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 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一二號（偽造有價證券） -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一二號上　訴　人　邱龍潭選任辯護人　詹仕沂律師蔡宥祥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年度上更㈠字第二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二六七七、一二六七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邱龍潭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於原審供稱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一至八所示之支票非其所簽發，依時間推算，當時其早已與姚乾隆終止合作關係，未再提供施志松之印章用於開立支票，應係姚乾隆所為，上開支票與上訴人無關等語；佐以證人施志松於前案更三審時證稱，該印章於開戶完後，交給公司之人，並非交給上訴人等語；則上開支票是否上訴人所開立，即非無疑。且施志松於前案審理時，上訴人尚未成為被告，證人何以能預知上訴人將成為被告，而有原判決認定之迴護之舉？原判決對上情不採又未說明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第一審電話詢問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西屯分行經辦人林淑瑩，經其表示若支票係因存款不足而退票，即不會再審查印鑑是否相符，且上開支票已超過保存年限無法查證等語，附表編號一至八所示支票之退票理由，固無法證實如上訴人所辯係因印鑑不符。惟上訴人堅決否認開立支票，且退票資料已無法查證如上，則上訴人是否有持施志松之印章共同開立該支票，既乏證據證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上訴人無罪之認定，原審諭知有罪，核與證據法則相違。㈡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與姚乾隆共同偽造有價證券，犯罪情節相同，竟論處上訴人較姚乾隆為重之有期徒刑三年六月，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復未於理由中說明其所憑之論據，難謂適法。㈢原判決以本件共同經營環保碗盤製造事業之合作契約並未成立，資為王世賢並未授權上訴人簽發支票之依憑。惟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系爭第一份草約王世賢已簽名傳真予姚乾隆，應可認定契約業已成立，或推定已成立，而第二份草約縱未成立，僅可認為該第二份草約之性質為債之更改，未經王世賢同意簽名回傳，並不影響第一份草約之成立。第一份草約雖未經姚乾隆、上訴人或王世賢於本案中提出，然渠等對於該草約之存在，均不否認，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有此草約之存在。上訴人陳稱因有授權之外觀，且王世賢由台北親自至工廠配合銀行開立甲存帳戶，並同意印章由姚乾隆保管，且第一份草約之效力仍存在，則上訴人所辯，似非無據，原判決上開論述顯與民法關於契約之規定不符，已有未洽。且對上訴人上開辯解，俱未予調查審認，致其內容尚未明瞭，實有違誤。㈣原判決援引證人王世賢於偵字第五九六九號影印卷第三二頁；上訴字第一四一○號影印卷第二三頁反面；上更㈠字第四二七號影印卷第三二、七六頁反面等之相關證述，以及證人姚乾隆於上更㈠字第四二七號影印卷第三三、六一、七六頁；上更㈡字第九二號影印卷第四三頁；重上更㈢字第七五號影印卷第四一頁等之相關證述或供述，資為上訴人有罪判決之基礎。惟於審判期日僅分別就王世賢於九十六年度訴字第四三七五號、九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一七一二號；姚乾隆於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三六號偵審中之證述及供述，向上訴人及辯護人提示並告以要旨，其餘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資料，俱未提示，有違直接審理原則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㈤上訴人於前案偵查時，檢察官已就附表編號五至十之支票部分，予以斟酌，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法院自不得再為受理，原審未予詳查，遽為審理，已非適法。另關於附表一至四及十一、十二之支票部分，支票提示過程，是否曾經檢察官調查斟酌，攸關本件應否為實體審理或為不受理之判決，原審未詳予審認，致結果難臻明瞭，實與未經調查無異，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㈥前案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五九六九號對上訴人及劉福森不起訴處分書內容，已審酌附表編號五至十所示之支票。本件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核屬刑法上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上開支票部分復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即與其他未經不起訴處分之部分，不生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檢察官竟又對此再為起訴，受訴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始為適法。