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九六九號（違反銀行法） -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九六九號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陳德文右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四四五九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六七三七號、八十年度偵字第八二八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與其弟呂學亮、妹呂菁菁、友人徐大勳（呂學亮、徐大勳業經原審判決確定，呂菁菁由一審通緝中），均明知非銀行不得辦理收受存款業務，竟基於犯意之聯絡，於民國七十七年間起，以上訴人為負責人，在台北市○○○路 ○段九十六號十樓經營「斌林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鑫源財報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市○○區○段一○三巷七十四號三樓設立「匯喬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匯喬證券投資雜誌股份有限公司」、「敬兩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開封街二段四七號二樓設立「巨星水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呂菁菁為負責人，在台北市○○○路○段九十六號十樓經營「匯喬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並以徐大勳為負責人在同址經營「匯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嗣自七十八年三、四月間起至七十九年八月間止，為以上開公司吸收資金，竟以上述公司屬斌林國際集團關係企業為名，印製斌林國際集團關係企業、及未經登記之匯銀證券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之廣告，宣稱該關係企業有三十二家公司，為服務證券投資人，使投資人在股票市場生存並獲利，藉此對外招攬投資人，吸收資金。渠等明知前述各公司登記之業務範圍均無關於證券買賣及吸收存款之業務，竟仍以前述公司違法經營登記業務範圍以外之吸收存款業務，經營方式有三：第一種係以每股新台幣（下同）六萬元，投資一股每月可得紅利數千元至一萬二千元，投資人不必負擔投資虧損之方式吸收資金，並以投資人吸收投資人之方式，發予投資人四千元、二千元、八百元不等，最高可達十代之代數獎金，變相使投資人獲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紅利。第二種係以股友社方式，以每人每月二萬元招攬不特定人入股，約定由渠等所營公司代為操盤買賣股票，獲利部分，由渠等抽取二至三成紅利，若虧損則全由渠等負擔，以此方式吸收資金。第三種以做丙種墊款方式為號召，邀投資人出資作為丙種墊款之資金，約定投資人無庸負擔盈虧，並按期發給與原本顯不相當月息之方式，共同對外吸收存款。迄七十九年八月間即結束營業，計向黃善德、鄭素貞、聶經文、田龔愛華等人收取達二千餘萬元之資金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共同行為負責人，因法人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罪刑，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上訴，固非無見。惟查：㈠、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實際存在，就該案卷宗不難考見者，始克當之。倘判決書內所記載之證據，與卷宗內筆錄或文件之內容不相適合，則其判決之根據，實際上並不存在，自屬採證違法。原判決認上訴人吸收存款達二千餘萬元，非僅未說明其為此認定之依據，且遍查全卷，亦無上訴人收取二千餘萬元之相關資料。又黃善德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係陳稱：「我檢舉甲○○以斌林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敬兩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在南京東路二段九十六號十樓開立股友社，內有近百台之彩色股票尖端機，招攬股友，每人每月收取二萬元之會費，雙方簽訂契約，買賣股票贏錢，呂某抽取二至三成紅利，若虧損全由呂某負擔」、「甲○○向會員宣稱，將錢拿給他，他會將買賣股票詳情告訴會員，以計算盈虧，但事實上他拿會員的錢後，並未真正買賣股票，所以錢去向不明」（見偵字第一六七八七號卷第三頁反面），在第一審係供稱：「甲○○有做股友社，我沒有投資，我去要債時有許多投資人在公司」（見訴緝字卷第一二四頁）各等語，其並未投資，原判決遽認上訴人亦向其吸收資金，與卷證資料顯有未合，自難謂為適法。㈡、有罪之判決書，對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說明其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所明定。故事實審法院應於審判期日就被告否認犯罪所為有利辯解事項與證據，予以調查，而於有罪判決理由內詳加論列，否則率行判決，即屬於法有違。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合約書影本一紙，陳稱告訴人鄭素貞、聶經文、田龔愛華等人集資，係委託李榮章、鄭豐賢等人從事證券諮詢服務，吸金者應係李榮章、鄭豐賢、徐媛、鄭素貞等人，並聲請傳訊莊喜美、徐媛、鄭豐賢、李秋雯等語（見原審卷第二七頁反面、第二九頁、第一一二頁反面、第一二八頁反面）。依該合約書所載，係由鄭素貞、聶經文、徐媛、莊喜美、田龔愛華為甲方，代表匯喬證券投資雜誌，與乙方之李榮章、鄭豐賢、張翠雅、李秋雯、文向陽、楊秀霞合作，由乙方在匯喬本部籌設證券諮詢服務，乙方同意所得資金扣除百分之三二點二後，全權交予甲方負責操作，每月三十日為利潤發放日，乙方需將業務所得交予甲方，雙方同意以三個月為測試期，初期四千萬元為目標。而鄭素貞、聶經文、田龔愛華均供證該合約書為真正（見同卷第三九頁、第五十頁反面），原審亦曾依上訴人之聲請傳喚莊喜美、徐媛、鄭豐賢、李秋雯等人（見同卷第一三一頁），足徵其亦認有調查之必要，則上開證據對上訴人所稱吸金者應係李榮章等人云云，自屬有利，雖前揭證人經傳未到，惟原審未再續行傳喚，率認事證至臻明灼而遽行判決，復未說明不予採憑上開合約書之理由，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原判決不另為免訴及無罪諭知部分，因公訴人認其與本件有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亦應併予發回。又銀行法部分條文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修正公布，其中第一百二十五條已經修正，更審裁判如認上訴人有罪時，應為適用法律之比較，併此指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陳炳煌法官陳正庸法官陳世雄法官徐文亮法官吳信銘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九六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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