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二八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二八一號

上訴人

甲○○

　　　　　　　　乙○○

　　　　　　　　丙○○

右上訴人等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二審判決（八十六年度上重訴字第一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

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七八、二一三一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丙○○曾於民國八十年間犯贓物罪，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八月確定，已於八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緣被害人李○上因借與綽號「阿松」之游○松新台幣（下同）五萬元，游○松乃向上訴人甲○○借一萬三千元返還李○上，餘款甲○○同意代為償還，後因李○上催討甚殷，引起甲○○不滿，而起意殺死李○上，乃於八十五年九月中旬某日，將其於八十四年十一月間某日，在台中市○○廣場四樓某不詳商店所購得開○刀一把，藏置於台中市○區○○街○○號○○○對面○○公廟之樹幹下，伺機報復。嗣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晚間十時四十分許，甲○○在○○○廟之○○亭觀看電視，而上訴人乙○○與綽號「宇伯」

、「聰輝」、「眼鏡仔」等不詳姓名者在亭內玩四色牌，適李○上至該處見到甲○○，便質問甲○○現在住在那裡，為何找不到人﹖甲○○答稱已搬離原來住的房子。旋甲○○見李○上在乙○○後方觀看上開四人玩牌，即離開六角亭，走向樹下取出預藏之上揭開○刀，基於殺人之犯意，自背後刺、砍李○上數刀，李○上被刺、砍後，奔出○○亭往○○○路方向逃命，在場之乙○○與上訴人丙○○、綽號「懶吐仔」之少年白○瑋（○○○年○月○○○日生）及另二名已成年之不詳姓名男子，因均為甲○○之朋友，見狀後，乃與甲○○基於共同殺害李○上之犯意聯絡，跟隨甲○○追趕李○上，並在○○○路上追及李○上，乙○○、白○瑋及該二名不詳姓名男子均出拳毆打李○上，丙○○則持長約一公尺之方形木棍揮擊李○上，以阻止李○上逃命，斯時甲○○則持該開○刀刺、砍李○上十餘刀，旋李○上在○○○路草地因流血甚多，不支倒地，甲○○即返回○○○廟，步行途中尋思李○上恐尚未氣絕，適乙○○所騎機車停於路口，又叫乙○○騎機車搭載其至李○上倒臥之處，甲○○又持前揭開○刀，再向李○上之身體砍三、四刀，直至李○上死亡。乙○○即騎機車載甲○○回到○○六角○，甲○○於清洗手上及刀上之血跡後，將該行凶所用之開○刀丟入○○○前之排水溝裡，甲○○、乙○○並均換下沾有血跡之衣褲，乙○○再騎機車載甲○○至台中市○○路三段、○○街○○巷口，將甲○○沾有血跡之衣服、褲子丟棄於草叢中，再將乙○○沾有血跡之上衣，丟棄於○○○路○○○號○○樹脂股份有限公司前圍牆內之空地上，復載甲○○至台中市○○○○街○○號藏匿，乙○○則回○○街○○之一號住處。嗣乙○○於翌（二）日凌晨一時三十分許，在其上開住處為警查獲，並帶同警員前往上開各處起出丟棄之開○刀、血衣褲，再於同（二）日凌晨四時許，帶警前往台中市○○○○街○○號三樓查獲甲○○。另丙○○於同（二）日凌晨四時二十分許，在台中市○○○路○○○號四樓為警查獲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甲○○、乙○○部分及丙○○殺人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等成年人與未滿十八歲之人共同殺人罪刑（甲○○無期徒刑、丙○○累犯），固非無見。

