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上訴字第一一六五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訴字第一一六五號

上訴人

即被告

丙○○

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緝字第二二五號，中

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四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五年

度偵字第二一七五０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事實

一、丙○○與黃光男（所涉詐欺取財部分，業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一日以八十五年度易字第七六九二號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確定）、趙海權（現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收受贓物、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公司應收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犯意聯絡，並基於概括犯意，先由丙○○於不詳時地自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處，收受來源不明之壬○○影本（該而後於八十五年四月某日，在不詳地點，在壬○○之照片，重加影印而變造壬○○之關對於身分資料管理之正確性，進而於同月十二日在臺北縣三重市○○路一０五號一樓設立益大企業行（以下簡稱益大行），並以自己名義擔任負責人，隨即於同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前往臺北縣政府辦理商業負責人變更登記手續，將益大行負責人變更為壬○○，並將前開變造之壬○○員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之負責人變更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之獨資行號登記案卷內。其後為使能以黃光男名義申請支票使用，又於不詳時地，接續偽刻壬○○、辛○○、戊○○、己○○、庚○○（嗣更名為陳思穎）之印章，再於同年六月十八日在讓渡書上偽簽壬○○署名並偽蓋其印章，將前開益大行虛偽讓渡予黃光男，並接續在授權書上偽簽壬○○署名並偽蓋其印章，授權不知情之吳雅玲辦理商業負責人變更手續，而偽造前開私文書，吳雅玲隨即於翌日（即同年六月十九日）將右揭偽造之讓渡書及授權書等私文書持交臺北縣政府承辦人員而行使之，再將前開益大行之負責人變更為黃光男，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之負責人變更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之獨資行號登記案卷內，足以生損害於壬○○及臺北縣政府對於獨資行號設立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又其明知壬○○、辛○○、戊○○、己○○、庚○○五人均未實際繳納址設上址二樓之超稟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超稟公司）股款，超稟公司實際資本額並無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竟先於八十五年六月八日提供資金五百萬元，存入超稟公司籌備處設於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大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之活期存款帳戶內，充作已收足股款之證明，且在委託書及超稟公司資產負債表上偽蓋壬○○之印章而偽造上述私文書，委託不知情之會計師張四維，依前述存摺存款資料之不實股款繳納證明，查核製作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後，復未經壬○○等五人之同意，以偽簽壬○○等五人之署名並以上開偽造之印章蓋用於其擬具超稟公司之公司章程上而偽造私文書之方式，假冒超稟公司係上開壬○○等五人共同為發起設立之公司，並選任壬○○為董事，並以偽簽壬○○署名、偽蓋壬○○印章而以壬○○為董事之方式，偽造超稟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進而於同年六月十九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公司設立登記手續之業者，持右開帳戶存摺影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偽造之超稟公司章程、委託書、資產負債表及設立登記申請書等私文書及前揭變造之壬○○為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超稟公司設立登記手續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之公司設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之公司登記案卷內，據以核發公司執照，足以生損害於壬○○、辛○○、戊○○、己○○、庚○○及臺灣省政府建偽簽辛○○、戊○○、己○○、庚○○之署名及偽蓋壬○○、辛○○、戊○○、己○○、庚○○五人之印章，在超稟公司股東同意書上偽簽壬○○、辛○○、戊○○、己○○、庚○○之署名並偽蓋其等五人之印章，而偽造壬○○等五人同意壬○○退股改由黃光男入股，並推選黃光男為董事之不實事項，並於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將前開偽造之公司章程、股東同意書等私文書持交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承辦人員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之公司負責人變更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之公司變更案卷內，足以生損害於壬○○、辛○○、戊○○、己○○、庚○○及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對於公司變更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再於八十五年七月六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公司設立登記手續之業者，持右開帳戶存摺影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偽造超稟公司章程（八十五年六月八日、六月二十五日二份）、委託書、資產負債表、設立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等私文書及前揭變造之壬○○影本，持向臺北縣政府申請超稟公司設立登記手續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該不實之公司設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之公司登記案卷內，據以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足以生損害於壬○○、辛○○、戊○○、己○○、庚○○及臺北縣政府對於公司設立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偽造之私文書及印文均詳如附表一所示）。又其三人明知並無給付貨款之真意，竟基於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聯絡，由自稱為徐阿昌之丙○○在益大行、超稟公司負責與客戶接洽、財務、人事等業務，自稱為壬○○之趙海權除在前開益大行、超稟公司負責與客戶接洽、財務、人事等業務外，另負責臺北縣林口鄉○○路九四之三一號溜冰廠之業務，黃光男則提供復受僱丙○○看守倉庫，其三人為取得廠商信任，先自八十五年五月間起，向附表二所示之被害廠商訂購小額貨物，並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兌付，使各該交易之廠商誤信上開益大行及超稟公司確有支付之能力，而後自八十五年五月某日起，迄同年九月某日止，連續於附表二所示之時地，多次向附表二所示之廠商，大舉詐購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致附表二所示廠商不疑有他因而陷於錯誤，如數交付附表二所示之物品予丙○○等人（被害廠商及負責人、被害時間、被害地點、被害物品、物品價值均詳如附表二所示），得手後，或交付益大行黃光男所簽發之支票，或交付黃光男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向臺灣土地銀行申請超稟公司、負責人黃光男之支票，或未支付分文予被害廠商及負責人，嗣前開支票發票日屆至，經提示後均未獲兌現，附表二所示之被害廠商及負責人於同年九月九日立即前往上開益大行及超稟公司所在地查看，然所有貨物已搬運一空，僅留黃光男一人在現場，附表二所示之被害廠商始悉受騙，總計丙○○、黃光男、趙海權共詐得如附表二所示物品價值二千七百二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元（起訴書誤載為二千六百六十七萬一千零七十七元）。

