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八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八六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強盜殺人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重訴字第一二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八十九年度第二七一九五號、九十年度偵字第四二二０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經常出入高雄市○○區○○路二十三號地下室「統領香檳舞廳」跳舞，於民國八十八年間在前開舞廳跳舞認識王林春秋後，二人陸續有交往，並曾前往高雄市苓雅區○○○街一四三之七號二樓「歌城紅包場卡拉ＯＫ」（後改名為內行人卡拉ＯＫ，下稱歌城紅包場）唱歌，嗣於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十八、十九時許，其以將借款新台幣（下同）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邀得王林春秋同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其間二十一時九分四十四秒，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王林春秋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詢問王林春秋人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指上訴人）將給其十萬元，待拿到錢後，即至高雄市○○○路「蘇活音樂餐廳」與黃雅楓會合，後至同日約二十一時三十分許，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Ｅ二∣六八四三號白色三菱牌自用小客車載王林春秋回家，行經高雄縣鳳山市○○路某處，王林春秋下車購買黑啤酒，再駛往高雄縣鳳山市○○路三二九號對面停車，二人在車內飲酒聊天（上訴人、王林春秋分坐左前座、右前座），黃雅楓再於同日二十三時三分十七秒撥打行動電話予王林春秋，告知其已到達「蘇活音樂餐廳」，王林春秋則要黃雅楓先上樓，並稱現與將給其十萬元之男子（指上訴人）在一起；後王林春秋於翌日（八日）零時許，向上訴人拿取十萬元，上訴人不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上訴人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上訴人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哥威脅上訴人家人，致引起上訴人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上訴人胸部，經上訴人搶下後，復持空酒瓶擊打上訴人頭部，上訴人怒氣更盛，竟萌生殺人之故意，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要器官，以手掐住他人脖子，將造成呼吸不順窒息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上訴人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在高雄縣鳳山市○○路台碱新村三巷一之一號住處，拿取其所有圓鍬一把，於一時許返回現場，再以前開小客車將王林春秋屍體載往高雄縣鳳山市○○路一二０巷四十四號前公園預定地。上訴人見王林春秋佩戴有疑似鑲鑽項鏈一條、戒子二只、持有易利信ＴＳ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含電池二個）及黑色背袋一個（內有現金八百元，及如附表一編號１｜９、１２、１３、１５｜２５、２７｜３２等物）等物，竟臨時起意，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在小客車內將王林春秋之衣服脫光、並將疑似鑲鑽項鏈一條、戒子一只、易利信ＴＳ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內含電池二個）及黑色背袋一個取下而竊取之（竊盜部分未經起訴），再抱入距該公園鐵皮圍牆約十八‧五公尺處之空地草叢內，以圓鍬挖掘土坑後，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棄屍，前後約二‧五小時，於同日四時許離開埋屍現場，再將王林春秋之內衣褲丟棄在高雄縣鳳山市○○街、善美街口之某鐵皮屋旁（未尋獲），並將圓鍬一把帶回前開武營路處藏放，復將竊自王林春秋之前開財物，分別藏放在前開善美路居處及前開自小客車內。