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四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家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上訴字第三一七○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四年度偵字第一一四五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甲○○攜帶兇器強盜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論處被告恐嚇取財罪刑，固非無見。

二、惟查：

（一）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資料，必須經過調查程序，以顯出於審判庭者，始與直接審理主義相符，否則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有違背法令。原判決採為判斷依據之公務電話紀錄查詢表（見原審卷第七○頁），係於本件原審言詞辯論終結之翌日（民國一○五年二月十九日）始由書記官製作完成，並未於審判庭經過提示、調查程序，原審逕採為判決之基礎，其踐行之訴訟程序，自屬違背法令。

（二）強盜罪，除係由強制行為（即手段行為）與取走行為（即目的行為）結合而成，兩者間尚必須具有相當嚴密之連帶關係。亦即以強制行為作為目的取走行為之前置手段，該強制行為更係直接作用於其欲取財之對象，透過此種緊密的結合關係（因果關係），方得以使個別的強制行為與取走行為被視為獨立之強盜行為。是強盜罪強制行為之動向，係在於即時的取走，而非以未來實現之手段達到取財目的，否則僅屬恐嚇取財之範疇。又強盜罪之強制行為，包括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施用此等手段之程度，以客觀上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至使不能抗拒為已足。所謂「至使不能抗拒」，指其強制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所謂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應以通常人之心理狀態為標準，綜合考量被害人（如年齡、性別、體能等）、行為人（如行為人體魄、人數、穿著與儀態、有無使用兇器、使用兇器種類等）以及行為情況（如犯行之時間、場所等）等各種具體事實之情況，倘行為人所施之強制行為依一般人在同一情況下，其意思自由因此受到壓抑，即應論以強盜罪。至於被害人實際上有無抗拒行為，與本罪成立不生影響。原判決固另依案發時地監視錄影畫面、被害人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之證詞、被告供述，據以認定被告對於被害人所為未達「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惟依卷內資料所示，被告於第一審已多次坦承有檢察官起訴之強盜事實，並願意認罪（見第一審卷第一六頁反面、第一九頁反面、第七三頁反面）。又本件被告係騎乘竊得之重型機車前往做案，依其自己之供述，當時並未下雨（見同卷第七七頁反面、第七八頁正面），竟穿著連身雨衣，頭戴半罩式安全帽，雙手戴淺色手套，手持已經推出刀刃之美工刀（全長十六點五公分，刀刃七公分），於凌晨四時一分許，進入一人值班之超商，將美工刀舉起腰間胸前位置，對被害人恫稱：搶劫，我沒有錢吃飯，給我二千元等語。另依第一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見同卷第七四頁反面、第七五頁正面），被告自進入超商迄至其離開現場，僅短短五十五秒鐘之時間。而被告得手後隨即騎乘該機車離去，並旋即將美工刀、雨衣、安全帽及機車予以丟棄。以上各種具體事實之情況，如果無訛，堪認被告既有脅迫之強制行為在先，復有即時達到目的之取走行為殿後，兩者間似已存有緊密的結合因果關係，能否謂被告無強盜犯行，尚非無疑。況原判決理由對於本件是否達於「至使不能抗拒」程度，僅著重於被害人主觀心理狀態及其不為抵抗事實之闡述，並未說明本件被告之脅迫行為，倘依一般人在同一情況下，如綜合考量上開各種具體事實之客觀情況，被害人之意思自由是否受到壓抑，而達於身體上或精神上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乃逕認被告所為構成恐嚇取財而非強盜，究嫌速斷，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另依卷內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函所附被告病歷資料（見同卷第二九頁至第四九頁）所示，被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於案發四日前（即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仍有前往精神科看診紀錄，是本件有無刑法第十九條減刑事由，案經發回，又事涉重典，應一併注意及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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