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二七號｜刑事：偽造文書｜裁判日期：89 年 11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二七號上　訴　人　乙○○ 丙○○ 甲○○ 右上訴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九年度上更㈡字第二六四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五三五、九二九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乙○○係設在台南縣仁德鄉新田村三十五之二十二號「皆成眼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皆成公司）之負責人，上訴人丙○○（原名蔡楚芬，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改名）為其女友，亦參與公司業務之經營，且二人之財務相通；上訴人甲○○與蔡楚姿（蔡楚芬之妹，已判罪確定）係夫妻，共同經營尚德會計事務所，負責承攬皆成公司及嚴茂益所經營之舜盈工藝社、周玉甫經營之昱富企業社之記帳會計業務，嗣乙○○與丙○○二人因共同經營之皆成公司發生資金週轉困難，財務狀況不佳，乃圖向銀行辦理票貼借款以濟急，惟因辦理票貼需連同公司銷貨關係之發票憑證等併送銀行核驗，恐銀行不願以個人為銷貨關係之買受人，而甲○○、蔡楚姿所經營之尚德會計事務所又持有舜盈工藝社交付之印鑑及舜盈工藝社、昱富企業社用餘之統一發票，認有機可乘，乙○○、丙○○、甲○○、蔡楚姿（以下簡稱乙○○ 等四人）乃基於共同之概括犯意聯絡，並意圖為乙○○、丙○○不法之所有，於八十二年一月間，由乙○○向不知情之李錦川借用如原判決附表㈠、㈣所示之支票，再委由不知情之陳俊憲（乙○○之子）至尚德會計事務所，向甲○○拿取舜盈工藝社之印鑑，嗣乙○○、丙○○明知未得嚴茂益之同意，竟冒用舜盈工藝社之名義，於原判決附表㈠所示之支票上盜用舜盈工藝社之印章於其上，而為背書之行為，復在其業務上製作之統一發票，虛偽記載舜盈工藝社為買受人詳如原判決附表㈡所示，再連同前揭支票以此虛偽之銷貨關係持向華僑商業銀行仁德辦事處辦理票貼借款，致該銀行之承辦人員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如數交付而詐得票面金額新台幣（下同）六十四萬元（支票於八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後退票），足以生損害於該銀行及舜盈工藝社（嚴茂益）。嗣為避免前揭虛偽銷售發票所衍生之額外稅捐，竟未經嚴茂益之同意，由丙○○偽造開立舜盈工藝社之如原判決附表㈢所示之統一發票，持以辦理皆成公司與舜盈工藝社申報當年度營業稅時之營業進銷項目互抵，足以生損害於舜盈工藝社（嚴茂益）。乙○○等四人又承續前揭之犯意聯絡，於八十二年一月間某日，由丙○○未經周玉甫之同意，利用不知情之人偽刻「昱富企業社」之印章，冒用昱富企業社名義，在李錦川所簽發之如原判決附表㈣所示之支票上盜用該印章，而為背書之行為，並以皆成公司為次背書人，再由丙○○在其業務上製作之統一發票虛偽記載昱富企業社為買受人，詳如原判決附表㈤所示；並偽造昱富企業社為營業人，皆成公司為買受人之不實銷售關係統一發票（詳如原判決附表㈥所示），再由乙○○、丙○○共同持向華僑商業銀行仁德辦事處辦理票貼借款，足以生損害於昱富企業社周玉甫（支票屆期有兌現），且渠等二人亦持統一發票辦理皆成公司與昱富企業社營業稅額互抵之申報。又乙○○、丙○○二人明知渠等於八十一年二月間已因公司經營不善，資金週轉困難，而無支付或清償鉅額貨、貸款之能力，竟共同承續前揭意圖不法所有之犯意，自八十一年三月間起至八十二年五月間止，以明知無法兌現之如原判決附表㈦所示之支票，以進貨為詞，向舜盈工藝社負責人嚴茂益詐得眼鏡框，總計金額為九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元；又以借款為詞，持明知無法兌現之如原判決附表㈧所示之支票連續向周玉甫詐取現款三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元；復又向設於台南市○○路○段六十九號「向一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向一公司）之負責人陳錦木以進貨為詞連續詐得鏡片總計貨款達二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八元；並以借款為詞，持明知無法兌現之如原判決附表㈨所示之支票向陳錦木共詐取三百三十六萬八千六百三十元，屆期乙○○、丙○○ 拒未給付貨款，且持以調借及抵付貨款之支票屆期未獲兌現，嚴茂益等人始知受騙，共被詐取八百零一萬三千零六十八元等情；因將第一審依牽連犯等規定論處上訴人等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各罪刑部分之判決撤銷，改判仍論處各同一罪刑。