上訴人為製造王林春秋尚未死亡之假象，乃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至高雄市○○區○○路郵政總局代王林春秋繳納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帳款二千零四十四元；又見竊得王林春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一張，意欲盜刷該信用卡，乃模仿王林春秋之簽名於紙張上；復將王林春秋遇害時所穿著之鐵灰色外套一件、黑色絲質二件式套裝（上衣、裙子分開）送洗後，分別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晚間在高雄市某處將鐵灰色外套，於八十九年十月初某日在台南市某處將黑絲質二件式套裝、黑色涼鞋一雙及易利信Ｔ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一支（內含電池二個），均贈與其不知情之女友趙淑貞使用。上訴人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跳舞，又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以教導學習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時許，以其所有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鄭淑慧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約在高雄縣鳳山市○○路、善美路口之尚品咖啡店前見面，鄭淑慧於同日十二時許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ＹＫ∣四二七三號自小客車前往，並將該小客車停放在高雄縣鳳山市○○路七十一號前路旁（車頭朝內），二人會面後，上訴人即將鄭淑慧帶往前開善美路居處聊天，至十四時三十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上訴人乃陪同鄭淑慧至前開放置小客車處，鄭淑慧、上訴人進入車內分坐左前、右前座，二人又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上訴人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流等語，致上訴人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上訴人，上訴人怒不可遏，竟又另行萌生殺人故意，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鄭淑慧未加反抗似已斷氣，乃再返回前開善美路居處客廳拿取其所有尼龍繩一條（長約六十七公分、直徑約二公分），原欲以之捆綁鄭淑慧雙手，惟再至前開小客車時，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乃尼龍繩纒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並恐路人發現鄭淑慧屍體，乃至停放在附近之其所有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拿取車罩，將鄭淑慧之小客車罩上，以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後上訴人回到前開善美路居處休息，約一小時後，駕車回到前開武營路住處，殆於翌日（二十五日）二時許，帶同前開圓鍬一支並駕駛其所有之小客車返回鄭淑慧小客車旁，將鄭淑慧屍體搬移至其所有之小客車右前座上，再將之載往高雄縣鳳山市○○○街、鳳燕一街口之小公園旁，持圓鍬在公園內挖掘土坑，耗時約一個多小時完成，再返回其所有之小客車內，以車罩將該小客車罩上。又見鄭淑慧佩戴有疑似黃寶石戒子一只、亞米茄牌疑似鑲鑽女用手錶一只、持有摩托羅拉Ｖ三六八八型黑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及黑色皮包一個（內有現金三萬多元、提卡款二張，及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６、８｜１３、１６｜１９、２２、２４等物），竟臨時起意，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鄭淑慧之衣服脫光、並將疑似黃寶石戒子一只、亞米茄牌疑似鑲鑽女用手錶一只、摩托羅拉Ｖ三六八八型黑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及黑色皮包一個取下而竊取之（竊盜部分未經起訴），再將鄭淑慧屍體拖抱至所挖掘之土坑內掩埋棄屍，慌亂中將勒死鄭淑慧之尼龍繩一條遺落在埋屍現場，而於四時許駕車離開埋屍現場，再將鄭淑慧之內褲、胸罩丟棄在高雄縣鳳山市○○○街五十號「伶益幼稚園」前花圃內，並將圓鍬一支帶回其前開武營路住所藏放，復將強劫自鄭淑慧之財物（除現金外）藏放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上訴人見強劫所得中有鄭淑慧提款卡二張、信用卡五張及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證件，復因需款孔急，旋於同年月二十五日二十時許至二十六日一時三十分許，持前開證件，並穿戴雨衣、白色安全帽及白色棉質手套掩人耳目及避免留下指紋之方式，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ＳＣＹ∣六四０號輕型機車，連續至設在高雄市○○路大樂大賣場對面、二聖路電信局旁、三多一路一七四號、武昌路二００號、高雄縣鳳山市○○路鳳新高中門口旁、高雄市○○路、民族路口等處之高雄市農會、鳳山信用合作社、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等提款機，輸入以鄭淑慧前開證件拼湊之密碼，試圖盜領鄭淑慧之存款及預借現金，因密碼錯誤而遭拒絕交易，始未得逞，提款卡二張並因此遭提款機沒入，上訴人即將所餘信用卡五張及身分證、駕照藏放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惟鄭淑慧之健保卡則遺漏在前開機車置物箱內。