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24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3424號

上訴人

黃柏銘

選任辯護人

朱健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 年11月21日第二審判決（107 年度原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37255 號、106 年度偵字第5229、96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黃柏銘上訴意旨略稱：

（一）證人徐嘉佑於偵查中證稱：上訴人係於「包廂外」，向陳佐帆、黃柏閔（下稱陳佐帆2 人；係上訴人國中學弟，均經另案認定和上訴人成立共同正犯，並判刑確定，與徐嘉佑為同學）詢問有無加入詐騙集團賺錢之意願；黃柏閔亦證稱地點確在「包廂外」。然徐嘉佑於第一審，已改稱：「不復記憶」；陳佐帆則證稱：在「包廂內」，且有徐嘉佑在場各等語，可見各證人間之證述相互矛盾，已難盡信。何況，徐嘉佑既改稱不復記憶，則其所述，顯然無法採憑為上訴人有邀請陳佐帆2 人加入詐騙集團共同犯罪乙情之證據，非屬適格之補強證據。

（二）卷附詐騙集團所使用的工作機或上訴人手機之通聯紀錄，及上訴人手機通訊的基地台位址，均無法作為補強陳佐帆2 人所稱：「上訴人於民國105 年9 月19日、同年11月 4日、同年月8 日與被害人及陳佐帆2 人聯繫」乙事可信之證據，尤其就最關鍵之「上訴人即係持有該工作機之人」乙節，除共犯陳佐帆2 人之供述（自白）外，並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從而，本案顯然另有其人，於上開時間，在上訴人戶籍地附近，與被害人及陳佐帆2 人居中聯繫，並為詐騙行為。若謂既有通聯紀錄，即可作為補強證據，而達有罪確信之門檻入人於罪，則檢調機關，僅須蒐集通聯紀錄及基地台位置即可，無須向法院聲請監聽，法院亦無須審查監聽事項、理由及必要，實有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立法初衷、目的。詎原判決逕認上訴人共同犯罪，當有違證據法則與適用上揭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不當之違法。

三、惟查：

（一）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參與以綽號「帝」為首之電信詐欺集團行騙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上訴人以加重詐欺取財既遂（2 罪，其中1 罪想像競合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加重詐欺取財未遂（1 罪，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說明。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如其取捨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得依憑主觀，逕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即明。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雖為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所明定。但如有其他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者，即無不可。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補強證據的種類，並無設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換言之，除該供述本身（包含被告或其共同、對立正犯之自白、陳述）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均屬之，所補強者，不以全部事實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當之。又供述證據，每因陳述人之觀察能力、覺受認知、表達能力，及相對詢問者之提問方式、重點、與談情境等各種主、客觀因素，而不免先後齟齬或矛盾，審理事實之法院自當依憑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供述和非供述證據，予以綜合判斷，定其取捨，如關於基本事實之陳述一致，並非不能採納；自反面言，縱有部分不同，非謂稍有歧異，即應完全不予採用。故證人（含共同正犯）、告訴人供述之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供承：確於105 年9 月初，邀集國中學弟陳佐帆2 人，到桃園市蘆竹區點將家自助KTV 唱歌，而同年9 月至11月間，上訴人均住在上揭市區○○○路00巷00號之戶籍地，使用之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0」之部分自白；陳佐帆2 人分別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異口同聲一致證稱：我等係上訴人國中學弟，105 年9 月初在上揭KTV 唱歌，上訴人邀約我等加入詐欺集團，交給我等「工作機」供為共同行詐聯繫使用，我等同意擔任「車手」，領取詐騙款項後，交給上訴人，由上訴人分給報酬；證人徐嘉佑、陳力豪之證述（按此2 人部分再詳見後述）；被害人吳好、鄭臺珍及胡陳阿蝦證述遭詐騙之事實，並有陳佐帆2 人於遭逮捕之初，立即供明上訴人係上游共犯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胡陳阿蝦郵局存摺內頁影本；監視器翻拍照片（詐欺集團人員在被害人住處附近撥打電話）；上訴人使用之工作機及個人手機通信紀錄；陳佐帆2 人之工作機通信紀錄；上訴人住處附近基地台所在位置Google地圖；扣案之陳佐帆ELIYA 牌工作機（內含通訊錄，並有翻拍照片）等各項直接或間接證據資料，而認定上訴人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既遂及未遂犯行。原判決復於理由內，析述：