二、案經附表二編號四、五所示之被害廠商即巨倫資訊有限公司、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訴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丙○○固坦承其本係址設臺北縣三重市○○路一０五號一樓益大行之負責人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收受贓物、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司應收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及詐欺取財等犯行，並辯稱：益大行已讓渡予林伯虎，該行嗣後之交易行為伊全然不知情，與伊無關，而益大行負責人變更及超稟公司設立、變更等相關手續均係林伯虎與趙海權辦理，伊亦不知情云云。經查：

㈠壬○○所有之不慎在不詳地點遺失，扣案之非壬○○所有，而壬○○未曾擔任益大行、超稟公司之負責人或股東，亦未在附表一所示之讓渡書、授權書、委託書等文書上簽名、蓋章之事實，業據證人壬○○於偵訊及原審調查中證述無訛（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一九八頁反面、原審卷㈣第一五八頁至第一五九頁）。從而，壬○○所有於八十三年、八十四年間在不詳地點遺失之國民，乃屬他人拾得後侵占入己之贓物，自屬無疑，且扣案換貼趙海權照片之壬○○之事實，當可認定。又係被告要求趙海權提供己身之照片乙幀，而後在不詳時地在壬○○之並據共同正犯趙海權於原審調查中供述無訛（詳原審卷㈠第六九頁），而被告與趙海權又無仇隙，衡情，趙海權應無無端誣陷被告之必要，是其指證足堪採信。此外，並有貼有趙海權照片之壬○○北市調查處偵查卷宗第十頁），從而，被告所辯不知情云云，顯不足採。

㈡次者，核諸證人吳雅玲於原審調查中具結證述：被告疑係伊先前在臺北縣三重市○○路一０五號工作之徐老闆，該處係從事溜冰鞋製作，卷附之授權書係徐老闆要求伊持往臺北縣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手續等語（詳原審卷㈣第一八五頁至第一八七頁），及被告於同日供述：係趙海權僱用吳雅玲等語（詳原審卷㈣第一八八頁），足知證人吳雅玲係在臺北縣三重市○○路一０五號一樓益大行工作，且受僱於被告，當屬無疑。又參佐被告於偵訊中自承：黃光男至益大行將予伊，由伊去辦理負責人變更手續，黃光男知悉交付等語（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一九九頁反面），則黃光男將雅玲，於八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持黃光男之私文書持交臺北縣政府承辦人員，而將前開益大行之負責人變更為黃光男，復殆無疑。而被告係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在臺北縣三重市○○路一０五號一樓設立益大行，隨即於同日將負責人變更為壬○○，並將前開變造之壬○○持交臺北縣政府承辦人員，其後為使能以黃光男名義申請支票使用，故先於同年六月十八日在讓渡書上偽簽壬○○之署名並偽蓋其印章，將前開益大行虛偽讓渡予黃光男，並接續在授權書上偽簽壬○○之署名並偽蓋其印章，而偽造前開私文書，復有臺北縣政府九十一年五月八日北府建登字第０九一一０二一六七三三號、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北府建登字第０九一０二四六三六０號函檢送之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案件聯合作業審查核准通知稿、申請書、委託書、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益大企業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資產負債表、存摺、土地登記謄本、臺北縣政府三重市公所八十五年四月六日北縣重工都證字第０二二四七七號函、八十四年度臺北縣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繳款書、負責人變更申請書、授權書、讓渡書、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等在卷可稽（附於原審卷㈣第七頁至第六五頁），此部分自堪以認定。

