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二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二號

上訴人

順勵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進生

被告

乙○○

　　　　　　甲○○

右上訴人因自訴被告等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

二十九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四六三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八十六年度自字第九一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關於偽造文書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順勵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上訴意旨略稱：被告乙○○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間在上訴人公司靠桌，僅月付新台幣四萬元靠桌費，做為使用公司資源之對價，既未將其業務與財務交由公司管理，亦未提供公司任何保障，顯與靠行不同，上訴人自不可能任其使用公司名義在外揮霍，原審未予深究，逕認其為靠行，有權以上訴人公司名義為法律行為，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有調查未盡之違法。又證人林源安、徐清翰、廖妙淳係印尼商偉大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稱偉大公司）、信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安公司）之職員，在上訴人與該二公司之民事訴訟中為彼等經手之業務作辯解，所為證言不免偏頗，原審未予傳訊或就其證言訊問上訴人有何意見，亦於法有違等語。惟查原判決認被告乙○○、甲○○犯罪不能證明，已說明縱旅行業者有靠行與靠桌之不同，但依上訴人所陳，亦不過是有關公司內部管理之細節不同，至於對外接洽業務、招攬生意方面，均係以「被靠者」名義行之，則屬一致，此為上訴人公司代表人李進生所自承，且李進生亦不否認被告二人得使用上訴人公司之名片，是被告等既有權使用上訴人公司之名義，對外招攬生意、接洽業務，衡情自是容許彼等於有關招攬生意、接洽業務所需簽署之文件上，以上訴人公司之名義簽署之，參以證人林源安於另案證稱：「我認識乙○○，我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來順勵公司業務考察時，李進生董事長介紹給我認識，他的名片職稱團體部副總經理」、「我於八十五年三月份又來台灣考察到順勵公司時，公司的人都叫他『游總』」、「報價單表示我們的合約書，報價單的內容就是付款方式、明細內容，因李進生當時剛好乙○○在場，他叫我和乙○○討論細節，然後我們雙方談好以後……」；證人徐清翰於另案證稱：伊是信安公司副總，乙○○自八十五年三月起即開始與信安往來，他是以順勵公司之名義向信安買機票，前後有四、五團，前面幾團的費用都有付，只有後二團的金額未付，機票是送到順勵公司，票款是廖妙淳小姐負責去收的，乙○○第一次與伊見面時就交付名片，名片上載明是順勵公司團體部副總經理；證人廖妙淳於另案證稱：伊是信安公司副理，乙○○是以順勵公司的名義來買機票，講好由業務員送票至順勵，收款有時由業務員去收，有時由伊收，其中機票款有一次是開順勵的支票，有一次是拿客票等語，足見李進生對乙○○以其公司名義對外招攬生意、接洽業務亦知之甚詳，則乙○○以上訴人公司之名義開立機票款收據予信安公司，即難認係偽造文書云云。原審對於林源安、徐清翰、廖妙淳之證言，已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給予上訴人辯論之機會，有審判筆錄可稽。原審就其如何依李進生之供述及前揭證人之證言，判斷被告二人並無偽造文書犯行之心證理由，亦論述甚詳，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所為之論斷，違背何種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對於林源安等證人有何另行傳訊之必要性，及原審有何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證據應行調查而未予調查，均未具體指明，徒執己見，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此部分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二、關於詐欺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法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自訴被告乙○○、甲○○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不服第一審諭知被告二人無罪（被訴詐欺上訴人部分）及自訴不受理（被訴詐欺偉大公司、信安公司部分）之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維持第一審判決，駁回其上訴在案。查被告二人被訴涉犯詐欺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四款之案件，依首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竟復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