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 112年度易字第175號（重利） -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5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孫乙同選任辯護人王仕為律師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594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孫乙同無罪。理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孫乙同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趁告訴人即順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順立公司）負責人廖仁安急迫需求資金週轉之際，自民國000年0月間起至000年0月間，以年息38％至782％不等，借款時預扣利息之方式，接續出借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廖仁安，廖仁安同時開立票期7天至1個月不等之支票作為還款擔保，如支票屆期未能兌現，再以借錢過票加計利息方式處理，被告接續以上揭方式，向廖仁安取得如附表一所示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嗣因廖仁安不堪重利無力償還而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之供述、證人廖仁安於警詢、偵訊之指述、證人湯淑娟於偵訊時之證述、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5紙、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清償債務協議書暨附件1份、本院100年審易字第1731號刑事判決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承於000年0月間起至000年0月間，以借款時預扣利息之方式，出借如附表一借款金額欄所示款項予告訴人廖仁安，告訴人同時開立支票作為還款擔保，然堅辭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辯稱：當時廖仁安的太太湯淑娟是伊前妻，湯淑娟帶著廖仁安來找伊借錢，說他借錢下個月就還，是因為廖仁安經營的順立公司臨時需要錢周轉，當時廖仁安、湯淑娟都沒有說順立公司經營情形，伊想說伊跟湯淑娟之間還有小孩、所以才借款給廖仁安，伊陸陸續續借廖仁安很多錢等語（見本院易字卷㈠第324-326頁）；其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被告借款本意是幫助廖仁安夫妻，因廖仁安配偶為被告前妻，才陸續將錢借給廖仁安，並非藉此賺取重利，廖仁安的借款金額很高，本金總金額已達到新臺幣(下同)6,000 多萬元，廖仁安僅償還3,700餘萬元，且廖仁安為償還債務另有涉犯偽造有價證券之情形，在該案中經調解，計算出廖仁安仍積欠被告2,200餘萬元本金，最後被告仍願以900多萬元與廖仁安達成調解，並沒有取得不相當重利之情形等語。經查：一、被告於附表一所示借款日期，以借款時預扣利息之方式，出借如附表一所示之借款金額予廖仁安，且於借款時廖仁安同時以順立公司名義開立支票作為還款擔保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149-151、257-259頁、本院易字卷㈠第324-326頁)，復經證人廖仁安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見他字卷第185-188、199-204、267-268頁、本院易字卷㈡第20-47頁）、證人湯淑娟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見他字卷第293-295頁、本院易字卷㈡第48-52頁)、證人周慧如於本院審理中（見本院易字卷㈠第3 66-385頁）證述明確，並有廖仁安所提供存摺影本(見他字卷第19-69頁)、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71-127頁)等資料在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堪認屬實。二、按刑法上之重利罪，以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為要件。換言之，重利罪是行為人利用現已存在於被害人與行為人間的弱勢不對等，進而與被害人訂立單方面由行為人決定交易條件的金錢借貸契約。縱被害人在重利交易行為中，未有資訊的不對等、物理及心理強制力的壓迫或遭受隱瞞，具自由意思而「同意」為財產之處分，惟立法者顯然透過重利罪調整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要件，即當被害人具有「處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弱勢情狀時，則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之能力，將重利交易所生之財產損害歸於行為人負責，即不能因經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諾而阻卻本罪構成要件成立或認無違法。本罪所謂「急迫」指利用他人在經濟上急需資金的困境或壓力。惟此緊急情況尚無須至必陷於危難的程度，若急需給付的原因迫及「追求基本生活所需」，即得認為「急迫」。至被害人是否尚有資產或其能否由其他親友獲得經濟上之支援，因涉及被害人能否及時並有效處分財產，或其親友有無為被害人疏解窘境之意願，不在考慮是否屬「急迫」範圍之列。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係指根據被害人特性，除欠缺實際借貸經驗外，並包括因欠缺借貸金錢的相關知識，致被害人對於金錢借貸之某些行為情狀與事實的察覺力或判斷力受限。亦即，縱被害人具有實際舉債的生活經驗，亦不代表其有足夠的借貸相關知識，亦可能因其欠缺借貸的相關知識（如地處偏遠，資訊獲取不易、不識字或教育程度之限制，而無法理解相關資訊等），致其察覺力或判斷力受有限制。相對地，若借貸人雖未有實際借錢的生活經驗，但因其可能已透過各種管道獲取相關借貸知識，甚或其本身即為經常性參與金融活動，以從事金融交易作為獲取利潤維生之人，則必有理解締結借貸契約風險與評估的能力，縱屬初次借貸，亦不能謂其為無經驗之人。所謂「難以求助之處境」為103年6月18日修法時所增列，依其修正理由：「本條構成要件原為『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惟考量若干情形可能未能為上開情形所涵蓋，為避免法律適用上之漏洞，爰於第1項增列『難以求助之處境』之情形。」