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三號｜民事：給付票款｜裁判日期：89 年 01 月 0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三號上　訴　人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　傅培基訴訟代理人　李　模律師陳君漢律師方智雄律師被上訴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　簡茂男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劉鴻坤律師史錫恩律師孫天麒律師呂榮海律師右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四年度重上更㈠字第一六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理由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簡茂男，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次查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執有訴外人唐伯侯、仲福興業有限公司、品薈社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簽發如第一審判決附表㈠、㈡所示之支票十八紙（下稱訟爭支票），均經上訴人背書，經提示，俱不獲付款，追索無效，爰依票據關係，求為命上訴人給付訟爭票款新台幣（下同）二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三百七十九元，並加付法定利息之判決。上訴人則以：訟爭支票上有關伊公司之背書印文，係訴外人唐伯侯所盜蓋，伊既非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亦非連帶保證人，欠缺原因關係，不能認係合法之背書。又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長慶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慶公司）等間之買賣，為通謀之虛偽買賣，被上訴人依假買賣取得訟爭支票屬惡意取得，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且伊非以保證為業務，本件背書之保證，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無非以：被上訴人主張訟爭支票由訴外人唐伯侯等人所簽發，經上訴人背書，屆期提示不獲兌現之事實，業據提出支票及退票理由單為證，上訴人就訟爭支票背面印文之真正並不爭執。按印章以自己保管為原則，他人盜用為例外，主張例外者，應負舉證責任。上訴人既辯稱，訟爭支票由唐伯侯盜用印章為背書，自應負證明之責。惟兩造因支票背書涉訟之官司，計十餘件，票款金額高達億元，情節非輕，前後歷經三、四年，上訴人迄未追究唐伯侯盜用印章偽造背書之刑事責任，其謂唐伯侯盜用印章，與常情相違。另上訴人自承其為業績優良廠商，年營業額二十八億元，內部管理極為嚴格，則上訴人及其負責人印章之使用與管理，必有相當之程序，以維持業務之正常運作，不因負責人出國而受影響。證人張晃徽於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自更㈠字第二六號違反稅捐稽徵法刑事案件，證稱：「唐松章為當時上訴人公司負責人，『當時唐伯侯表明他父親唐松章出國在日本，所以由他（唐伯侯）負責』」云云，上訴人之原法定代理人吳明雄亦證述：「唐松章與唐伯侯為父子關係，唐松章在上訴人公司擔任董事長時，唐伯侯係任副總經理，襄助總經理負責公司大小一切事務。」云云。上訴人公司為管理嚴格公司，負責人唐松章出國期間，唐伯侯既襄助處理上訴人公司大小事務，復掌有上訴人公司印章，依客觀情事，足認上訴人與董事長唐松章授權唐伯侯使用上訴人印章，唐伯侯自無盜用上訴人印章可言。至於上訴人對唐伯侯使用印章權是否加以限制，唐伯侯是否越權使用，屬其內部之約定，不得據以對抗善意之被上訴人。次按商號名稱，乃表彰營業之主體，不問該商號為獨資商號或法人組織，凡在票據背面加蓋商號印章者，即生背書之效力，商號負責人無另行簽名蓋章之必要。上訴人既授權唐伯侯使用其印章，唐伯侯復在訟爭支票背面加蓋上訴人公司印章，足以表彰上訴人為營業主體，自發生背書之效果，彼時負責人唐松章簽名蓋章與否，並不影響背書之效力。訟爭支票依形式觀察，並無受款人之記載，其背面係由上訴人及長慶公司等為空白背書，是本件背書並無不連續之問題。再票據為文義證券、流通證券，凡在票據背書上簽名或蓋章，形式上合於背書之規定者，即應負票據法上背書人之責任，縱令非以背書轉讓之意思而背書，因其內心效果意思，非一般人所能知之或可得而知，為維護票據之流通性，仍不能解免其背書之責任。上訴人辯稱，其係為保證而為本件背書云云，縱令屬實，亦屬於內心效果意思亦即動機之問題，而與公司法第十六條之規定無涉，上訴人仍不能解免其應負之背書人責任。又票據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謂以惡意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係指從無權處分之人，受讓票據，於受讓當時有惡意之情形而言，如從有正當處分權人之手，受讓票據，係出於惡意時，亦僅生票據法第十三條但書所規定，票據債務人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人的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已，尚不生執票人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問題。訟爭支票係因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等間有買賣、融資關係，由買受人長慶公司等公司背書後交付被上訴人抵充部分貸款，業經被上訴人提出與訟爭支票日期金額俱相同之買賣契約書可參證；上訴人亦自認：「本件支票十八紙，分別由訴外人唐伯侯、仲福公司、品薈社公司簽發，交付長慶、品薈社、青桑、仲福、佐明等公司，作為持向被上訴人分期付款購買貨物，支付分期價金之清償之工具。」等情，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等公司間既確有買賣關係之存在，上訴人復無從證明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等公司合謀虛偽買賣，因支票屬有價證券，支票之占有，與票據權利之行使，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訟爭支票由買賣契約之買受人長慶公司等持有，再以背書方式轉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顯係自有權處分人之手中受讓訟爭支票，當然得享有票據權利。