㈢再者，壬○○、辛○○、戊○○、己○○、庚○○（嗣更名為陳思穎）等五人均未實際繳納址設上址二樓之超稟公司股款，亦無發起設立超稟公司，更無在附表一所示之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資產負債表、超稟企業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等文書上簽名、蓋章等情，分據證人壬○○、辛○○、戊○○、己○○、庚○○於原審調查中陳明無訛（詳原審卷㈣第一五八頁、第一二０頁至第一二二頁），是前開文書亦均係偽造，顯屬無疑。而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係張四維依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提出表明超稟公司籌備處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大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之活期存款帳戶內已收足股款五百萬元之存摺及股東名冊、營業登記申請書，書面查核無誤因而制作之事實，亦據證人張四維於本院調查中證述屬實（詳原審卷㈣第一八九頁），此外，復有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經（九一）中辦三管字第０九一三０八八八０五０號函檢送之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八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八五建三字第一八五六三二號函稿、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八五建三字第一九０五二二號函稿、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超稟企業有限公司八十五年六月八日、六月二十五日章程、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委託書、資產負債表、存摺、有限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董事、股東名冊、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及經濟部九十一年六月四日經授中字第０九一三二一九四一五０號函及臺北縣政府以九十一年五月八日北府建登字第０九一一０二一六七三三號函檢送之超稟企業有限公司營利事業登記抄本等存卷可資參照（附於原審卷㈣第三三頁、第六七頁至第九二頁），從而，被告明知壬○○、辛○○、戊○○、己○○、庚○○等五人均未實際繳納址設上址二樓之超稟公司股款，超稟公司實際資本額並無五百萬元，竟仍先於八十五年六月八日提供資金五百萬元，存入超稟公司籌備處設於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大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之活期存款帳戶內，充作已收足股款之證明，且在委託書及超稟公司資產負債表上偽蓋壬○○之印章而偽造上述文書，委託不知情之會計師張四維，依前述存摺存款資料之不實股款繳納證明，查核製作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後，復未經壬○○等五人之同意，以偽簽壬○○等五人之署名並偽蓋其等五人印章於其擬具超稟公司之公司章程上而偽造私文書之方式，假冒超稟公司係上開壬○○等五人共同為發起設立之公司，並選任壬○○為董事，並以偽簽壬○○署名、偽蓋壬○○印章而以壬○○為董事之方式，偽造超稟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進而於同年六月十九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公司設立登記手續之業者，持右開帳戶存摺影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偽造之超稟公司章程、委託書、資產負債表、設立登記申請書等私文書及前揭變造之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手續，又於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超稟公司章程上偽簽辛○○、戊○○、己○○、庚○○之署名及偽蓋壬○○、辛○○、戊○○、己○○、庚○○五人之印章，在超稟公司股東同意書上偽簽壬○○、辛○○、戊○○、己○○、庚○○之署名並偽蓋其等五人之印章，而偽造壬○○等五人同意壬○○退股改由黃光男入股，並推選黃光男為董事之不實事項，並於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將前開偽造之公司章程、股東同意書等私文書持交臺灣省政府建立登記手續之業者，持右開帳戶存摺影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偽造之超稟公司章程（八十五年六月八日、六月二十五日二份）、委託書、資產負債表及設立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等私文書及前揭變造之壬○○而行使之，據以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復屬無疑。