固非全無見地。惟查：㈠判決所載理由矛盾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四款定有明文；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者，即屬證據上理由矛盾，當然為違背法令。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乙○○、丙○○二人明知其等於八十一年二月間已因公司經營不善資金週轉困難，而無支付或清償鉅額貨款及貸款之能力，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自八十一年三月間起至八十二年五月間止，簽發如原判決附表㈦、㈧、㈨所示之支票，分別向嚴茂益、周玉甫、陳錦木詐購眼鏡框等物或詐調現款等情；但理由却謂乙○○、丙○○係自八十二年一月間起，始因生意週轉不靈而無支付及清償鉅額貨（借）款之能力云云。另原判決事實欄記載原判決附表㈡所示統一發票係乙○○、丙○○所製作，原判決附表㈢、㈤、㈥所示統一發票均係丙○○所製作等情；但其理由則謂丙○○坦認原判決附表㈢所示統一發票係由蔡楚姿開立；甲○○、蔡楚姿坦承前揭統一發票乃其等所開立等語，似指原判決附表㈡、㈢、㈤、㈥所示統一發票係蔡楚姿或蔡楚姿、甲○○所製作；不無判決認定之事實與所載理由矛盾之違法。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有參與偽造原判決附表㈡、㈢、㈤、㈥所示統一發票犯行，無非以甲○○及其妻蔡楚姿於第一審坦承上開統一發票乃其所開立等語，為其主要依據；但經詳核甲○○於第一審之供述，係稱「舜盈工藝社及昱富企業社之統一發票，是我太太蔡楚姿負責的，我並不知情」等語；蔡楚姿於第一審亦供稱「統一發票是我開的，是事後告訴我先生的，他並未參與」等語（第一審卷六九頁），似均未於第一審坦認甲○○參與製作開立上開統一發票之行為，則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事實，即與卷存之證據不相符合，亦難謂無證據上之理由矛盾。凡此，於本院前兩次判決發回更審時即已指及，乃原判決仍未予明白審認，詳予論敍，其違法情形自仍存在。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證據，均應依法加以調查，倘未予調查，或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欠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又有罪之判決書，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敍明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定有明文；違反此項規定，即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上訴人乙○○、丙○○、甲○○於歷審辯稱皆成公司於八十二年四月以前債信一直良好，貨款及借款皆能如期清償，借款亦均有付利息；嗣於八十二年二月間，皆成公司之主要客戶台灣博林有限公司受外國客戶影響發生資金調度問題，通知各廠商包括皆成公司暫停生產，加以皆成公司於八十二年三月間，被林天華等十餘位債權人前往公司搬貨及機器，致受連鎖效應而出口受困，資金週轉困難，絕非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詐欺意圖。又甲○○所經營之尚德會計事務所替舜盈、昱富兩家工藝社所開立之統一發票，均會逐項記載於該二家企業營業稅申報書，每兩個月申報一次，並於申報後會將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書等資料交還舜盈、昱富兩家工藝社，則嚴茂益、周玉甫焉有不知簽發上開統一發票之理，足見嚴茂益、周玉甫確有授權開立上開統一發票，且同意於原判決附表㈠、㈣所示支票背書後持向銀行貼現等語（一審卷一○六、一○七、一○八頁，原審上訴卷一六一至一六五頁，更㈠卷二三七至二四七頁，更㈡卷七二、七三、一四四至一四七頁），並提出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二年度偵字第五○三九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原審上訴卷一三六、一三七頁）資為佐證。告訴人陳錦木於該偵字第五○三九號案件偵查中證稱乙○○於八十年十月至八十二年三月間，每月向伊調借二百萬元至二百五十萬元，至八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始未還錢，在此之前均有還錢及支付二分四之月息等語；證人即台灣博林有限公司辦理出口業務之陳錦足及林天華亦證稱台灣博林有限公司確有受外國客戶影響通知皆成公司等廠商暫停生產，皆成公司受連鎖效應而週轉不靈，林天華等十餘位債權人因而前往皆成公司搬貨及機器等情。