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度智易字第19號｜刑事：違反著作權法｜裁判日期：110 年 12 月 2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智易字第19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瑞芬被告三葉草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鄧豐杰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373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黃瑞芬、三葉草國際有限公司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黃瑞芬前於民國105 年3 月至109 年7 月間任職於大器廣告有限公司擔任業務專員（下稱大器公司），並自109 年7 月離職後改任職於三葉草國際有限公司（下稱三葉草公司）擔任業務員，然其明知「大器光電LED 」、「獨家代理！Ubus統聯客運」等廣告製圖（下稱本案著作，詳見附表）為大器公司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未經大器公司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著作財產權，竟於109 年10、11月間任職於三葉草公司期間，基於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於提供予客戶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洋公司）之報價單內，非法重製大器公司之本案著作，以此方式侵害其著作財產權。嗣大器公司負責人徐瑋營於同年11月初經由上洋公司員工處得知，並瀏覽前揭報價單後始悉上情。而認被告黃瑞芬所為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1 項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而被告三葉草公司則因其受雇人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1 項、第92條之侵害著作財產權罪嫌而應依著作權法第101 條第1 項之規定處罰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三葉草公司、黃瑞芬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黃瑞芬及三葉草公司負責人鄧豐杰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沈承鴻於偵查時之證詞、告訴人大器公司所提出之本案著作廣告單、著作權約定書二份、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車箱廣告獨家代理證明書、上洋公司與被告黃瑞芬之對話紀錄及報價單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黃瑞芬與三葉草公司代表人鄧豐杰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被告黃瑞芬辯稱：本案過程是我代表三葉草公司與大器公司業務經理沈承鴻洽談廣告代理，本案著作都是由沈承鴻提供給我方使用，而我方作為廣告代理商，依業界做法，本來就會使用總代理即大器公司之資料來向客戶介紹或說明，我是有經授權使用本案著作，且此種做法除廣告代理商可以從中獲利，大器公司也可以拿到應有之報酬等語；另被告三葉草公司代表人鄧豐杰辯稱：本案過程都是由黃瑞芬負責與大器公司接洽，對於詳細過程沒有參與，且廣告代理是業界行之有年的作法，此做法讓廣告商與廣告代理商都能獲利，使用本案著作只是為了推廣業務，並沒有要侵害大器公司著作權的意思等語。經查：（一）按著作權法之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 條第1 項第1 款定有明文。是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著作人獨立之思想或感情之表現，有一定之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所稱原創性，包含「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非抄襲或剽竊而來，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為已足。又著作權法對於「創作性」的創作程度要求並不高，不僅無須如同專利法要求之絕對的「新穎性」程度，只要具有少量創意，足以展現創作人個人之精神作用即可。（二）查於本案中著作權受侵害之內容，包含附表大器公司廣告內容列所示之兩則廣告，就編號一之廣告，內容部分雖僅記載「獨家代理！Ubus統聯客運全省國道車背廣告」、統聯客運之各營運路線及其中穿插三張統聯客運實際車背廣告之示意圖，然從畫面編排與圖片選擇上，仍可認定屬該著作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足以展現創作人個人之精神作用；編號二之廣告內容部分，其中有不同色塊之選擇、安排及各大小、字體不一之文字編排，亦可認定具有一定之創意，符合著作權對於「創作性」之要求。另就上開著作部分，大器公司提出著作權約定書二份（見他字卷第55頁、第57頁），約定書中明確約定雇用人任職期間所完成之職務上著作或由大器公司出資完成之著作，著作權人為大器公司無訛；又三葉草公司確有重製本案著作作為宣傳使用等情，除有如附表三頁草公司廣告內容列所示之圖片在卷可參，復經黃瑞芬於偵查、審理時自陳在卷（見他字卷第100頁至第101頁、本院智易字卷第78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合先敘明。（三）證人沈承鴻於偵查及審理時證稱：109年5月間黃瑞芬自大器公司離職時，我時任大器公司之業務經理，負責包含業務推廣、尋找客戶及尋找廣告代理商，業務內容也包括簽約、收錢，也有權代表公司去洽談廣告代理合約，我大器公司任職約5年，是在109年11月間才自大器公司離職，在黃瑞芬離職後至109年10月前這段時間，黃瑞芬有跟我取得如附表所示之大器公司廣告內容的圖片檔，至於適用何種方式提供，因為時間已久且我接觸的客戶或是廣告代理商人數眾多，已無法記得，由於大器公司為統聯公司車背廣告的總代理商，而我擔任大器公司的業務經理，因此我會除了自己找客戶，也會透過廣告代理商找客戶，我們會將我們的資料提供給客戶或是廣告代理商，大器公司廣告單包含DM、圖片資料這些是基本資訊，廣告代理商找我合作時都會提供，至於簡報則不一定，我會看對方公司規模決定是否提供，資料提供就是要給代理商使用，實際上大器公司也不會去限制廣告代理商要怎麼去使用DM或提供的相關資料，本案提供給黃瑞芬時，黃瑞芬是有跟我說是要推廣客戶使用，而我在大器公司任職這麼久，從來沒有要求要與廣告代理商簽定廣告代理合約，因為公司重點在於業績要拿回來就可以，業界我也沒看過有人在簽這種合約，而本案我也沒有與黃瑞芬簽廣告代理合約等語（見他字卷第87頁至第89頁、本院智易字卷第65頁至第73頁）。