㈣又被告係以二萬元之代價，經黃光男之同意，持黃光男稟公司負責人，並以十萬元之代價，以黃光男之名義申請支票使用，被告復僱用黃光男看守倉庫，負責該倉庫之進出貨等情，復經共同正犯黃光男於警偵訊及原審院調查中供述甚明（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偵查卷宗第一四頁反面、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三八五八號偵查卷宗第四一頁反面、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五三頁反面、第一一四頁、第二０一頁及其反面、第二四一頁、原審卷㈢第二０五頁）。而被告在前開益大行、超稟公司係負責與客戶接洽、財務、人事等業務，自稱為壬○○之鄭海權除在前開益大行、超稟公司負責與客戶接洽、財務、人事等業務，另負責臺北縣林口鄉○○路九四之三一號溜冰廠之業務，復據共同正犯黃光男供承無訛（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偵查卷宗第一五頁反面至第一六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０一頁反面、原審卷㈢第二０五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伊係負責業務，使用徐阿昌名片，趙海權係負責臺北縣林口鄉○○路工廠，使用壬○○名片，黃光男則為登記負責人等語相符（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００頁），從而，被告與黃光男、鄭海權顯係基於犯意聯絡，由黃光男提供司之負責人，並以負責人名義申請支票帳戶使用，復受僱於被告看守倉庫，被告則在前開益大行、超稟公司負責與客戶接洽、財務、人事等業務，並辦理益大行負責人變更手續、超稟公司設立登記及負責人變更手續及與趙海權出面詐騙附表二所示之廠商（容後敘明），自稱為壬○○之鄭海權除在前開益大行、超稟公司負責與客戶接洽、財務、人事等業務，另負責臺北縣林口鄉○○路九四之三一號溜冰廠處理被告詐騙而來財物，灼然甚明。

㈤而被告如何夥同黃光男及趙海權以益大行及超稟公司名義，於附表二所示時地，向各該廠商詐購附表二所示財物之情節，業據被告於原審調查時供承不諱（詳原審卷㈠第二一頁），並據附表二所示之被害廠商及負責人國毓企業社即袁塗城於警詢及原審調查中、隆昌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有麟於警詢及原審調查中、克烽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志雄、其配偶龔美錦於原審調查中、丁○○於警詢、承安加工廠即陳素麗於警訊及原審調查中、中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勝嘉（嗣更名為陳皆利）兼鎧群滾輪實業有限公司受任人於警詢及原審調查中、祥元免洗餐具有限公司負責人璩屹華於警訊及原審調查中、美奇克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瑞昌於警訊及原審調查中、壬康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邱梅於警詢及原審調查中、青華包裝企業有限公司業務員康淑芳於警詢及原審、負責人李素華於原審調查中、祐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簡大當於警訊及原審調查中、富陽實業有限公司經理林燮記於警詢、自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鄭政忠於偵訊及原審調查中、職員鄭政平於偵訊、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職員乙○○、林志銘、陳明輝於偵訊及原審調查中、彰南商行即蔡水沅於原審調查中、旅達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白朱於原審調查中、勁強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卓美珠於原審調查中、豐泰食品行即王江煌於原審調查中、巨倫資訊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清吉於原審調查中、僑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職員林鈞運於原審調查中、南佑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月碧、經理林蒼榮於原審調查中、愛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敏松於原審調查中、益福塑膠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月梅亦即臺福塑膠有限公司負責人李丁福之小姨子於原審調查中分別指述甚詳（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偵查卷宗第一頁反面至第四頁、第一一頁反面至第一二頁反面、第六一頁反面至第六二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五二頁反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二０七五號偵查卷宗第一頁反面、第二五頁反面、第三五頁反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七五０號偵查卷宗第一頁至第三頁、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四三頁反面、第九七頁反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七五０號偵查卷宗第三八頁反面、第五三頁反面、原審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二一六號刑事卷宗第一一四頁反面、原審卷㈠第一九一頁反面至第一九三頁反面、第一九四頁反面、原審卷㈢第六頁至第八頁、第一九四頁至第一九五頁、第二０三頁至第二０四頁、第二八六頁、第三０一頁）。至甲○○○○負責人林陳菜於原審調查中雖陳稱：甲○○○○有無受騙因時間已久不復記憶等語（詳原審卷㈢第二六五頁），然甲○○○○於八十五年八、九月間確實有與益大行、超稟公司交易且未獲付款，此有甲○○○○員工所提出之採購單、出貨簽收單在卷可稽（附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第一九七頁至第二０五頁），足認甲○○○○確有遭被告詐騙之情事甚明，證人林陳菜陳稱不復記憶等語，自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又林蒼榮送貨前往益大行時曾偶遇被告，被告表示其係負責人，而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交易過程均係與被告洽談，且被告曾打電話向楊白朱表示：票會開快一點等語，亦分據證人林蒼榮、楊白朱、林志銘陳明屬實（詳原審卷㈠第一九四頁、原審卷㈢第二０四頁），另實際與前開廠商洽談買賣事宜之人，係出示徐阿昌名片並自稱為徐阿昌之成年男子，復據證人袁塗城、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員乙○○、林志銘、陳明輝於警訊偵查中陳明甚詳（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偵查卷宗第四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四三頁反面及第九七頁反面、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七五０號偵查卷宗第三八頁反面及第五三頁反面），並有該紙名片影本附卷可稽（附於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七五０號偵查卷宗第七頁），而被告又坦承：徐阿昌之名片係其使用等語無訛（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００頁、第二八六頁），參佐被告於偵訊及原審調查中供承：伊以為林伯虎要玩真的，故出面幫忙訂貨等語（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八七頁反面、原審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二一六號刑事卷宗第六三頁），況被告復將向前開廠商買受之部分物品如傢俱、溜冰鞋等物交付予許修身，亦據被告與許修身於偵訊中一致供承無訛（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一九九頁反面、第二八四頁反面），衡情，倘被告非益大行、超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則其焉有權利將前開物品自公司取走並交付許修身？又前開廠商送貨地點之一臺北縣林口鄉○○路九四之三一號之電話係由被告申裝租用，並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新莊營運處九十一年二月一日莊服字第九一Ｃ０六０００二七號函乙紙在卷可稽（附於原審卷㈠第二一四頁），依經驗法則而論，倘被告僅在臺北縣三重市○○路一０五號一樓經營益大行，其何需在臺北縣林口鄉○○路九四之三一號申裝租用電話？是以，綜上參互以析，顯係由被告出面與前開廠商洽談買賣事宜，灼然甚明，則被告辯稱：均不知情云云，顯係畏罪之詞，不足採信。