惟查：㈠、被告之自白，須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證據。如果被告之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並非自由陳述，即其取得自白之程序，已非適法，則不問自白內容是否確實與事實相符，因其非係適法之證據，即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故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對於自白提出刑求之抗辯時，應先於其他事實而為調查。原判決採用上訴人甲○○、乙○○及少年共犯白○瑋於警訊中之供述為斷罪之證據。然卷查乙○○於第一審即抗辯稱：「我當初在警局作筆錄，警員未讓我看筆錄，又對我刑求。」白○瑋亦供稱：「（八十五年十一月二日警訊之陳述）不正確。」「因被警員打。」證人林○木亦證稱：「（被告三人在警局有遭警刑求﹖）被告戴著安全帽，臉又封著，我只看到背影，警員在刑求過程我未看到，我不知那三人是否庭上的被告，有看到警員以電話電擊被告。」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九十四頁、第九十六頁）。原審對乙○○、白○瑋於警訊遭刑求之抗辯，及林○木有關目睹刑求之證言，未先行調查其是否為事實，亦未於理由內說明其何以不足採信，遽採乙○○、白○瑋於警訊中之自白為斷罪之證據，難謂為適法。㈡、事實審法院應調查之證據，第一審對於當事人聲請調查者，如未予調查，第二審自應予審酌，如第二審仍恝置不理，即難謂於證據法則無所違背。查上訴人丙○○於警訊之初即供稱：案發時，伊都在被查獲處（即其租住處）看電視，並無出去（見八十五年偵字第二一三一五號卷第二十六頁）。嗣後仍為相同之供述，於第一審更具狀陳稱：八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晚間九時至隔日即十一月二日清晨四時間，均在台中市○○○路○○○號租屋處睡眠，未曾外出，更有同住之房東之子及其所僱二名員工可以作證等情（見第一審卷第八十頁背面）。丙○○於案發時是否確留在其租住處，與其是否參與本件殺人犯行，至有相關，自有詳加調查之必要，雖其聲請狀未明確陳明其房東之子及所僱用工人之名字，但仍非不可調查傳訊，乃第一審未加調查傳訊，原審仍恝置不理，復未說明其理由，遽為判決，亦有可議。㈢、有罪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定有明文。原判決依白○瑋於警訊中供稱：「我突然看到綽號『阿○』之男子（即甲○○）、『阿○』（即乙○○）、『阿○』（即丙○○）及『劉○』、『萬○』在追一男子（即被害人），我也趕忙一起追，當時『阿○』手持一把刀，『阿○』手持方形短棍，……當時我看到『阿○』持兇刀砍死者約十幾刀，『阿○』持棍打死者約五、六下，……」

等語（見上揭偵查卷第二十八頁背面、第二十九頁正面）。認定丙○○有參與殺人行為，持短棍追打被害人。惟依卷附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鑑定書所載，被害人身上所受二十六處傷，有十四處為銳器刺創傷、另十二處為銳器切創傷（見相驗卷第四十八頁至第五十五頁）。如有以短棍毆打，能否造成此類之創傷，已不無疑義。

而乙○○於警訊時亦供稱：「甲○○拿出乙把刀砍殺李○上數刀，李○上被砍殺數刀隨即逃出涼亭，甲○○則持刀緊追在後，我及綽號『懶○仔』（即白○瑋）『萬○仔』、『黑○』、『大○仔』等五人，亦在後追趕。」（見上揭偵查卷第二十頁正面）。證人林○山於警訊時證稱：「當時我所看到的是甲○○、乙○○、白○瑋等三人有打李○上及追趕。」於第一審證稱：「我有看到乙○○與白○瑋、甲○○他們均追出去。」各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五十九頁正面、第九十五頁正面）。亦未指丙○○有參與追打被害人之行為，對此有利於丙○○之證據，何以不足採信，原判決未於理由內說明，亦嫌理由不備。㈣、扣案之甲○○用以行兇之刀械，依扣押物品清單記載為「大型匕首」，甲○○於警訊時亦供稱其持以砍殺李○上之刀械為大匕首（見偵字第二一三一五號卷第十六頁、第七十四頁）。究竟甲○○所持以行兇之刀械是否為匕首，因與其是否另牽連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至有相關，原審未送請鑑定，遽認其為開○刀，亦難謂已盡調查證據之能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無理由，應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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