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趙紹儒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1352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7374號、110年度偵字第33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趙紹儒有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合計2罪刑，暨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已詳述其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如何不可採信，於理由中詳為論駁。核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被害人林月莉、吳雅琳交付其等銀行帳戶資料之行為，具有幫助詐欺之主觀故意，又同時具有遭詐欺而陷於錯誤之認知，同時兼具犯罪及被害之主觀意圖，顯不相容，已有矛盾；又林月莉、吳雅琳既係基於幫助詐欺之故意而交付各該帳戶資料，即無陷於錯誤之客觀事實可言，上訴人所犯僅為詐欺取財未遂罪。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成立詐欺取財既遂罪，有理由欠備及矛盾之違法。

四、惟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又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非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仍係適法之職權行使。又詐欺集團亟需金融帳戶以遂行詐欺、洗錢等犯行，因而無所不用其極，透過各種利誘、詐騙等手段以取得他人金融帳戶，國人因對於個人帳戶的認識及理解程度不一，基於各項因素，願意直接或間接提供金融帳戶交由他人使用，詐欺集團得以有機可乘，取得所謂「人頭帳戶」，進而利用電信、金融機構相關之通訊、轉帳、匯款等科技功能，傳遞各式詐欺訊息，使被害人陷於錯誤，或交付現金，或轉匯金錢進入「人頭帳戶」，再轉匯或提領取出得逞。關於「人頭帳戶」之提供者，如同係因遭詐欺集團虛偽之徵才、借貸、交易、退稅（費）、交友、徵婚等不一而足之緣由而交付，倘全無其金融帳戶將淪為詐欺犯罪之認知，或為單純之被害人；惟如知悉其提供之帳戶可能作為他人詐欺工具使用，且不致違背其本意，則仍具有幫助詐欺集團之故意，即同時兼具被害人身分及幫助犯詐欺取財、洗錢等不確定故意行為之可能。至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人，究於整體詐欺犯行居於如何之地位及角色，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及行為人個人情況，而為判斷，且此係事實審法院裁量判斷之職權。原判決說明：提供自己帳戶予他人使用之原因多端，而對於亟需資金周轉及工作之人民，未必能及時區辨相關訊息之真偽，以致在未經充分查證下，先行寄交對方所要求之文件，包括存摺、印章、金融卡等帳戶資料，此種欺瞞手段於司法實務上尚非少見。是以提供自己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者，是否因遭他人施以詐術寄出存摺及提款卡，與其主觀上是否可預見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本非完全不得相容。林月莉、吳雅琳因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分別以「提供家庭兼職，每期10,000元之代價向其租賃帳戶」及「申辦貸款」等方式，使林月莉、吳雅琳提供各該銀行帳戶存摺及提款卡，而林月莉更因此犯幫助洗錢罪，業經法院判處罪刑。惟林月莉、吳雅琳因將自己銀行帳戶資料交給不熟識之他人，而或有幫助詐欺之不法故意，此與其等遭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施以詐術並交付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屬詐欺取財之被害人並不相違背等旨。此等事實之認定，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且所為論斷說明，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仍執已為原判決詳為指駁之陳詞，泛言指稱：原判決認定林月莉、吳雅琳同時兼具犯罪及被害之主觀意圖，顯有矛盾。且上訴人所為僅係詐欺取財未遂犯行等語，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係徒憑己見，或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首述說明，應認本件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