原判決一方面認附表所示支票於前開不起訴處分前即已存在，如附表編號五至十所示之六張支票並受檢察官調查斟酌；復謂附表編號一至四已兌現支票為上訴人及姚乾隆所共同偽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之新事實、新證據之情形。然對於何以認定附表編號五至十支票部分，有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之新事實、新證據之情形，未見原判決論及，除有理由欠備外，且查卷附相關證據資料，並無任何就附表五至十支票部分有合於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情形。可見該六張支票，即非該條款所謂發見之新證據，不得據以再行起訴。原審未予詳查，遽為有罪之判決，已非適法。另關於附表編號一至四及十一、十二之支票部分，其支票提示過程，是否曾經前案檢察官調查斟酌之重要事項，原審自應調閱相關偵查卷證，詳予審認，竟未為之，致該結果難臻明瞭，實與未經調查無異，併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㈦原判決所採王世賢之指述，與其告訴狀內容，有所矛盾。據王世賢所提出之刑事告訴狀載稱：因雙方針對合作細節商議多次，直至民國八十六年八、九月間終因條件無法合意而宣告合作破裂等語觀之，其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完成開立支票甲存帳戶後，直到同年八、九月間，方因與姚乾隆無法合意而宣告合作破裂；然姚乾隆與上訴人竟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向上開銀行領取系爭支票後並共同偽造支票而行使之，如果非虛，則王世賢於商議合作期間，衡情應會經常與姚乾隆接觸。然依其於前案證述，其在銀行開戶後一星期（換算時間約為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左右）未領得支票，即去電銀行得知支票已遭姚乾隆領走，但其何以仍與姚乾隆商議合作至同年八、九月間，均未提及支票領走乙事，而宣稱其之後一直找不到姚乾隆，至接獲銀行退票通知始提出告訴？王世賢之指述前後矛盾且與常情不符。其於前案所稱知悉支票遭領走及找不到姚乾隆等之前後過程，亦矛盾不一。所述非無瑕疵可指，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補強，原判決採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實有違證據法則。㈧王世賢既已授權姚乾隆以其及宏甫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宏甫公司）名義刻章開設銀行支票存款帳戶，是否有包含同意姚乾隆等人運用帳戶、簽發支票之商業習慣？此等商業習慣可否視為王世賢有授權之意思，或屬王世賢可得而知，亦不違背其本意，而可認為有默示授權？及其授權之詳情如何？原判決俱未究明，亦未於理由論述，欠缺其他積極證據資為補強，即遽採王世賢之片面指述，顯有理由欠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理由中關於第一份草約並未正式成立之論述，僅能判別王世賢與姚乾隆間之系爭合作契約是否合法成立生效及是否構成債務不履行之問題，究無礙於王世賢曾經同意、授權姚乾隆以其及宏甫公司名義開設銀行支票存款帳戶之事實認定。但就王世賢當初之授權情形如何，原判決並未調查。王世賢於偵查中所述：「雖然同意開戶，但後來合作未成立，當然不能夠再使用支票，不需要再明確告知。」等語，顯見王世賢從未向姚乾隆、上訴人撤回授權，原判決反以此認定上訴人犯行，並以上訴人所稱該件投資最終公司並未成立等語，即推斷雙方合作契約並未成立。非但斷章取義，更混淆公司未成立與合作契約未成立兩事。顯有判決理由矛盾、理由欠備及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㈨原判決對上訴人與姚乾隆簽發十二張支票之數行為，為何非屬接續犯，未予說明，竟論以連續犯，致無法為本件法律適用正確與否之論斷，顯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㈩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僅表示姚乾隆、王世賢所述有些不實在等語，可否遽認為非屬對渠等證言之證據能力有異議？非無疑竇。且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二項之默示同意，均明定仍須審判外陳述具有適當性，原審未衡酌該等陳述筆錄作成之外部狀況是否適當，並於理由內為必要之說明，有理由不備之違誤。原判決對上訴人與姚乾隆之犯意聯絡之具體內容為何，未詳予論述。系爭合作契約書上僅有姚乾隆及王世賢之簽名，且王世賢開立甲存帳戶時，上訴人亦未在場，又證人施志松於開戶之後即將其印章交由姚乾隆公司人員，並未交予上訴人，上開有利上訴人之證據，原審俱未審酌，復未說明有何積極證據可證明上訴人與姚乾隆有犯意聯絡，逕自推論上訴人與姚乾隆為共同正犯，難謂適法。因當時新台幣（下同）五十萬元部分係由上訴人出資，並存入王世賢新開立之帳戶內，上訴人與王世賢並不相識，為防止王世賢私自提領該金額，方與之共同開戶，故施志松於開戶後將該印章交由姚乾隆公司之人，並無任何違反共同開戶之目的，核與王世賢於更二審時所稱之開戶情節相符。