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度台上字第3294號｜刑事：誣告等罪｜裁判日期：113 年 06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294號上訴人顏祺軒顏顯榮共同選任辯護人張績寶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誣告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39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顏祺軒、顏顯榮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顏祺軒、顏顯榮共同誣告罪刑，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即被害人莊鈞晴所提出之民國109年7月13日在熊棧空間創新有限公司(下稱熊棧公司)，其與顏祺軒之對話錄音錄影光碟及譯文，係以詐欺之不正方法取得，此由其於對話過程中以構陷、附和方式提問，可見顏祺軒之陳述欠缺任意性，無證據能力。原審未踐行勘驗之合法調查證據程序，逕認上述證據有證據能力，且據為不利於顏祺軒、顏顯榮之認定，其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㈡莊鈞晴及證人王俞雅就其等被訴詐欺案件，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應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為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原判決未說明各該陳述有何特信性及必要性，逕行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其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且有理由欠備之違法。㈢熊棧公司對於莊鈞晴、王俞雅提出詐欺告訴所指事項，並非憑空捏造，而係出於誤會或懷疑，應不成立誣告罪。且誣告罪係「己手犯」，以實質申告之人方得成立，倘係由他人提出告訴，其有犯意聯絡之人，亦僅能論以幫助犯或教唆犯。本件提出告訴者係熊棧公司之負責人即證人林義翔，而顏顯榮僅係告訴代理人，顏祺軒則未提出告訴，均無從成立誣告罪之正犯。原判決逕認顏祺軒、顏顯榮有誣告犯行，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四、經查：㈠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關於取證或其他有關偵查之法定程序，均係以國家機關為拘束對象。私人之錄音錄影取證行為，並不涉及國家是否違法取證的問題。又私人為對話之一方，為保全證據所為之錄音錄影，如係基於保障自身合法權益，對話之另一方亦知情或同意，該等錄音錄影並非出於不法目的，或係以強暴、脅迫、詐欺等不法手段為之，自得將該私人錄音錄影取證所得，提供國家機關作為追訴犯罪使用。於此情形下，私人對話陳述內容之動機、內在原因或認知為何，與任意性之判斷無涉。又前揭私人之錄音錄影，經取證之一方將錄音對話內容，以譯文方式呈現，提供國家機關進行後續偵查作為，倘所提供之譯文語意連貫，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對該等譯文之真實性並不爭執，事實審法院於審判期日並傳喚該等錄音對話雙方，以證人身份就錄音錄影之過程及譯文內容進行交互詰問，並已踐行提示譯文供當事人辨認或告以要旨，使其等表示意見等程序並為辯論者，所為之調查證據程序即無不合，自得以該譯文及交互詰問之證詞作為證據資料使用。卷查：莊鈞晴提出其於109年7月13日至熊棧公司，與顏祺軒洽談所承租之倉位轉倉事宜之錄音錄影檔案及譯文，係在顏祺軒知情且同意之情形下所錄製一節，業據第一審傳喚莊鈞晴及顏祺軒到庭，以證人身份就錄音錄影之過程及譯文內容進行交互詰問，經莊鈞晴證稱：錄音錄影係經顏祺軒同意；顏祺軒證稱：莊鈞晴有說要錄影，希望其能配合各等語(見第一審卷第258、259頁、第323至325頁)。至顏祺軒、顏顯榮雖抗辯前揭錄音、錄影係莊鈞晴以詐欺之不正方法取得，然對譯文內容正確及語意連貫等節，並未爭執。原判決說明：莊鈞晴為儲存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受該公司指派探查加盟之優勢空間創新東興館有限公司(下稱優勢公司)有無違反競業禁止，而以客戶身分至優勢公司、熊棧公司辦理相關轉倉手續。其係為蒐證目的而在對話過程中錄音錄影，並無使用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且談話內容為雙方就轉倉條件之磋商、討論過程，並未干預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等基本權的核心領域，難認是出於不法目的所為等旨。且依市場自由交易機制，承租倉位之動機、真正使用人及付費之人，在法律或契約無明文約定雙方負有特定揭露義務之情形下，縱以化名為之或未加說明，仍難認係以詐欺之不正方法而為。再由上述錄音譯文之前後脈絡觀察，係顏祺軒為協助客戶轉單所為對話，難認係遭莊鈞晴透過構陷、附和方式所為。至於對話中顏祺軒如此陳述之內在原因及認知，與任意性之判斷無關。原審於審判期日提示前揭譯文及莊鈞晴、顏祺軒交互詰問之審判筆錄，供顏祺軒、顏顯榮表示意見，並為辯論，而踐行合法調查程序，因認上述譯文及交互詰問之證詞得為證據，難認於法有違。