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

上訴人

王士銘

選任辯護人

黃冠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7 年7 月25日第二審判決（107 年度上訴字第309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毒偵字第1876號、106 年度偵字第910 、2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謂：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葉明琴（所犯轉讓第一級毒品、加重持有第一級毒品及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均經第一審判刑確定）本身有施用毒品，為獲減刑或脫免刑責，所為片面指述，豈能輕信？尤其是葉明琴與我之間的通話內容中，僅見其要求我聯絡朋友（毒品上游）出面，並未有任何毒品交易的內容，更何況葉明琴於偵、審中，亦供明：「我向綽號『少年仔』之人購買海洛因數次後，他說以後要買毒品就跟上訴人聯絡」等語，可見葉明琴毒品交易之對象為「少年仔」，不是我。原審不察，竟為相異的認定，其判決理由顯然矛盾。

㈡復細繹我與葉明琴、吳情銘（所犯轉讓第二級毒品罪，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間的通訊監察譯文，其內容並未有我與葉明琴討論毒品交易的相關事宜，而與我所謂「販賣毒品」的事實，顯然欠缺關聯性，自不具有補強上揭供述證據的「適格」。詎原審僅憑葉明琴之供述，遽認我有原判決附表一所示的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顯然違反證據法則，並有查證未盡的違誤云云。

三、惟查：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的判斷與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且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又各種供述證據，無論係被告或共犯（含傳統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的自白、對向犯或被害人（含告訴人及其家屬）及一般無上揭關係的證人指述，均屬各自獨立的證據方法，雖然購毒者的指證，因立場與販賣者有對向性關係、利害相反，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疑慮，但若無明顯齟齬，各該證據方法並非絕對不能互為補強證據。易言之，此乃屬證據證明力範疇，設使另有其他非供述證據可以參佐，益當足憑認定。而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購毒者的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至於供述證據雖前後稍有差異或矛盾，如其基本事實陳述尚無不同，事實審法院並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比較，定其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於歷審審理時，坦承：我與葉明琴為朋友關係，系爭AQT-0061號自用小客車是我的，我確實有持用「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與葉明琴通聯、相約見面的部分自白；葉明琴迭於偵查、第一審審理中，證實上情無訛，並直言：遭警監聽、錄得的通聯紀錄（含譯文），確係我與上訴人聯絡購買毒品的內容，民國105年10月8日那次，跟他買7錢，新臺幣（下同）7萬元的海洛因，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他該次給的海洛因品質不是很好，同年月28日那次，跟他拿 3錢的海洛因，我沒有錢，是用賒欠的，我還欠他3萬6千元，這次給的毒品，跟上次一樣品質不好，我有跟他抱怨、要求處理，而這 2次交易都是由我的同居人吳情銘載我去的，上訴人會開車牌號碼數字0061的自用小客車前來和我們交易，吳情銘知道此事，雙方確實有完成交易；證人吳情銘於警詢、偵查中，亦證實確有載葉明琴前去跟上訴人交易海洛因之事，另詳言： 105年10月22日葉明琴要我打電話給上訴人，跟他說向他購買的海洛因和之前不一樣，品質不好，看上訴人要怎麼處理，其中譯文所稱「太甜」，指的是品質不太好各等語之證言；顯示與交易時間相符，且合於毒品交易慣常，饒富默契的通聯、簡短應答及抱怨品質之通聯譯文；葉明琴、吳情銘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車牌號碼0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照片之紀錄；扣案之上訴人持用之前開行動電話；參諸葉明琴既有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並遭警查獲12包海洛因），當知販賣毒品係屬重罪，且與上訴人為朋友關係並無夙怨，更未因此而於其自身所犯之毒品案件中，獲邀減刑寬典，當可排除故意誣指之動機（再稽諸葉明琴於偵查、第一審審理作證之初始，均經告以偽證罪刑責，並分命具結以擔保證言之真正，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多次設詞誣陷之可能）；復從上揭抱怨品質不佳，要求與毒品上游相見當面處理，而上訴人更以出賣人自居，回以「你有什麼問題跟我講就好」等情以觀，乃認定上訴人確有系爭毒品販售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以販賣第一級毒品 2罪，及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於法定本刑「死刑或無期徒刑」減輕之範圍內，所分別宣處有期徒刑15年1 0月、15年4月，並所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16年 2月之判決，暨相關沒收之諭知，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上訴。原判決復對於上訴人僅承認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犯罪，所為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除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外，並析述：

⒈一般毒品交易者為逃避查緝，在電話中多避談交易細節，而以隱晦、簡短暗語通聯，系爭通聯譯文內容，雖未直接提及「交易毒品」之旨，惟據葉明琴於第一審審理中所證：我與上訴人毒品交易的數量、金額，都是見面才談等語，足見通話雙方就交易標的、方式等毒品交易的核心事項，存有相當默契及合致。

⒉葉明琴就相關毒品交易過程，亦證述綦詳，則其等確有為前述毒品交易及見面之事實，應非子虛（另參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承該行動電話為我的毒品上游「少年仔」申辦交付使用，並介紹葉明琴給我認識，要葉明琴直接與我聯絡等語，核與葉明琴於第一審所證：我向「少年仔」購買海洛因數次後，他（就）叫我直接跟上訴人聯絡等情相符，益見葉明琴與上訴人所為前述之聯絡，當係與毒品交易相關，從而，系爭通聯譯文既與上訴人、葉明琴所述毒品交易之基本事實，互具關聯性，自得採憑為認定上訴人犯罪的補強證據）。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堪謂尚非不明。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妄指違誤，且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之事實爭議，殊難謂已經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