⒈徐嘉佑於偵訊及原審證稱：事發前，陳佐帆問我有沒有賺錢方法，上訴人也要求我帶他們與上訴人「一起賺錢」，後來我們一起在系爭KTV 喝酒，陳佐帆2 人有與上訴人洽談，他們與上訴人講完後告訴我，上訴人邀其2 人加入詐欺集團，上訴人則「叫我不要將當日情形告知他人」；陳力豪於偵查中證稱：我與上訴人及陳佐帆2 人都認識，後2 人告訴我，他們係跟著上訴人「工作」各等語。參以陳佐帆2 人在當時飲酒作樂、未受任何外力干擾情況下，主動告知中間友人徐嘉佑、陳力豪，自具相當之可信性（此部分性質上屬共犯之審判外自白）。復衡諸陳佐帆2 人與上訴人係學長、學弟關係，無恩怨、債務糾紛，當無誣陷疑慮，尤其在甫遭逮捕時，立刻明確指認上訴人為上游共犯，實無勾串誣攀可能。

⒉上訴人使用之00000000000 號工作機與陳佐帆所使用之09000000000 號、黃柏閔所使用之00000000000 號工作機於105 年11月4 日、8 日，即鄭臺珍、胡陳阿蝦遭詐欺之時，有頻繁之通聯；且上訴人個人使用之00000000000 號手機與工作機之基地台，在上開時段均同在「桃園市○○區○○路0 段000 巷00號3 樓頂」，亦與上訴人在案發時居住之戶籍地所連結之基地台相同，有相關手機通信紀錄、上訴人住處附近基地台所在位置Google地圖，並有扣案陳佐帆之ELIYA 牌工作機內通訊錄顯示「帝」、「哥哥」、「哥1 」、「哥2 」號等詐欺集團成員工作機號碼翻拍照片可以參證，陳佐帆更詳言：「帝」是集團上游成員，「哥哥」是上訴人的代號，「哥1 」、「哥2 」皆是黃柏閔的代碼；黃柏閔同謂：我是依「帝」之指示，去至約定地點，我取款，陳佐帆把風，得款由上訴人主持分贓各等語，足見上訴人確屬詐欺集團成員，不容狡展。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足供互相補強、參佐的各項供述、非供述、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自形式上觀察，並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

（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 條規定：「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並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特制定本法。」第2 條規定：「通訊監察，除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為之。」「前項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可見該法之立法目的，係在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而通訊監察之實施，則須符合必要性、最少侵害性及比例原則。何況，同法第11條之1 第3 項更明定：「檢察官、司法警察官為偵辦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強盜、搶奪、詐欺、……等罪，而有需要時，得由檢察官依職權或司法警察官向檢察官聲請同意後，調取通信紀錄，不受前二項之限制」益見檢察官於偵辦「詐欺罪」案件，得依職權調取通信紀錄，供為蒐證、舉證之用。而犯罪之破獲，有可以事先依法聲請通訊監察者，有係犯罪後檢警始知悉其情者，類型多端，縱然無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取得之監聽資料，而以其他合法之補強證據（如通信紀錄）作為佐證，要無違法可指。稽諸卷附資料，顯示本件係因陳佐帆2 人之指證，供出經由上訴人邀約，才加入詐欺集團，檢察官因而依職權調取陳佐帆2 人、上訴人所使用之工作機、個人手機等相關通信紀錄暨其基地台位址等資料，作為補強證據之一，業見前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此部分上訴意旨，自作主張，並無可採。

四、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之明確論斷說明於不顧或割裂觀察，或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無關宏旨之枝節事項，漫為爭論，自不能認係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依上述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