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57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957號

上訴人

黃柏樺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0 年11月9 日第二審判決（110 年度上訴字第186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 年度偵字第4918、14985 、15122 、22101 號、109 年度少連偵字第64、73、95、17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乙○○的自白與卷內諸多證據悉相符合而真實，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參與招募詐欺集團「車手」、一般洗錢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以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宣處有期徒刑 1年2 月；另被訴參與犯罪組織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部分，則不另免訴之諭知；另被訴行使偽造公文書及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部分，均不另為無罪諭知），及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任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三、本件上訴意旨略稱：上訴人雖然有介紹少年羅○翔給同案被告張智傑（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但主觀上祇是為了介紹工作給羅○翔，對於張智傑給予的工作內容並不知悉，且所為非屬加重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之行為，縱使在後期知悉張智傑所為係詐欺犯行，亦僅屬幫助犯而已，原審未予辨明，逕以加重詐欺取財罪的共同正犯論擬，顯然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的違誤云云。

四、惟查：證據的取捨、其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的認定（含是否符合共同正犯成立要件），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又共同正犯之數行為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均有參與。其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而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且意思之聯絡，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是於集團式之犯罪，原不必每一共犯均有直接聯繫，亦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倘犯罪結果係因共同正犯之合同行為所致者，無論出於何人所加，在共同正犯間均應同負全部之責，並無分別何部分為孰人下手之必要。復觀諸電信詐騙之犯罪型態，自架設電話機房、收購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行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倘有其中某一環節脫落，將無法順遂達成詐欺之結果。因此，詐欺集團各個成員，固因各自分工不同而未必均能從頭到尾始終參與其中，惟其等共同詐欺之意思，非但並無軒輊，甚至有利用集團其他成員之各自行為，以遂詐欺之犯罪結果。則其等既參與實行各個分工之人，縱非全然認識或確知彼此參與分工細節，然其等對於各別係從事該等犯罪行為之一部既有所認識，且以共同犯罪意思為之，即應就加重詐欺取財所遂行各階段行為全部負責。再者，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主觀的犯意及客觀的犯行作為標準，詳言之，凡以自己犯罪的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皆為正犯；縱以幫助他人犯罪的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分擔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亦為正犯；只有出於幫助他人犯罪的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卷查，上訴人迭於警詢、偵查及歷審審理坦承犯行，並坦言：我於詐欺集團內從事招募人員給張智傑以從事拿錢的工作，有介紹羅○翔給張智傑，羅○翔工作1 天，我便可獲得新臺幣1,000 元的報酬，張智傑會於當天發放報酬給我，張智傑拿報酬給我時，我有問羅○翔的工作內容，張智傑直接告訴我是擔任詐欺集團的車手，羅○翔還是繼續做，我就繼續分錢等語，衡以上訴人既知張智傑係為提領款項之目的為人員之招募，而其報酬又係以所介紹之人取款之天數計算報酬，顯然異於一般合法工作介紹之報酬計算，縱於介紹羅○翔給張智傑之初，非全然了解組織分工之細節，但其主觀上對於張智傑係從事不法行為應有認識，竟仍為之，當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其事，絕非基於幫助之犯意。原判決基此而於理由欄貳─一、三內說明：綜合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共犯張智傑、少年羅○翔、陳○諺等之供述及各該偽造之公文書、告訴人之銀行存摺影本、監視器錄影光碟及其截圖，認上訴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且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上訴人直接對甲○○施用詐術，然上訴人就羅○翔所交付之款項，係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為使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得以躲避查緝，經由多手輾轉交付予張智傑，使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仍決意收受（前述報酬），足徵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與「小樓」、張智傑、羅○翔等人及該集團其他成員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上訴本院，翻異前詞，就其究屬加重詐欺之共同正犯，亦或僅止於幫助犯，予以爭執，無非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敘於不顧，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不能認為係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以上及其他上訴意旨，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 勤 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