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為共同正犯，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惟查原判決依憑證人王世賢、姚乾隆、劉義和、陳碧珠、張永清之證言，卷附宏甫公司提出之空白合作契約書，姚乾隆提出之合作契約書，上訴人與姚乾隆訂立之協議書，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西屯字第二七二八號函檢送之宏甫公司（帳號：一七二七－一號）開戶之印鑑卡影本、九十四年七月十八日西屯字第○○一八二二號函檢送之八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支票領取證影本、九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西屯字第○○二二二一號函及附表編號一之支票正反面影本，台中商業銀行北屯分行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北屯字第九五○三五○○○○三三六號函檢送之開戶資料與交易明細表，中一幼教遊具企業社之台中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公示詳細資料，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屯字第五八號函附附表編號二、四之支票正反面影本及同欣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查詢，附表編號三支票正反面影本及鏵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查詢，陳世興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台灣省合作金庫埔里支庫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合金埔存字第四八四九號函，台中縣潭子鄉（已改制為台中市潭子區）農會八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八七）潭鄉農潭農字第一五一三號函，張永清提出之估價單、存摺、期票登記簿影本，花旗銀行民權分行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新分行之覆函，票據交換所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台票中字第九七○一六○號函等證據資料，資以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因而維持第一審依修正前刑法連續犯、牽連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對於上訴人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等犯行，辯稱：王世賢既同意以宏甫公司之名義開立支票甲存帳戶，雖同時表示雙方合作細節部分可再談，但王世賢同意公司之籌備工作持續進行。且王世賢未明確告知伊在合作契約成立簽訂前，應暫停公司之籌備工作，故伊接受姚乾隆之指示，於支票領取證上用印以領用支票，並將支票用於公司籌備費用之週轉，如何有偽造私文書、有價證券及行使之犯行。另伊於本件合作關係中係單純居於投資者之角色，僅負責公司籌備期間資金之籌措工作，並未直接參與公司之經營，是對於姚乾隆與宏甫公司之代表人王世賢就公司合併之合作經營事宜，是否確實已有達成協議，並不甚明瞭，僅能從姚乾隆處片面獲知訊息。當姚乾隆要求伊用印領取支票及簽發支票使用，伊主觀上認合作案磋商持續進行，公司應繼續籌備事宜，王世賢並授權同意將該等支票用於公司籌措費用之週轉使用上，伊依循姚乾隆指示簽票使用，應無偽造之犯意。簽發如附表編號一至四所示支票部分，係為公司籌備處籌措資金，以票貼方式取得現金後，供公司籌備處週轉之用。至附表編號五至十二所示支票部分，因姚乾隆於八十六年九月間即告知伊與宏甫公司之合作事宜已確定破局，不再使用上開領用之支票，伊即未再配合於支票上蓋用「施志松」之印文，故此部分支票之簽發，伊完全不清楚。況宏甫公司負責人王世賢在開設支票甲存帳戶後，既願將相關印章交由姚乾隆保管，若謂其對於嗣後領用支票簽發等情事完全不知情，亦未授權，實有違商場經驗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認不可採，已在判決內詳予指駁，並說明其理由。原判決所為論述，核與卷證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按認事採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自不能指為違法。按同一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固不得再行起訴，但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之規定，自得再行起訴。而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祇須於不起訴處分時，所未知悉之事實或未曾發現之證據，即足當之，不以於處分確定後新發生之事實或證據為限。亦即此之新證據，不論係於處分確定前未經發現，抑或處分確定後所新發生者，均包括在內。且該項新事實或新證據就不起訴處分而言，僅須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已足，並不以確能證明其犯罪為必要。故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因傳訊證人或將扣案物品送有關機關鑑定，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自得再行起訴。