上訴人復為防止鄭淑慧之小客車被尋獲而事跡敗露，乃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五時許，以濕紙巾擦拭整理鄭淑慧之小客車內部，並將小客車之車頭改朝向馬路，復以車罩蓋住該小客車。嗣王林春秋之女王惠君因王林春秋自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外出後即行蹤不明，乃於同年月十六日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報案協尋；而鄭淑慧之夫林勝田亦因鄭淑慧失蹤達三日，並以行動電話聯絡未獲回音，復發現鄭淑慧信用卡有預借現金未成功紀錄，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報案。後經該大隊組成專案小組，依鄭淑慧失蹤前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發現上訴人與鄭淑慧連絡頻繁，乃於同月二十八日十四時許，至前開武營路處查訪上訴人，經員警要求上訴人開啟ＳＣＹ∣六四０號輕型機車置物箱，發現鄭淑慧之健保卡一張，因認上訴人涉嫌重大而將之逕行逮捕，旋於同日十五時三十分許，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車內，起獲如原判決附表二（除編號１、２外）所示鄭淑慧失蹤前穿戴之衣物及持有財物，上訴人始坦承殺害鄭淑慧，並於同日十七時許，帶同員警在高雄縣鳳山市○○路七十一號前起獲鄭淑慧之前開小客車，復於同日十八時三十分許，帶同員警至高雄縣鳳山市○○○街、鳳燕一街口之小公園內，挖出鄭淑慧屍體，並當場扣得其所有供勒死鄭淑慧之尼龍繩一條，再帶領員警在前開「伶益幼稚園」前花圃起獲鄭淑慧之胸罩、內褲各一件，及自前開武營路處扣得圓鍬一支、安全帽一頂、雨衣一件，復經公訴人於同日偵訊時，自上訴人身上查扣竊盜所得花剩之現金一萬九千四百元（千元鈔十九張、百元鈔四張），並向法院聲請羈押，復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前開武營路處，再起獲棉質手套一雙。後警方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一日、四日就前開善美路處、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再進行搜索，再扣得如原判決附表一（除編號３４｜３６）王林春秋所有及上訴人仿冒簽名紙張等物，已可合理懷疑王林春秋亦可能遭上訴人殺害，惟上訴人堅不吐實，迨於九十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九日，趙淑貞提出上訴人贈與之王林春秋所有黑色絲質二件式套裝等物供警方查證，上訴人始於同年二月五日坦承殺害王林春秋，並於同日十九時四十分許，帶同員警至前開新強路公園預定地，挖出王林春秋屍體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依牽連犯、數罪併罰之例，改判論處上訴人殺人又殺人二罪刑，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

惟按殺人後，將屍體抬往掩埋，希圖滅跡，雖未具有棺木，究與遺棄不同。本件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於殺害王林春秋後，將屍體載往高雄縣鳳山市○○路一二０巷四十四號前公園預定地，於距該公園鐵皮圍牆約十八．五公尺處之空地草叢內，以圓鍬挖掘土坑後，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棄屍；又於殺害鄭淑慧後，將屍體載往高雄縣鳳山市○○○街、鳳燕一街口之小公園旁，持圓鍬在公園內挖掘土坑，再將鄭淑慧屍體掩埋棄屍等情。果屬無訛，上訴人搬移上開二被害人之屍體後，並未將之暴露在外，其掩埋屍體之行為，意在湮滅犯罪證據，並無遺而棄之之事實，參酌本院十八年上字第四九三號判例意旨，原判決論以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遺棄屍體罪，其適用法律不無違誤。次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所定科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故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且事實是否同一，非謂罪名或犯罪之構成要件同一，亦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而應視檢察官請求確定其具有侵害性之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而定，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之標準。