㈥至被告固辯稱：經許修身介紹結識統輪公司之林伯虎，並以一百萬元之代價，將益大行轉讓予林伯虎，八十五年四月，統輪公司已交付訂金二十萬元，餘款八十萬元則簽發五紙支票支付云云，並提出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各五紙為證（附於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三四一頁至第三四二頁），然此為許修身、林伯虎所否認，許修身於偵訊中陳稱：伊不認識林伯虎，更遑論介紹林伯虎向被告頂讓益大行等語（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八五頁），林伯虎於原審調查中則陳稱：伊不曾頂讓被告之益大行，亦不認識許修身，因伊與趙海權有生意往來，並開立支票予趙海權，不知為何趙海權將前開支票交付被告等語（詳原審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二一六號刑事卷宗第一一三頁反面、第一五八頁），是被告前開供述是否屬實，即有斟酌之餘地。況就轉讓之原因及轉讓後何以繼續在益大行任職，被告於偵訊中係陳稱：因生意不好，故頂讓予林伯虎，但因先前積欠很多客戶款項，故將店頂讓出去後，仍需留在公司將款項結清云云（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００頁），後則改稱：因生病，故找趙海權、林伯虎頂讓云云（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七九三四號偵查卷宗第二八六頁反面），於原審調查中繼稱：因身體狀況不佳，始於八十五年十月將益大行轉讓予林伯虎，轉讓款為一百萬元，其中二十萬元現金交付，餘款八十萬元經伊催討始以支票支付，但未兌現，伊始以每月二萬元之代價受僱林伯虎云云（詳原審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二一六號刑事卷宗第六二頁），又稱：因林伯虎八十萬元尚未交付，林伯虎即叫伊在益大行（筆錄誤繕為超稟公司）擔任員工云云（詳原審卷㈢第六頁），前後互核，亦可見被告供述歧異不一之處，況益大行名義負責人由被告變更為壬○○後，仍係原負責人負責實際業務，並據證人吳雅玲於本院調查中證述甚明（詳原審卷㈣第一八六頁），如負責人確已變更，何以仍係由原負責人（按指被告）負責該公司之實際業務？且遍觀全案卷證資料，此部分除被告指認外，別無其他被害人指認林伯虎亦有參與前開詐欺犯行，自不能僅憑被告此部分單一之指認，即認被告已將益大行頂讓予林伯虎，要屬無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亦同此認定，有該院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二四三八號刑事判決一份附卷可稽（附於原審卷㈠第八二頁），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顯係飾責之詞，委無足採。

