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五五三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五五三一號

上訴人

即自訴人

隆元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壽恩

被告

乙○○

　　　　　　　　甲○○

右上訴人因自訴被告等詐欺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七月十二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七二三號，自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

院八十八年度自字第五六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以自訴意旨略稱：被告乙○○於民國八十七年間，陸續委託上訴人即自訴人隆元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訴人公司）代為印刷貨品，並交付由速得億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速得億公司）所簽發付款人為台中市第五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帳號第一００一九六之三號）之遠期支票，作為付款方法。惟其中有兩張發票日期為八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之支票，屆期經提示遭退票。而速得億公司負責人陳明德已於八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死亡，乙○○竟仍指示被告甲○○於同年月三十一日簽發速得億公司為發票人，日期為八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金額新台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零一元之支票一張（下稱系爭支票）交付自訴人公司，以為拖延。又被告等與歐黃紡、陳慧玲、陳萬選、黃聖友（以上四人均經原審同案判決無罪確定）均係速得億公司之股東，竟共同以不能兌現之支票向自訴人公司詐騙，因認被告等共同涉犯詐欺取財及偽造有價證券罪嫌。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等均無罪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惟查：按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簽發為要件，故如行為人基於本人之授權而簽發者，固與無權之偽造行為不同，但若本人於授權後死亡，則其授權之基礎即不存在；若行為人明知本人已死亡，仍擅以本人之名義簽發支票使用，即難認屬有權簽發，仍應負偽造罪責。本件原判決以被告等簽發速得億公司前揭帳戶之支票使用，係經該公司負責人陳明德之授權；而陳明德雖於八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死亡，但不能證明被告等係在明知陳明德死亡後，仍故意簽發系爭支票使用，因認被告等並無偽造支票之故意，而為其等有利之認定。惟據上訴人於第一審具狀指稱：乙○○自承於八十八年四月七日知悉陳明德死亡之事，而系爭支票係在同年月八日始由其指示甲○○簽發交付，顯已在其知悉陳某死亡之後，足見其等有偽造支票之故意云云，並提出系爭支票之轉帳傳票（日期八十八年四月八日）影本一份為證（見一審卷第三十三頁、第五十九頁反面、第六十頁）。被告乙○○於第一審訊問時，亦供稱伊係於八十八年四月七日始知陳某死亡之事等語（見一審卷第九十四頁）。而依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轉帳傳票影本觀之，其日期為八十八年四月八日，金額與系爭支票相同，摘要欄並載有系爭支票之帳號（一００一九六之三）及支票號碼（0000000號），其上復有自訴人公司法定代理人江壽恩之簽名。若該轉帳傳票係屬真正，則上訴人前開不利於被告等之指訴，即難謂全屬無稽。究竟該轉帳傳票是否真正？若是，是否為甲○○於八十八年四月八日所制作？與其實際簽發系爭支票之日期是否相同？當時被告等是否已知悉陳明德死亡之事？又第一審卷內除上開轉帳傳票影本外，另有一張內容相同之轉帳傳票影本，惟其日期則載為「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見一審卷第三十三頁）。此張轉帳傳票與前述轉帳傳票是否均為甲○○所制作？為何同一支票科目竟制作兩張內容相同，惟獨日期不同之轉帳傳票？其原因何在？以上疑點與判斷被告等簽發系爭支票之真正時間，以及渠等是否明知陳某已死亡而故意簽發該支票行使攸關，自有深入根究明白之必要。原審對上開疑點並未詳予調查釐清，遽謂不能證明被告等有偽造系爭支票之故意，而為其等有利之認定，自嫌速斷而不足以昭折服。

自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全無理由，應認原判決關於被告等二人部分有撤銷發回之原因。又原判決雖以不能證明被告等有詐欺取財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而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等無罪之判決。然依上訴人在原審所提出之刑事補具上訴理由狀第二段第２小段所載意旨，似主張上開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裁判上一罪（見原審卷第四十八頁反面）。則重罪部分（偽造有價證券）既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輕罪部分（詐欺取財）自亦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惟該輕罪部分與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應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