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二六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六二六一號

上訴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二七八０號，起訴案號：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緝字第一四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固坦承取得告訴人李淑華之三張有價證券，然上訴人與李淑華為分分合合之男女朋友，於兩人交往期間或分手後，上訴人對李淑華之支票使用，皆經其概括授權，李淑華僅不滿上訴人將該票據執交他人使用，此並無礙上訴人業經李淑華概括授權使用票據，且李淑華未曾取消概括授權。李淑華於原審證稱概括授權上訴人使用系爭支票，亦知悉上訴人借予黃世明使用，亦同意給予上訴人使用，僅希望不能跳票或需去補足，並稱其於第一審所言為真實。㈡依證人黃世明於原審所證，可知上訴人開立票據借予黃世明時，已告訴黃世明該票據係李淑華所有，亦未收取任何報酬，且於跳票後，黃世明亦與李淑華聯繫如何解決，並交還剩餘票據予李淑華，故李淑華概括授權予上訴人開立票據，上訴人當不需再告訴李淑華拿走票據及開立之情，況開票行為事後亦為李淑華所知悉，上訴人並無犯意。㈢上訴人使用李淑華之票據多年，係基於男女朋友及合夥關係，且現仍為女朋友，當有信賴之基礎關係，上訴人經概括授權使用票據。本件關於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業經李淑華澄清，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自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原判決對於上開有利上訴人之證據，未說明如何不足採信之理由，顯為判決不備理由云云。惟查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於偵查、第一審審理時之自白，證人李淑華之證言，竊案現場照片十張，支票存根三紙，彰化商業銀行彰化分行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彰字第０九七二四二二號函文所附之ＣＫ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影本、ＣＫ0000000號支票退票紀錄及交易明細表各一份，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彰化縣彰化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等證據，資以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累犯，處有期徒刑一年七月，並為相關從刑之諭知），已詳述其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伊並非竊取支票，伊與李淑華係男女朋友同居關係，之前李淑華即有概括授權伊使用支票；簽發本件支票時，伊尚住在李淑華住處，逾一個月後始與李淑華吵架分手，平常李淑華就將支票固定放在房間櫃子內，當時因黃世明向伊借票，伊才拿支票使用，然支票日期係由黃世明填載，故伊不知支票日期，跳票當天李淑華報案，伊並不知情，李淑華報案後，伊告知李淑華該三張支票黃世明會與其聯絡處理，後來黃世明也與李淑華聯繫處理，其後伊被通緝歸案後，警察告稱李淑華已報案，要伊和解並承認就沒事，伊始會在偵查及審理中承認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認不可採，已在判決內詳予指駁，並說明其理由。原判決所為論述，核與卷證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

按採證認事、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自不能指為違法。且查：（一）、原判決採用上訴人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坦承其有竊取李淑華之支票，未經李淑華之同意而盜蓋李淑華之印文及填載金額等事實，核與李淑華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時證稱：伊與上訴人前為男女朋友關係，伊之前有同意上訴人使用支票，但上訴人使用支票前後都會告知伊，伊也有同意，直到九十年因故分手，於九十六年七月初上訴人前來找伊向伊借住房間，至九十六年八月底才搬離，系爭支票三張上訴人未經過伊同意而使用，且事前或事後均未告知伊，伊原先並不知情，直到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六分伊接獲彰化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告知，才知道有三張支票遭竊等語相符。因認上訴人上揭自白與事證相符，應堪採信。就李淑華嗣後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翻供改稱：伊原本即有概括授權支票由上訴人使用，後因發現上訴人將支票交給友人使用，才至警局告發上訴人偽造有價證券云云，如何與其先前在警詢及第一審審理之初所證述不符，亦與上訴人上揭自白出入甚大，且李淑華與上訴人為男女朋友，雖因合夥投資生意，李淑華曾授權上訴人使用其支票，然於九十六年八月底，合夥生意業已結束，上訴人並因與李淑華分手而搬離同居處，縱李淑華先前曾概括授權上訴人使用其支票，然因男女朋友關係及合夥關係斯時已結束，兩人之信賴關係及合作關係已不若以往，概括授權之基礎已不存在，為上訴人所明知，上訴人未經李淑華之同意而竊取其支票，並盜蓋印文於支票之發票人欄，自無礙於其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成立。證人李淑華嗣後所為上開證述如何係迴護上訴人之詞而不足採信，原判決均已詳加論述，經核所為論敘均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有何採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存在。上訴人上訴意旨㈠㈢所指，無非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及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任憑己見漫為事實上之爭執。其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二）、證人黃世明於原審雖證稱上訴人借支票予伊時，有告知支票係李淑華所有，借票時亦未收取任何報酬，於跳票後，伊亦與李淑華聯繫如何解決，並交還剩餘之票據予李淑華等情，然其所證均屬上訴人與黃世明間借票及支票跳票後如何處理之事，並未就上訴人是否經李淑華之授權而簽發支票之事為證述，況黃世明於原審尚證稱李淑華有告知伊支票係上訴人未經同意而取走支票等語（見原審卷五四頁）。足見黃世明於原審所證並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上訴意旨㈡指稱依黃世明於原審之證述，可見李淑華有概括授權其開立票據，其並無犯意云云，並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具體之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人上訴意旨，核係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經說明之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泛指其為違法，並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關於竊盜罪部分，業經原審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確定，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