㈦又被告所訂貨品之金額高達二千七百二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元，貨品之流向又不明，被告顯係以不詳方法變價銷贓，其顯有詐騙之意圖甚明。再黃光男與被告共同詐騙前開廠商之犯行，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以八十五年度易字第七六九二號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確定，有前開判決一份在卷足憑（附於原審卷㈠第八七頁至第九四頁），此外，復有黃光男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向臺灣土地銀行申請支票使用之開戶資料、支票影本、帳冊、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二紙、經濟部公司執照乙紙、附表二所示被害廠商提供之採購單、支票、退票理由單、統一發票、請款明細表、出貨單、對帳單、送貨單、請款單、客戶銷貨明細表、出貨簽收單、銷貨對帳單、估價單、存證信函、預約單、日產堆高機簽收單等附卷（附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偵查卷宗第二三頁、第二八頁至第五四頁、第九八頁至第二九八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二０七五號偵查卷宗第三頁至第五頁、第二七頁、第二八頁、第三四頁、第三五頁、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七五０號偵查卷宗第四頁至第六頁）及實用支票日曆簿一本扣案可稽。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

二、按影本與原本有相同之效果，如將原本予以影印後，將原本部分內容竄改重加影印，其與無製作權人將其原本竄改，作另一表示其意思者無異，自應成立變造文書罪，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在壬○○之變造，作另一表示其意思者無異，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第二百十二條變造特種文書罪、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之罪。第查：被告犯罪後，原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業經修正為同條第一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罰金刑由原來「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修正提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並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效，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舊法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自應適用舊公司法，合此敘明。又被告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前往臺北縣政府辦理商業負責人變更登記手續，將益大行負責人變更為趙敏雄，並將前開變造之趙敏雄之吳雅玲持右揭偽造之讓渡書及授權書等私文書持交臺北縣政府承辦人員而行使之，再將前開益大行之負責人變更為黃光男。於同年六月十九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公司設立登記手續之業者，持超稟公司帳戶存摺影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偽造之超稟公司章程、委託書、資產負債表及設立登記申請書等私文書及前揭變造之壬○○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超稟公司設立登記手續而行使之。復於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將前開偽造之公司章程、股東同意書等私文書持交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承辦人員而行使之，末於八十五年七月六日利用不知情之代辦設立登記手續之業者，持右開帳戶存摺影本、超稟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設立登記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偽造之超稟公司章程（八十五年六月八日、六月二十五日二份）、委託書、資產負債表及設立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等私文書及前揭變造之壬○○使之，均係間接正犯。又其偽造印章、印文、署押之行為，皆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變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皆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另其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多人法益（指偽造超稟企業有限公司八十五年六月八日、六月二十五日章程、超稟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部分），係一行為同時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再其先後多次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詐欺取財等犯行，均係時間緊接，所犯又係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均為連續犯，應依刑法第五十六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另其所犯上開收受贓物、行使變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詐欺取財、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等六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犯關係，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至公訴人固未敘及被告有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之罪，然此部分與公訴人起訴並經論罪科刑部分，有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已如前述，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予以審酌。其與趙海權、黃光男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三、原審詳加審認，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六條、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二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舊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第五十五條、第二百十九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規定，並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詐騙金額高達二千七百二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元，被害廠商多達二十餘人，自益大行、超稟公司設立起即大肆詐購貨物，迄八十五年九月間，不過短短五月即詐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顯專為詐購物品而虛設公司行號、請領支票，兼衡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變造特種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手段、次數，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四年二月，並以壬○○、辛○○、戊○○、己○○、庚○○之印章及附表一所示之署押、印文，均係偽造，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沒收之。另變造壬○○片一張，係共同正犯趙海權所有供本件變造特種文書所用之物，併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宣告沒收之。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提起上訴空言否認犯行或指原審量刑過重，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云云，惟被告否認犯行部分所辯不足採信，已如前述，且原判決已審酌被告犯罪一切情狀而予科刑，量刑尚屬平允並未過重，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部分，亦無足取，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案審理之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三七八號偵查案件（即原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九００五號偵查案件，經原審退併重新分案後再函送併案審理）意旨略以：被告另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在桃園縣龍潭鄉○○路一三八號，向告訴人李寶琴詐借款項六萬元，迄今拒不償還，顯有詐欺之犯意，核與本案有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請求併予審判云云。惟查：移送併辦之被告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二日詐欺犯行，距離被告前揭論罪科刑之第一次詐欺犯行即八十五年五月某日，時間已逾二年之久，況且被告於原審調查中亦否認此次犯行（詳原審九十一年一月十四日訊問筆錄），從而，顯難認二次犯罪係在同一預定犯罪計劃內，而出於主觀上始終同一犯意進行，尚不得認係連續犯，本院自屬無從併辦，應退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由原檢察官更為適法之處置。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富銘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