犯罪所得，行為人因而負有迅速填補詐欺犯罪被害人財產損害之責，難再因自動繳交與詐欺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犯罪所得，即能獲得減刑處遇，新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較有利於被告。

⒊經查，本案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時均自白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見偵卷第9頁至第12頁、原審卷第54頁、本院卷第56頁)，且尚查無獲有犯罪所得而需自動繳交，自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43條高額詐欺罪、第44條複合型態詐欺罪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㈡一般洗錢部分：

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本案洗錢之事實坦認，且無犯罪所得應自度繳交之問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依上開說明，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㈢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然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且以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邇來詐欺犯罪盛行，受害民眾不計其數，甚至畢生積蓄化為烏有，詐欺集團透過洗錢方式，更使被害人難以取回受騙款項，復對人與人之間應有之基礎信賴關係破壞殆盡。且被告不思尋求正當途徑賺取報酬，竟接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為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致告訴人余勇毅受有新臺幣124萬3千元金額之巨大損失，犯罪所生危害程度難認輕微，並無犯罪情狀堪可憫恕之處，且被告已依修正前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亦無情輕法重之憾，被告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於法不合，並非可採。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審對被告予以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近年來我國詐欺集團猖獗盛行，並經報章媒體廣為披露，是詐欺對於社會及民眾財產之重大危害當為國民所熟知，被告卻仍為詐欺集團取領、轉交款項，以此等分工方式，助長詐騙歪風，製造金流斷點，致執法機關不易查緝，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所為應予非難。被告雖非主要負責籌劃犯罪計畫，然其對於法益侵害或危害仍具有相當程度。併參以被告自白洗錢部分符合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刑要件，再酌以被害人所受之財產損害，此部分均應作為量刑上之參考依據。除前開犯罪情狀外，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尚可，前有罪質相類之前案科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非初犯，不宜如初犯者量處較輕之刑。復參以被告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實際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尚無依修復式司法政策觀點，量處較輕之刑之依據。另酌以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般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經核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審酌，並於法定刑度之內為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罪責相當原則，尚無不當。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失重之不當，係就原判決量刑已充分斟酌之部分，再事爭執；且原判決量刑之基礎並未變更，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思恬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