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六六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六六四號

上訴人

王永寧

選任辯護人

潘東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一０二年度上訴字第一一０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００年度偵字第二一六七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王永寧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載與梁孝慈（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共同變造國民身分證（違反戶籍法）、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後，持以行使等犯行，罪證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及酌量減輕其刑等規定，從一重論上訴人以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及為相關從刑之宣告。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部分犯行之供詞及其所辯各節認非可採，詳加指駁。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稱：原判決徒以主觀臆測之詞，認定上訴人、梁孝慈以鄭琳之身分簽訂買賣契約，目的係將位於台北市○○區○○街○○○號五樓之一及同區師大路一二七巷一號房屋地下層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先予購入，嗣後再售出賺取差價，又上訴人曾擔任不動產仲介相關工作，對於第一次簽約款非以現金支付，而以未能即時兌現之支票支付，須再行簽發本票，應非屬難以預見之情形，因而認定上訴人與梁孝慈有犯意之聯絡等情。惟梁孝慈於第一審已陳述：上訴人未於事前告知，簽約時會簽立本票等詞。上訴人於第一審亦辯稱：因伊有攜帶足以提供擔保購屋款項之空白支票至現場，故未認為簽約時仍須簽立本票等語。足見上訴人並未預見梁孝慈會另行偽造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本票（下稱偽造之本票），上訴人與梁孝慈事先謀議之範圍，僅限於簽訂買賣合約書部分，其餘事項均係現場突發狀況。再者，原審以上訴人曾任仲介等相關工作為由，認上訴人應可預見簽發本票之結果云云。惟上訴人於第一審已陳明自己並未擁有不動產營業員之證照，上訴人雖任職於房屋仲介公司，然僅仲介過一件不動產交易，並非原判決所認「已有相關經驗」，至於房屋仲介人員亦僅係協助買賣雙方交易之聯絡窗口。原判決未以證據證明上訴人如何參與偽造本票部分之犯罪謀議，亦未予審酌上情，遽行論罪，不但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併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等語。

三、惟按：採證認事、取捨證據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採證認事之論斷無違證據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又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於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因此共同正犯之逾越（過剩），僅該逾越意思聯絡範圍之行為人對此部分負責，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至於共同正犯意思聯絡範圍之認定，其於精確規劃犯罪計畫時，固甚明確，但在犯罪計畫並未予以精密規劃之情形，則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實際之犯罪實行，即不無可能與原先之意思聯絡有所出入，倘此一誤差在經驗法則上係屬得以預見、預估者，即非屬共同正犯之逾越。蓋在原定犯罪目的下，祇要不超越社會一般通念，賦予行為人見機行事或應變情勢之空間，本屬共同正犯成員彼此間可以意會屬於原計畫範圍之一部分，當不以明示為必要。本件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應負偽造有價證券之共同正犯罪責部分，業已說明：偽造之本票係梁孝慈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十七日偽以鄭琳身分，前往標柱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標柱公司）簽訂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時，經地政士（即通稱之代書）當場提出交由梁孝慈以鄭琳名義簽發，此據梁孝慈於第一審陳述在卷。簽訂買賣契約當時，上訴人亦在場，為其所不爭執，並經第一審於一０二年一月八日勘驗簽約當日標柱公司監視錄影光碟無訛，此有第一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梁孝慈於第一審復陳稱：係因地政士當場提及伊未繳頭期款，需要另簽本票，所以伊才另簽本票二紙等語明確，參酌上訴人與梁孝慈偽以鄭琳身分簽訂買賣契約，目的係將系爭房地先予購入，之後售出賺取差價，而上訴人曾擔任不動產仲介相關工作，對於第一次簽約款非以現金支付，而係以未能立即兌現之支票支付時，須再行簽發本票擔保一節，應非屬難以預見或預估之情形，並未逸脫其與梁孝慈原定犯罪目的意思聯絡之範圍，其非共同正犯之逾越，要不待言。其二人於此意思範圍內之各犯罪情節，上訴人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上訴人就梁孝慈偽造本票部分，應共同負偽造有價證券之責。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辯以：本票係梁孝慈在簽立相關買賣契約時，地政士當場提出二紙空白本票要求梁孝慈簽發，此非其事先所得預見，不在上訴人與梁孝慈之犯意聯絡範圍內，上訴人自無共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云云，均無足取等情。其說明與審認俱與卷內訴訟資料相符，論斷亦無違背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又卷查上訴人於第一審陳稱：「這個物件如果我賣出去的話，我是想要賺差價，不單只賺佣金」、「（你要梁孝慈以鄭琳身分與王明傑〈按係賣方〉購買系爭土地的目的為何？）……我可以從中購取差價（新台幣，下同）六十萬元，所以我就找梁孝慈來假冒鄭琳與王明傑簽約，我當時跟梁孝慈約定如果順利完成，我會給梁孝慈六萬元。」等語甚明（見第一審卷第九０頁背面、第二四七頁正、背面）。原判決認上訴人係為賺取差價之目的而購入系爭房地，核屬有據，顯非出於主觀臆測。原判決並未以上訴人事先告知梁孝慈須簽發本件偽造之本票云云，資為其認定上訴人係共同正犯之依據，上訴意旨所引梁孝慈於第一審之證詞，於判決本旨顯不生影響。原判決要無上訴人指摘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經核上訴意旨，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以自己之說詞，再事爭辯，或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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