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鄭柔晨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88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837、5838、62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鄭柔晨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5罪刑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不服而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科刑部分之判決，分別改判量處如其附表(下稱附表)「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

二、惟查，關於刑之量定，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事項，然縱在法定或處斷刑度範圍內，亦非絕對自由，而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為整體評價，使罰當其罪，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目的，以符法秩序理念之拘束，而為合義務性之適正裁量。倘刑罰裁量漏未探求、審酌具有重要性之量刑基礎事實，其裁量即有瑕疵。於立法者已明定減刑事由之要件，甚且為必減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合致法定要件之相關事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即應依職權調查，此屬重要之量刑基礎事實，固無庸贅言，倘其情與立法者所定之減刑要件僅部分相符而部分合於其旨，雖無從據以減刑，仍非不得於量刑時予以綜合審酌。如相關之部分事實又已經為法院據為不利之量刑審酌依據，法院為刑罰裁量既有於被告有利、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義務，則相關事實之其他部分尤難謂其非重要之量刑基礎事實而置諸不論。原判決於量刑之理由記明上訴人所為提領贓款轉交之行為，使詐騙集團首腦、主要幹部得以隱身幕後，藉以說明所犯洗錢罪保護法益之本質，以之為不利上訴人之量刑審酌因子，則倘上訴人犯後另供出洗錢罪、犯罪組織之共犯，經查核屬實者，自於該不利量刑審酌因子於刑罰之裁量之作用有所影響。原判決宣示後，始修正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其部分意旨即在於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設「必減」或「免除其刑」事由。上訴人雖受有壓力，仍於第一審供述其實係出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予李昱賢，亦係李昱賢指示其提領、轉匯款項，其於警、偵所陳乃按李昱賢之指示而為不實之供述（見第一審訴字448號卷第294至299頁、第306頁）），第一審並依憑上訴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傅振育、李昱賢、譚心瀅之證述，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上訴人前揭供述與事實相符，並於事實欄改列起訴書所未列載之共犯李昱賢（未據起訴），據以更正起訴書所載（見第一審判決第5頁末行至第7頁第19行），原判決並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量刑之基礎。果若無訛，李昱賢確係起訴書所未列載而為原判決認定之共犯，雖上訴人迄原審審理時始自白犯行，尚不該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之要件，然其已供出共犯，復經第一審法院傳喚證人查核後，認定屬實，此情是否即與原判決所記明上訴人所為使詐騙集團首腦、主要幹部得以隱身幕後之量刑基礎事實相互關聯？何以非屬重要之量刑基礎事實而無庸審酌？原判決或未及審酌、說明何以此等事實於刑罰裁量不生影響，其裁量即非無瑕疵可指，亦兼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三、以上為上訴意旨所指摘，原判決上開所述違背法令，或已影響於量刑事實之確定，或有兼顧上訴人審級利益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又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生效（部分條文除外），案經發回，併應注意及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