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六一九號（違反銀行法等罪） -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六一九號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陳淑芬律師上　訴　人　乙○○ 選任辯護人　許華雄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一０四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七四七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謂：㈠、甲○○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間，經由鄰居費威程介紹，而認識其高中同學汪方主（已經判刑確定），汪方主自言所任職之香港商．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下稱東亞銀行，於八十二年九月九日向經濟部完成登記，九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撤銷登記）要與一般銀行大不相同，乃係中國大陸投資，從事一般融資業務之公司等語，費威程亦不明其底蘊，衡諸該銀行僅屬有限公司，非為股份有限公司，且在台灣祇有二家分行，台北營業所更係設在十四樓，迥異於一般銀行多選在一樓或方便洽行業務之低樓層常情，再參諸甲○○在第一審時，當庭斥責汪方主，汪方主旋羞愧、道歉之情，足見甲○○所辯係受汪方主所欺騙，不諳東亞銀行之性質，不構成違反銀行法之重罪名，應屬可信。詎原審不加詳查，逕為相反之認定，微論其認定甲○○和汪方主合謀犯罪之時間係九十四年三月間一節，已不符實情；其否准甲○○所為勘驗第一審庭訊錄音光碟，以證實上揭斥責、道歉之聲請，復不詳細說明拒絕之理由，均有未盡證據調查職責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失。㈡、共同正犯張育豪（業經原審判罪並緩刑確定）既供明其所偽造之各種資料，係以互相傳真之方式和汪方主直接聯繫、交付，不認識甲○○等語，縱然甲○○曾經自白替其二人「代收、轉送」資料，但並非承認居中傳輸，擔任串起事件之核心人物角色，原判決逕行推演為「甲○○整合貸款之（申貸人基本）資料，審核張育豪（據以）偽造之證件、文書」，顯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或與證據不相適合之判決理由矛盾。另上訴人乙○○上訴意旨略稱：㈠、第一審未進行準備程序，致乙○○不知案件之爭點而遭重判，有礙訴訟防禦權，於原審仍受相同待遇，所踐行之訴訟程序，並非適法。㈡、原判決既認定乙○○為犯罪之共同正犯，卻未就共同行為人間，何人、何時提議共同犯罪？如何分酬？悉未記載；又其理由內，僅說明乙○○之妻黃莉玲（業由第一審判刑確定）不成立共同正犯，然則乙○○如何會成立共同正犯，卻乏隻字片語之敘述，自有判決事實與理由說明互相矛盾之違誤，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各云云。惟查：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而供述證據雖彼此稍異或先後不一，審理事實之法院仍可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採用相同基本事實之陳述，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可採信。又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有調查之必要性，且有調查之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若事實已臻明確，或調查途徑已窮，自毋庸為無益之調查，亦無未盡調查證據職責之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甲○○、乙○○、張育豪、汪方主、黃莉玲及其他共同正犯林建宏、陳南峰、蔡志敏、陳泰宏（以上均經判刑確定）之自白；參與詐欺貸款之共同正犯紀德勝、翁忠士、周俊枰、李秀娟、黃意文、許智評、高美君、徐偉塘及湯一宗之證言；另證人鄭瑞義、梁子強、樊方智、吳沅洛、陳慧珊、胡鼎斌之證詞；上揭詐貸共同正犯之貸款申請書（含附件資料）；東亞銀行、渣打銀行、安信信用卡公司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覆函；聯合徵信中心資料（一箱）、印章（二枚）、市內電話機（一具，含變音功能）、傳真機、事務機（各一部）、電腦（一套，含主機、鍵盤、螢幕）、隨身碟（一個）、偽刻印章（七顆）、已完成之偽造資料（七份）、未完成之偽造資料（五份）、電腦下載偽造資料（十四份）、空白台灣大哥大公司在職證明書（五張）；查獲現場照片；通聯調閱查詢單、監聽譯文（各一件）等證據資料，乃認定甲○○及乙○○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適用較有利之行為時法，依牽連犯、連續犯從一重各論甲○○、乙○○以共同連續違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罪刑。對於甲○○、乙○○均僅承認有為上揭客觀作為，而皆矢口否認犯罪，甲○○所為聽信汪方主之言，誤認悉屬合法，無犯罪故意；乙○○所為純依甲○○委託而辦事，不知內情，至多係幫助犯，非屬共同正犯云云之辯解，則以甲○○在第一審及原審準備程序中，一再坦承，核與汪方主、張育豪所供相符，又有上揭各其他直接、間接證據足以佐證，再觀諸甲○○之電話監聽紀錄，顯示就東亞銀行有關事務實知之甚稔，其在警詢時，更直言遭查獲之客戶資料，「係東亞銀行行員汪方主給我的」等語，綜合判斷，可見甲○○在原審審理時，翻供狡展，尚難輕信；乙○○既與甲○○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甲○○又和汪方主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自應成立間接共同正犯，就全部之犯罪結果共負刑責。所為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卷內各證據資料可稽，自形式上觀察，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無事證欠明之情形存在。各上訴意旨皆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妄指為違法，且猶為單純之事實爭執；尤以本件在第一審及原審，均先由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乙○○皆到庭應訊，在第一審甚且表明就被訴之事實，全部認罪，其辯護人更稱為：「認罪答辯」，乙○○此部分上訴意旨，顯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悉不能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開說明，應認其等關於違反銀行法、行使偽造公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咸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至關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輕罪名，上揭牽連之各重罪上訴既不合法，則此輕罪名部分，自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併為實體審理，應一併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花滿堂法官黃正興法官陳東誥法官林錦芳法官洪昌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Q

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六一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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