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六五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六五四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重利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第

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九年度上更㈠字第一四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

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九二六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甲○○自民國八十五年間起，在台南縣永康市○○○路二三一巷二十弄五號經營地下錢莊，並僱請顧光華（已判刑確定）負責接聽電話及收帳，乘他人急迫之際，以月息二十分之高利，借款予林玉振、黃壎芳、汪福霖及其他不詳姓名之人，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並以此為常業，迨同年八月九日為警查獲等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罪嫌。經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爰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重利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無罪。固非無見。

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證人前後所為矛盾或歧異之供述，如何本於經驗法則判斷其證據價值及證明力，以定取捨暨所形成之心證，均應於判決內闡析論敘，否則即屬判決不載理由，其判決為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以證人林玉振、黃壎芳雖於警訊中供稱其向被告借款，月息為二十分或四十分等語，但審理中已具結改稱未付利息，或稱利息僅月息三分等語，自應以其具結後之供述為可採，資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見原判決第二面第九行至第三面第二行）。但對於林玉振、黃壎芳於案發時，在警局所為之初供，究竟有何瑕疵致不足採憑？其前後所為之歧異供述，如何予以斟酌取捨，而認其嗣後之供述為真實可信？則未詳加剖析論敘，難謂於法無違。再，證人黃梅玉於警訊中，警方訊問：「警方於八十五年八月九日搜索甲○○住處查獲帳冊（二號）內有記載汪福霖及你的名字係何故？」黃梅玉稱：「因我丈夫汪福霖於四、五年前曾向甲○○所經營之地下錢莊借錢。」並稱：「我不知道汪福霖向甲○○借多少錢，但據甲○○向我討債指稱合利息共計有新台幣一千多萬元。」警方又問：「據甲○○帳冊記錄本金有三百七十萬元，為何現需一千多萬元，借款利率多少？」則答：「我不清楚。」再問：「汪福霖有無歸還甲○○借款及利息？」答：「有，汪福霖陸續歸還借款及利息，連八十一、八十二年間在台南市○○路○段十二巷二六一弄四十二號所承購的住屋亦過戶給甲○○，存款簿（寶島銀行，已扣案）亦被其拿走。」等語（見警局卷第六頁至第七頁）。是汪福霖之妻黃梅玉對於汪福霖向被告借款之情形，並非全然不知情。而原審更審前雖傳喚汪福霖，但傳票誤載為「汪福臨」，郵局投遞結果，批註：「查無此地址」（見原審上訴卷第四十六頁）。原審未再查明傳喚，以究明實情，遽謂汪福霖始終未出面說明借款之情形；復擷取黃梅玉之片段供述，謂黃玉梅在警訊中對於汪福霖借款之金額及利息，均答以不知情或不清楚等語（見原判決第三面第十一行至第十三行），併有可議。又依扣押物品清單所列，警方於被告之住處查獲帳冊十一本、汪福霖等人之存款簿及證件等物（見偵查卷第十八頁、第十九頁）。該帳冊記載之內容為何？何以與被告所涉之重利事實無關？被告之住處何以有他人之存款簿及證件？原判決俱未詳查論列，僅泛稱扣案之帳冊係被告多年之紀事簿冊，且經訊問被告，亦無從據各該簿冊認定其有重利之事實云云（見原判決第四面第三行至第四行），殊嫌空泛籠統，尤難謂無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應認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