至起訴後法院應為如何之裁判，乃屬法院起訴審查或為實體審理之範疇，究不得因此謂係違背同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之規定再行起訴。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所涉本件偽造有價證券等犯行，前雖由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八十七年九月九日以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五九六九號為不起訴處分，而如附表所示上訴人與姚乾隆所共同偽以宏甫公司為發票人所簽立之支票亦於前開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前即已存在，部分支票（如附表編號五至十所示之六張支票）並受檢察官調查斟酌，但本件因前案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一審承審法官依職權傳訊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承辦人魏文藝到庭，並請其提出如附表編號一至四已兌現支票影本，另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三審承審法官函詢結果，發覺如附表編號一至四所示支票之提示人，或為上訴人，或與上訴人關係密切，附表編號一之支票款又轉帳匯出至上訴人之胞弟邱政輝擔任負責人之中一幼教遊具企業社之帳戶等情，此等事證經檢察官斟酌，認定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係由上訴人與姚乾隆所共同偽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之發現新事實、新證據之情形，是檢察官對上訴人再行提起本件公訴，並無起訴不合法之問題等情，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之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就受命法官詢問對證據能力有何意見，上訴人答稱：沒有意見；辯護人答稱：如第一審辯護人所述意見。於原審審判程序，上訴人及其辯護人表示姚乾隆及王世賢所述有些不實在（見原審卷第二三頁、五八頁反面、七二、七三頁），而第一審選任辯護人亦僅具狀表示：王世賢稱上訴人有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不實在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一三七頁），原審因認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原審並未對於姚乾隆、王世賢所為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衡以該等言詞作成時之情況，應為適當，認有證據能力等情，經核亦無違法。姚乾隆與王世賢所代表之宏甫公司間之合作契約如何並未正式成立，原判決已依據王世賢之供述及姚乾隆於另案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五年度重上更㈢字第七五號案件審理中供稱其與王世賢間就人事、利潤、財務部分尚未詳談等語，並說明第一份草約內容既經修正，則契約當事人間應有變更第一份草約內容之意思，不得因王世賢稱其曾於第一份草約上簽名並回傳，認第一份草約之效力依然存在。而依第二份草約之記載，姚乾隆一方應提供之現有機器設備總值估計為一億二千萬元，惟姚乾隆一方始終並未完成「提供總值一億二千萬元之現有機器設備」之義務，上開合作契約如何無成立之可能，上訴人、姚乾隆所簽發如附表編號五至七所示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向劉義和購買樹種部分，如何證實與雙方合作案無關，姚乾隆聲稱雙方已就上開合作契約達成合意云云，如何難以採信等情，原判決已一一論述甚詳。又王世賢於另案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五年度重上更㈢字第七五號案件審理時所稱伊在開立支票存款帳戶後，經過一星期打電話給銀行，銀行的人說支票已經被領走，伊再打電話找不到姚乾隆，當時伊因信任姚乾隆，始未提告，後來一直找不到姚乾隆，直到銀行通知伊支票遭退票後，伊才提出告訴等情，如何與姚乾隆於同案審理時所供對於擅自領用及簽發支票之事，事實上並未告知王世賢等情相符，如何可見王世賢所述未同意或授權姚乾隆得以領用支票並簽發使用之指訴為真實，原判決理由已論述明確。就上訴人所辯渠等有獲得授權，其係受姚乾隆指示用印領取支票，並將支票用於公司籌備費之週轉云云。如何與其於前案偵查中供述：支票如何使用，伊不清楚，全由姚乾隆在簽發使用云云不符。又依上訴人於第一審、王世賢於前案分別供證當初約定交付印章及另設定施志松之印章之過程，如何可知王世賢開戶後沒有立即拿回印章，係因姚乾隆之一方即上訴人存入五十萬元之故，並非授權姚乾隆及上訴人使用印章。王世賢於前案偵查中並證稱：「雖然同意開戶，但後來合作未成立，當然不能夠再使用支票，不需要再明確告知。」等語。又如何可依姚乾隆所供「沒有跟王世賢簽立合作契約。……我跟王世賢、上訴人、劉福森合夥，帳戶都由上訴人及會計在管理。……章、存摺是放在上訴人那邊。是由上訴人與負責財務的人去領票。」等語，及上訴人供述該帳戶係為投資台灣穀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用等語，及上訴人與姚乾隆訂立之協議書記載「與姚乾隆、劉福森合作投資台灣穀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需負責籌資一千五百萬元。」