本件原判決認上訴人於殺害被害人王林春秋、鄭淑慧後取得渠等財物係殺人後臨時起意竊盜，而竊盜部分未經檢察官起訴，且與起訴強盜殺人之事實，兩者基本社會事實不同，而未予審理等語。惟強盜殺人罪除侵害生命、身體法益外，本質上尚包括財產法益之侵害，本件原判決所認定上訴人侵害之財產法益、侵害之時、地及被害主體，與起訴事實之記載及其範圍似無差異，且均具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之主觀犯意及侵害「他人之物」為犯罪客體之構成要件，故其侵害性之基本社會事實，並無不同，且具有罪質上之共通性。原判決認上訴人另行起意竊盜部分，係另一獨立於起訴範圍外之事實，未予審判，顯有對於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又原判決事實欄認定上訴人另行「萌生殺人故意，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鄭淑慧未加反抗似已斷氣，乃再返回前開善美路居處客廳拿取其所有尼龍繩一條，原欲以之捆綁鄭淑慧雙手，惟再至前開小客車時，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纒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等語，然上訴人既緊掐鄭淑慧頸部五分鐘，見鄭淑慧未反抗而認其已斷氣，則上訴人又何須返回其住處拿取尼龍繩作為捆綁鄭淑慧雙手之用？原判決就此部分事實之認定，似違常情，自有再予查證之必要。另上訴人上訴意旨辯稱：伊有精神方面之病症，且於兩兇殺案發生前皆有與被害人一起飲酒情形，伊殺害王林春秋係因王林春秋拿酒瓶打伊，伊於意識不清情狀下，基於防衛始為掐頸之行為，又依據法務部調查局檢驗通知書（九０）陸（一）字第九０００六九六六號被害人鄭淑慧檢體檢驗結果欄記載「送件檢體經檢驗結果均發現含酒精成分；血液為0.160﹪（w/v)，胃容物為0.221﹪(w/v)，送驗檢體經TDx篩檢結果均發現含安非他命類成分，其濃度均大於8ug/ml…」（見八十九年度相字第一九七九號卷第四五頁），鄭淑慧生前因飲酒、吸食安非他命毒品，而導致以言語譏諷伊，甚至出手毆打伊之不正常情緒表現，伊因為精神疾病病發，復以相同措施因應，而有類似殺害王林春秋之情景發生等語，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是否具精神方面疾病，於兩兇殺案發生時，是否基於防衛始為掐頸之行為，是否因精神疾病病發而產生掐死被害人之行為等有利上訴人之辯解，何以不採，並未說明其理由，難認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另查原判決理由七、九、部分，認上訴人係分別臨時起意殺害被害人，並於殺人後分別另行起意竊盜，而認殺人部分與公訴人起訴強盜殺人之事實，兩者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予以變更起訴法條審理等情，顯係認定上訴人為殺人後臨時起意『竊盜』，卻於原判決事實欄二記載「…復將『強劫』自鄭淑慧之財物（除現金外）藏放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上訴人見『強劫』所得中有鄭淑慧提款卡二張、信用卡五張及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證件，復因需款孔急，…」（原判決第六頁），似又認定上訴人有『強劫』鄭淑慧財物之事實（是否為筆誤？

），致事實理由相互矛盾，亦非妥適。又原判決事實欄認定上訴人係因王林春秋、鄭淑慧之辱罵與毆打（王林春秋辱罵上訴人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哥威脅上訴人家人，又持啤酒瓶擲上訴人胸部，上訴人搶下後、復持空酒瓶擊打上訴人頭部；鄭淑慧則以言語譏諷上訴人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流等語，二人起爭執後，復出手毆打上訴人），致生不悅而萌生殺人故意，以手掐住二被害人之頸部（因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纒繞鄭淑慧頸部）致窒息死亡等情，原判決理由欄五（二）、六亦說明上訴人與被害人王林春秋、鄭淑慧飲酒聊天起衝突而殺害被害人等，「應係在情緒失控下臨時起意，亦非刻意安排在人煙稀少之處作案下手，且遲至埋屍前始取下被害人身上之衣物，此與一般謀財害命之手法有異」、其應係「與被害人衝突後情緒失控掐死被害人王林春秋、鄭淑慧棄屍滅跡」等語，如均屬無訛，上訴人殺人之動機似肇因於酒後聽聞他人對自己人格不堪入耳之詆毀、謾罵及毆打後情緒失控所致，原判決理由內以上訴人「生性暴戾」為量刑之依據，不無疑問。又上訴人殺害被害人等如係因與被害人言語衝突後情緒失控，徒手掐死被害人，於行為後，對屍體予以掩埋，雖意在湮滅犯罪證據，但並未予丟棄暴露或有蓄意毀壞屍體，其殺害被害人等之行為固屬罔顧人命，然原判決理由內以其掐住被害人頸部達三至五分鐘而認其殺人之「手段兇殘」並以之為量刑之依據，亦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俾符罪刑相當之原則。以上違誤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