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 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五三號（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五三號上　訴　人　蔡學海選任辯護人　魏辰州律師上　訴　人　高啟萍選任辯護人　鄭敦宇律師李永裕律師上　訴　人　饒瑞逸選任辯護人　籃健銘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一○二年五月十七日第二審判決（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三五號，起訴案號：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一三五、一六一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甲○○、高啟萍、乙○○部分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乙○○、甲○○、高啟萍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乙○○共同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甲○○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共同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高啟萍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各罪刑，固非無見。二、惟查：（一）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前段規定「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而關於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刑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ꆼ、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ꆼ、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上開第一款前段所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即學理上所謂之「身分公務員」，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於依法代表、代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公共事務時屬之；同款後段所指「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乃學理所稱「授權公務員」，指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人員，因從事法定之公共事務，被視為刑法上之公務員；而同條項第二款：「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為學理所稱「委託公務員」，三者有別，是事實審法院如認定被告具有身分公務員、授權公務員或委託公務員之身分，自應說明其認定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方屬適法。原判決認定高啟萍自民國九十四年五月間起，係花蓮縣花蓮市公所工務課「約僱技士」，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而具有法定職權之人，亦係受市民委託行使地方自治職權之人（見原判決第三頁），理由說明高啟萍係花蓮市公所「臨時約僱人員」，承辦本案「花蓮市多功能運動公園整建工程」招標作業，為承辦人；高啟萍主管辦理花蓮市公所計畫發包工程等事項，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見原判決第三、一○五、一一○頁），似認高啟萍為「身分公務員」。惟對於高啟萍究竟依如何之法令，而具有如何之法定職務權限，原判決並未詳為論述，並敘明其所憑之依據，已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且依卷內九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花蓮縣政府府教體字第00000000000 號函、九十六年六月一日花蓮市民代表會花市代議字第0000000000號函、高啟萍所為之簽呈、花蓮市公所工程開標暨評審審查會通知報告單、花蓮市公所招標底價單、花蓮市公所工務課開標通知單等函文及招標文件上，高啟萍所蓋之職章，均為「臨時『約用』人員」，並非「臨時『約僱』人員」（見法務部調查局東部機動組編號第四五卷第一、九、十、二四、三九、二一、三八、四十頁），原判決上開認定亦與卷內資料不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二）原判決認定高德安（以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與莊文富（豐年營造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以上二人均經判處罪刑確定）為確保能得標花蓮市公所於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告辦理之「花蓮市多功能運動公園整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標案」工程，而透過甲○○向乙○○關說運作，表示如取得「花蓮市多功能運動公園整建工程」設計監造標及營造標，莊文富願給付工程得標總金額百分之十之回扣，因而由甲○○安排莊文富、高德安至花蓮市公所拜會乙○○。……乙○○為花蓮市公所工務課課長，主管辦理上開工程招標作業等事務，與非具公務員身分之甲○○共同基於收取回扣之犯意聯絡，與高德安、莊文富約定，於高德安指定詹長源（業經判處罪刑確定）之世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莊文富之豐年營造有限公司得標，取得上開工程標案後，由莊文富給付工程總金額百分之十之回扣給甲○○（分得百分之二）及乙○○（分得百分之八）。……嗣豐年營造有限公司得標後，甲○○即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信函書寫「老闆要先調一些錢」，囑兒童莊００（姓名、年籍詳卷）交給莊文富，向莊文富要求先行支付半數之回扣款（即原約定總工程款新台幣《下同》九百九十萬元中百分之十之半數，計四十九萬五千元），惟因莊文富尚未領得工程款，無法先支付全數，經與甲○○協調後，始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行支付二十萬元予甲○○後，即遭搜索等情（見原判決第八至九頁、第十六至十七頁）。因而論處甲○○、乙○○共同收取回扣既遂罪。查原判決就認定乙○○約定之回扣數額達工程款之「百分之十」，理由說明係依憑甲○○、莊文富不利乙○○之證言，為其所憑之證據（見原判決第四一至四四頁）。惟依其理由之記載，甲○○在法務部調查局東部機動組、偵查中及審理時之證言，僅稱「該百分之二回扣部分，係莊文富與伊約定；給付回扣的事，……當時高德安請伊帶他到花蓮市公所找乙○○，當時他們在市公所一樓後面的空宿舍討論，伊沒有聽到他們在討論本件工程要分花蓮市公所多少百分比，……隔天莊文富就跟伊說高德安告訴他，工程完成後要給市公所百分之八，給伊百分之二」（見原判決第四二頁第八至十一行、倒數第十三行起、第四三頁第七至九行），而證人莊文富亦僅謂：「伊就找甲○○幫忙，……伊對甲○○說，如果得標本工程的話，願意拿總工程款的百分十的回扣」各等語（見原判決第四三至四四頁），如果無訛，回扣中工程款之百分之二，係莊文富與甲○○之約定，則乙○○對甲○○與莊文富（或高德安）約定回扣百分之二部分，是否知情，即非無疑。且依卷附資料，甲○○於九十七年三月四日在東部機動調查組所述：「（你前揭在紙上書寫『我要一筆錢給老闆』，係指何意？）……我假借花蓮市長蔡啟塔名義，也就是我在紙上所寫的『老闆』，來向莊文富要錢」等語（見他字五七三號卷ꆼ第二二三頁反面至第二二四頁），倘屬無訛，乙○○既曾與甲○○或莊文富等約定回扣達百分之十，且其中百分之二係歸甲○○所得，則甲○○何以在得標後，係以市長蔡啟塔名義，向廠商莊文富索取約定之回扣，尤有疑問。此涉乙○○、甲○○二人間，究竟有無共同收取回扣之犯意聯絡？其二人犯意聯絡範圍，究竟為何？以及乙○○約定百分之八部分之回扣，尚未收取，則所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犯行，是否已達既遂程度之判斷，均有關係，自應調查釐清明白認定，始足為法律適用之依據。乃原審未予究明，逕行判決，自嫌速斷。三、上訴人等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全無理由，上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裁判，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之原因。另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及檢察官起訴指與前揭撤銷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一併發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陳宗鎮法官李英勇法官黃仁松法官周政達法官何菁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Ｑ

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五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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