至於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記載不確實或涉嫌短繳稅捐，係稅捐機關科罰補稅之問題，不影響被上訴人之票據權利。復執票人以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依票據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此所謂「無對價」，應從債權人取得票據之原因觀察，此與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無償行為」，係就債務人詐害行為之結果觀察者有別。被上訴人既因買賣而取得訟爭支票，自屬有相當對價而取得票據，應得行使訟爭支票之權利。末按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十三條規定，以自己與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須以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為前提。長慶公司等原為訟爭支票占有人，推定其有適法背書之權利；被上訴人因買賣、融資而取得訟爭支票，非無故取得支票，上訴人又未提出積極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為惡意取得，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無權行使票據權利云云，不可採信。被上訴人依票據法律關係，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及法定利息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摭拾筆錄中之片段記載，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又無權代理人代理本人在支票上背書，此項無權代理之事由，本人可以對抗一切執票人，就令執票人之取得支票並非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亦不例外。查張晃徽係被上訴人公司之業務處長，負責處理包括本件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等間之買賣業務，係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其於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自更㈠字第二六號違反稅捐稽徵法刑事案件證稱：「這些廠家主動向我們（被上訴人）提供可以用自訴人（上訴人）支票、本票作擔保，事前我們也有與自訴人負責人唐伯侯見面，唐伯侯也提供印鑑證明交給我們公司承辦人員。」、「我是負責審核買賣簽章是否一致真假。」、「（迪和公司以唐伯侯所提供之印鑑章，為何不與唐松章對保﹖）當時唐伯侯表明他父親唐松章出國在日本，所以由他負責處理。」、「（是誰蓋章在本票上面﹖）承辦人員說是唐伯侯。」云云（筆錄外放），若此，訟爭支票上之上訴人背書，似係唐伯侯所為，且被上訴人並認唐伯侯為上訴人公司負責人，所謂唐伯侯有權使用上訴人之印鑑章及未辦理與上訴人公司負責人唐松章對保乙節，亦係唐伯侯告知被上訴人其『負責處理』之故；另證人吳明雄即上訴人公司前負責人，於同刑事案件證稱：「唐松章在上訴人公司擔任董事長時，唐伯侯係任副總經理，襄助總經理負責公司大小一切事務」云云，係證述唐伯侯任副總經理『襄助總經理』負責公司大小一切事務，似指其襄助職務，而非負責職務；果爾，唐伯侯係上訴人公司之副總經理，有無為上訴人於訟爭支票背書之權限﹖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訂有明文。準此，得否僅以唐伯侯表明『其父親唐松章出國，所以由其負責』，即認定上訴人及上訴人公司彼時負責人唐松章授權唐伯侯使用上訴人之印章﹖唐伯侯無盜用上訴人印章為訟爭支票之背書﹖不無疑義。原審未就全部筆錄之記載詳為審酌，僅摭取其中片段，即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自屬可議。次查所謂自認，乃當事人承認對造所主張之事實。上訴人一再辯稱：「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並無任何生意上之交易行為，係惡意取得支票」、「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通謀成立虛偽買賣，據此惡意取得訟爭支票」、「被上訴人以虛偽買賣為幌，偽造票據關係，藉票據無因性訛詐上訴人鉅款。所提出之八件買賣契約俱屬偽造虛構，不得執為行使票據權利之正當權源」云云〔見第一審判決事實欄、乙、二、（二）、（三）、原審上字判決事實欄、甲、二、（一）、原判決事實欄、甲、二、（一）、（二）〕；其雖於原審具狀稱：「本件支票十八紙，分別由訴外人唐伯侯、仲福公司、品薈社公司簽發，交付長慶、品薈社、青桑、仲福、佐明等公司，作為持向被上訴人分期付款購買貨物，支付分期價金之清償之工具」云云，惟其係以此為訟爭支票與上訴人之業務無關連，且係遭盜用印章偽造背書，亦非上訴人公司業務上之事務，該背書行為無效抗辯之張本，似謂被上訴人因買賣取得票據，其亦因非業務行為之背書而無效，而非自認上訴人與長慶公司間之買賣契約有效成立。原審未予盡察，竟謂上訴人自認上訴人與長慶公司確有買賣關係存在，殊欠允洽。而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調查『進貨來源憑證』等之聲請，以為證明被上訴人與長慶公司虛偽買賣惡意取得訟爭票據之證據方法（見原審上字卷第八六－八八頁、更字卷第三三－三四頁），原審恝置不論，亦未說明其未予調查之理由，徒以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記載不確實或涉嫌短繳稅捐，係稅捐機關科罰補稅之問題為由，逕認不影響被上訴人之票據權利，於法並有未合。本件事實既仍未明，應認有發回之原因。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七日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范秉閣法官朱建男法官曾煌圳法官許澍林法官鄭玉山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Ｂ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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