（四）證人吳雅婷於偵查時亦證稱：我於104、105年間至109年11月20日間都在大器公司擔任業務助理，沈承鴻為業務經理是我上司，本案著作黃瑞芬離職之後沒有跟我索要過，因為這要到主管階級才有權限給黃瑞芬，雖然公司沒有明確規範，但是依我的理解，要給離職員工這些資料必須是要到主管階級才有權限等語（見他字卷第90頁至第91頁）。（五）證人沈承鴻與吳雅婷現均已不在大器公司任職，且兩人與黃瑞芬雖為前同事關係，但並無恩怨或利害關係，其等證詞內容並無偏袒某方或捏造不實內容之動機；又就沈承鴻對其與黃瑞芬於大器公司任職期間之證述內容，實與告訴人於偵查時所提出來之資料（見他字卷第53頁），大致相符；再者比對沈承鴻與吳雅婷之證詞內容可知，兩人對於沈承鴻作為大器公司業務經理，有權本案著作提供給黃雅芬乙情，可互相核實，也與黃瑞芬所述內容一致，足認證人沈承鴻與吳雅婷上開證述內容，應屬可信。（六）按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此經民法第553條第1項規定定有明文；次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另經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七）查沈承鴻時任大器公司業務經理，為大器公司之經理人無疑，而推展業務及與廣告代理商洽談合作均為其職務之內容，且為公司業務需要，會將公司之廣告單例如本案著作交付給廣告代理商供廣告代理商招攬客戶使用等情，業經沈承鴻證述明確，且依沈承鴻上開證述及黃瑞芬、鄧豐杰歷次之供述可知，廣告代理商居間替廣告總代理商尋找客戶進而獲取報酬，為廣告業行之有年之營運模式，是沈承鴻作為有大器公司之經理人就此等推展業務上之行為，應有為大器公司為一切必要行為之權，意即沈承鴻應有權本於大器公司經理人地位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之授權，是對黃瑞芬或三葉草公司而言，於本案應屬有權使用他人著作。對於黃瑞芬而言，其既信任沈承鴻為大器公司業務經理有權代表大器公司而提供附表之相關資料供其使用，應可認定黃瑞芬為有權使用大器公司之著作，於此等情況下，顯與黃瑞芬之行為顯與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未合，自難以率認黃瑞芬行為成立本案犯罪。（八）公訴人雖認：沈承鴻雖為業務經理有權代理大器公司洽談廣告代理合約，但此部分與本案著作授權他人使用為兩事，仍認定被告有侵害大器公司著作權等語。然沈承鴻之證詞可知，大器公司將其廣告單資料交付給廣告代理商乃是為了讓廣告代理商可以利用來對客戶進行說明使用，讓客戶知道我們廣告的內容，因此在提供給代理商之後，就不會再去管代理商如何使用，只要業績有回來即可，易言之，沈承鴻乃是本於大器公司經理人地位與黃瑞芬洽談廣告代理合約，此部分雖未簽定書面契約，然此等契約本質便為不要示契約，契約應有效成立，而將本案著作提供給黃瑞芬使用，讓黃瑞芬得藉此與客戶說明產品內容，此應解釋為雙方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無由切割認定，是公訴人上開說法，難認可採。另大器公司代表人徐瑋營雖稱：大器公司擁有統聯客運車背廣告之獨家代理權，因此僅有大器公司員工方可使用本案著作，且即使要與代理商合作，也必須我同意方可，不是業務經理便可以全權負責云云。惟依民法第553條第1項規定可知，本案廣告代理屬業務經理業務範圍內之事項，其有權為一切必要行為之權，是徐瑋營否認業務經理沈承鴻經理權限之說法，顯與法規不合，無足為採，又其稱「僅有大器公司員工方可使用本案著作」云云，不僅與黃瑞芬、沈承鴻乃至於吳雅婷之說詞矛盾，由卷內證據來看亦只有徐瑋營片面說詞，無任何客觀證據可為佐證，難認可採。（九）按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91條至第93條、第95條至第96條之1 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著作權法第10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為保障著作權，就受雇人、從業人員等人因執行業務而為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至第96條之行為時，併處罰其業主（事業主）之兩罰規定。按業主為事業之主體者，應負擔其所屬從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為違法行為之注意義務，是處罰其業務主乃罰其怠於使從業人員不為此種犯罪行為之監督義務（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要旨參照）。而黃瑞芬行為既未該當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則三葉草公司自毋庸依前開規定，為其受雇人之違法行為而負監督義務違反之責任，乃屬當然。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所為係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故公訴意旨雖指被告黃瑞芬涉犯商標法第91條第1 項罪嫌及被告三葉草公司應依著作權法第101 條第1 項處罰，然尚乏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致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福臨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刑事第三庭法　官　林莆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　王震惟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附表（本案著作內容）編號大器公司廣告內容三葉草公司廣告內容 1 見他字卷第7頁見他字卷第18頁 2 見他字卷第9頁見他字卷第16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智易字第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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