之情，而可見上訴人對於與王世賢之合作案未成，無法諉為不知之理。故在合作契約並未完成下，姚乾隆既未獲王世賢同意或授權，自亦無由其轉授權予上訴人得以領用支票並簽發使用之餘地，因而不採上訴人上開辯解。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欠備及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又系爭支票領取及簽發所需三顆印章，其中「宏甫國際有限公司」、「王世賢」印章，如何係由王世賢交予姚乾隆保管，「施志松」印章如何應係上訴人所保管使用。施志松於前案證稱伊之印章於開完戶後並不是交給上訴人云云，如何係迴護上訴人之詞而不足採信。且領取及簽發支票所需三顆印章，既分別由姚乾隆及上訴人二人負責保管，可知領取及簽發如附表所示支票，均需由姚乾隆及上訴人提供各自保管之印章始能完成，如何可見上訴人與姚乾隆二人就本件領取支票偽造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不包括領票人、發票人施志松部分）之行為，應成立共同正犯，姚乾隆或上訴人所辯支票係由他方另一人單獨持三顆印章簽發云云，如何係互相推諉責任之詞而不足採，原判決亦論述明確。對於上訴人另辯稱：如附表編號五至十二所示支票之簽發，伊均不知情，亦無印象有蓋用「施志松」之印章於各該支票上，故該等支票之簽立與伊無關云云。如何與上開支票之退票理由均為「存款不足」，而非上訴人所辯稱之「印鑑不符」不同。且姚乾隆對於系爭支票簽發情形均知之甚稔，該八張支票之簽發，既需由姚乾隆與上訴人相互協力完成持以行使，姚乾隆歷次供述未曾提及有上訴人未配合蓋用施志松印章於各該支票上之情形，施志松亦證稱印章現在並不在伊處等情，如何難認各該支票上有未蓋印上訴人持有之施志松印鑑即持以提示付款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如何係事後卸責之詞，原判決亦於理由中逐一指駁。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定則，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自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再原判決理由已敘述上訴人前後多次偽造有價證券犯行，時間緊接，所犯為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實施，為連續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五十六條連續犯規定，論以偽造有價證券一罪，並加重其刑，經核尚無不合，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情形。又刑之量定係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各款事項，未逾越法定刑度，又未明顯違背正義，即難謂違法；原判決以第一審已依上訴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上訴人之素行、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及其犯罪後之態度暨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認屬妥適，而予以維持，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無濫用量刑權限，自無違法可言。再原判決援引證人王世賢於偵字第五九六九號影印卷、上訴字第一四一○號影印卷、上更㈠字第四二七號影印卷等之相關證述，以及證人姚乾隆於上更㈠字第四二七號影印卷、上更㈡字第九二號影印卷、重上更㈢字第七五號影印卷之相關證述或供述，作為判決上訴人有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之基礎，雖原審審判程序就部分證據漏未提示予上訴人辨識、表示意見，而稍有疏漏，惟除去該部分之證據，本件原審綜合卷內其他證據資料，仍應為同一之事實認定，則此項瑕疵，並不影響原判決之本旨，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亦不得執為適法之上訴理由。上訴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有採證違法、認定事實與卷內資料不符、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核係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經說明之事項，或就與犯罪構成事實無關之枝節問題，或就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辯，徒以自己之說詞，泛指其為違法，並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七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黃正興法官林瑞斌法官陳春秋法官謝靜恒法官許錦印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八日K

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一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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