又卷查顏祺軒、顏顯榮未聲請勘驗前述錄音、錄影光碟，且於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訊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顏祺軒、顏顯榮及其原審之辯護人均答稱：「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286、379頁)。原審未依職權贅為此等無益之勘驗，自難指為違法。顏祺軒、顏顯榮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云云，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卷查，原判決係引用莊鈞晴、王俞雅在第一審審判期日以證人身分進行交互詰問之證詞，作為認定顏祺軒、顏顯榮有共同誣告犯行之證據，雖於理由中就莊鈞晴、王俞雅被訴詐欺案件，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有無證據能力為簡略說明，但未引用該等證詞做為顏祺軒、顏顯榮有無誣告犯行之證據。顏祺軒、顏顯榮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原判決採取莊鈞晴、王俞雅於被訴詐欺案件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為證據，其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且有理由欠備之違法云云，係屬誤會，洵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㈢證據的取捨、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的自由裁量、判斷職權；此項裁量、判斷，倘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又學說上所謂之「己手犯」其特徵在於正犯以外之人，雖可對之加工而成立該罪之幫助犯或教唆犯，但不得為該罪之間接正犯或共同正犯，亦即該罪之正犯行為，唯有藉由正犯親自實行構成要件行為，他人不可能參與其間，縱有犯意聯絡，仍非可論以共同正犯。而誣告罪係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犯罪，其保護之法益乃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避免國家司法權受行為人錯誤引導，而開啓無實益之訴訟程序或造成不正確之訴訟結果。誣告罪申告之方式不論係書面或言詞皆可，亦不以具名為必要，甚至是匿名或假冒他人姓名提出，亦無不可。行為人之虛偽申告係親自為之或透過他人為之，亦在所不問。從法益保護及構成要件之解釋上，亦無從導出行為人必須親自為之才能成立誣告罪。因此，誣告罪並非「己手犯」，倘數行為人間有誣告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得論以共同正犯。原判決主要依憑顏祺軒、顏顯榮不利於己部分之陳述、莊鈞晴、王俞雅、林義翔、證人即優勢公司員工董宇均之證述，以及109年7月13日之錄音錄影譯文、優勢公司董事名單、加盟契約書、熊棧公司設立登記資料、優勢公司單位使用許可協議書、退還按金申請表影本、押金收據及許可費統一發票等卷內相關證據，相互印證、勾稽，而為前揭事實認定。原判決並說明：依林義翔之證詞及卷內相關設立登記資料，熊棧公司係顏顯榮、顏祺軒父子共同籌設，顏祺軒係實際經營者，從事居酒屋生意之林義翔僅係掛名負責人。本件對莊鈞晴、王俞雅提出刑事告訴之刑事告訴狀上之代理人「顏均印」，係顏顯榮、顏祺軒之親戚。顏顯榮在警詢、偵查期間以告訴代理人身分說明告訴事實，顏祺軒則以證人身分在偵訊中說明案情，足證對於莊鈞晴、王俞雅提出詐欺告訴之決定，是出於顏顯榮、顏祺軒之意。再者，依莊鈞晴、董宇均之證詞，佐以109年7月13日之錄音譯文內容，可知顏祺軒明知莊鈞晴及王俞雅承租優勢公司儲存空間所繳納之押金及租金餘額，已經抵付熊棧公司之租金、押金費用，而無須再為繳納任何金錢。顏顯榮亦自陳其有在熊棧公司現場見聞莊鈞晴來店洽談之情形（他字第8635號卷第235、236頁），足認顏顯榮、顏祺軒明知上情，仍對莊鈞晴、王俞雅提出詐欺之刑事告訴，而有誣告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係誣告罪之共同正犯等旨。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就原判決已詳細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單純就事實有無再事爭執，且誤解誣告罪係學說所謂「己手犯」，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明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而泛稱：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綜上所述，本件顏顯榮、顏祺軒之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指為違法，均不能認為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而其餘上訴意旨，亦均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依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錢建榮法　官林婷立法　官蘇素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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