告訴人周玉甫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皆成公司於八十二年上半年曾簽發支票向伊借錢，之前借錢有領到，利息部分有付，無法領錢時伊有答應延期等語（偵查卷一九二頁）。如果無訛，則上訴人乙○○ 、丙○○所經營之皆成公司於八十二年三月之前債信似仍良好，其等是否有上開於八十一年二月間即有不法所有之詐欺意圖﹖非無疑義。又告訴人嚴茂益於檢察官偵查中及第一審審理時即稱「我印章有交給陳俊憲，是我叫蔡楚芬（丙○○）去拿的，要蓋支票背書，借給他辦理票貼手續，我知道周玉甫有把票借給他票貼」等語（偵查卷二五九頁反面、一審卷六四頁）；告訴人周玉甫於檢察官偵查中稱「營業稅是由尚德會計事務所報的，開立的統一發票有記載在申報書上，每二個月交給我營業稅申報書、繳款書」等語（偵查卷一九二頁），則嚴茂益、周玉甫對於原判決附表㈡、㈣所示支票上其等之背書，及開立上開統一發票之原委，是否毫不知情﹖亦有疑竇。上訴人等此項有利於己之辯解似非全無根據，何以不足採取﹖原判決未加以說明，尚嫌理由欠備。其實情如何﹖與認定上訴人等是否有上開犯行，至有關係，原審未予調查清楚，即遽行判決，亦有未盡職權查證之違法。上訴人甲○○於第一審及原審另辯稱伊於與嚴清波電話中，雖曾說「我第二（指丙○○）要蓋背書太不聰明，她可以隨便去刻一個就可以，偏要拿我保管印章去蓋下去，也就是我運氣不好，逃不過去」云云，但此乃表示後悔將印章交給丙○○之詞，於該電話（錄音）交談之前，伊並不知嚴茂益之印章係被拿去蓋支票背書，嗣後始知其事；而所稱運氣不好、逃不過去，是指伊因本案致所有房屋被法院查封而言，並非知悉乙○○、丙○○自蓋嚴茂益印章於支票背書等語（一審卷六九頁反面、七○頁，原審上訴卷一○七頁反面、一○八頁），似已對卷附嚴清波所提出之電話錄音及譯文內容予以說明，並否認於該電話交談中坦承知悉參與偽造上開支票背書之行為。原判決以該電話錄音及譯文資為上訴人甲○○參與該偽造支票背書之證據，並謂甲○○對該對話內容無異詞，足見其確有未經嚴茂益同意將印章交付乙○○、丙○○使用云云，尚嫌率斷，且有所認定之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相符合之證據上理由矛盾。㈢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定有明文。又商業會計法已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修正前第六十六條之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較修正後改列為第七十一條之法定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為輕，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縱認上訴人等有偽造原判決附表㈡、㈢、㈤、㈥所示統一發票行為，亦應依其等八十二年一月間行為時較輕處罰之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處斷。原判決依修正後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第三款處斷，有不適用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又按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六條所處罰之對象，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而依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上訴人丙○○係乙○○之女友，僅參與皆成公司業務之經營等情；如果無訛，則丙○○是否為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六條處罰之對象﹖非無審究之餘地。原審認丙○○觸犯該項罪責，但其所憑依據何在﹖並未加以說明，亦嫌理由欠備。以上諸端，或為上訴人等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曾有田法官陳宗鎮法官劉介民法官魏新和法官孫增同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二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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