等語，惟未說明何種情況屬於難以求助之處境或為原構成要件「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所無法涵蓋。因所謂「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等情狀，從客觀角度理解均屬「難以求助之處境」之弱勢情狀，立法者既以「難以求助之處境」作為本罪適用上之漏洞填補，應屬一種概括規定，即應參考德國刑法重利罪構成要件除急迫、無經驗外所包括的「判斷力欠缺」（乃被害人由於心智能力方面低弱，顯現出無法透過經驗彌補之弱勢，使其透過理性動機引導自己的能力降低，或使其正確地衡量契約的給付與對待給付，進而評斷交易締結之經濟後果的能力顯著下降）或「顯著意志薄弱」（即面對刺激、引誘、拐騙，被害人對於重利要求的抗拒能力顯然低於參與相同交易情狀的一般人）等弱勢情狀，亦屬所謂「難以求助之處境」範疇之一。至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又刑法第344條於103年6月18日修正時增列第2項規定：「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其立法理由說明：「考量社會上重利案件，常以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等各類費用名目，取得原本以外之款項，無論費用名目為何，只要總額與原本相較有顯不相當之情形，即應屬於重利。為避免爭議，爰參考義大利刑法重罪分則第644條第3項、第4項規定，增訂第2項，以資周延。」等語。因此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取得與原本不相當之重利時，自應綜合被害人因本件借貸所附帶支出之「費用總數」，較之一般借貸之利息，是否顯屬超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68號判決要旨參照）。三、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㈠、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有於如附表一「借款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各貸與廖仁安如附表一「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本金，並各向廖仁安收取如附表一「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然查：１、附表一所示「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欄所載、起訴書認以償還附表一「借款金額」欄之支票，起訴書均未記載支票號碼，遍查全卷，均無符合該等過票票期或票面金額之過票紀錄可佐。２、而證人廖仁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第一次向被告借款是107 年3月19日，陸續借款到109年1月，這段期間借款次數非常多，應該有50次以上，第一次借款是借100萬元，月息3分利，借款期間是2個月，被告預扣6萬元利息後匯款給伊，伊開公司支票給被告，發票日就是兌現日就是清償日，一開始利息都是1個月3分利，後來改成24天1期計算利息，印象中是第一次借款之後4、5個月後口頭改的，後來被告要求伊簽本票，簽本票的時候就沒有開支票，借款總金額伊沒辦法確定，應該大於3、4000萬元，伊陸續還款應該還了將近3、4000萬元，總共2年期間伊陸續借款、還款，伊自己都不知道實際借款、還款金額了，伊還款有用伊名下或順立公司名下帳戶匯款、或支票過票，也有部分是拿現金給被告的，伊開給被告的支票很多可能有數百張等語（見本院易字卷㈡第22-43 頁），則證人廖仁安亦無法具體指明附表一所示「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欄所載為何支票或本票、附表一所示「借款日期」所載各次借款係以何方式清償、有無清償、利息究為月息3分或哪次借款利息係以24天為1期計算3分利息等。３、又觀前開廖仁安所提供存摺影本及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存款交易明細，固有與附表一編號1、2、3「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欄所載相同日期及金額之匯款紀錄，然被告與廖仁安之間，除附表一所示18次借款外，另有如起訴書附表二所示73次借款，業具廖仁安陳述在卷，則此部分匯款紀錄是否為附表一編號1、2、3所示各次借款之還款、抑或為其他筆借款之清償、究竟清償為利息或本金，均無任何資料可供核對。４、公訴意旨所提出廖仁安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215-247頁)，該對話中固有多張廖仁安擷取支票翻拍照片，而與附表一「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所示相同發票日期及金額之支票翻拍照片，然細觀上開對話內容，全然為提及該等支票翻拍照片係為擔保何時、金額為多少或還款日期為何時之借款，亦無該等支票翻拍照片所示支票確實交付被告、或為被告持以兌現之紀錄或證據存卷可查，僅有廖仁安自行翻拍支票之照片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被告過目之對話紀錄，難單憑此對話紀錄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５、綜上，難認被告於附表一各次借款中，實際收到如附表一「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欄所示支票為利息，更無從證明確有附表一「週年利率」欄所示重利之情形，顯難認定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金額」欄所示各次借款有構成重利罪之可能。㈡、末參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而以現今低利率時代，金融機構除少數貸款（如信用卡、現金卡等無擔保之短期、小額之授信）之年利率高於10%外（均未逾年息16%），多數貸款年利率均在10%以下，及一般民間貸款多為月息3分利（即月息3%＝年息3 6%），此為周知之事實，而消費借貸市場之供需結構，係由貸與人提出資金供借用人周轉使用，借用人則支付利息予貸與人作為使用該筆資金之對價，又利息之約定利率如何，悉由市場供需法則加以決定，要屬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範疇。一般而言，決定利率之主要因素包含借貸本金之金額、還款期限之長短、貸與人出借資金之機會成本、借用人之信用風險等等，例如當借用人之信用風險越高，貸與人所需收取之利息便越高，故借用人所支付之高額利息，可以視為貸與人承擔其無力還款之風險所收取之「風險溢價」。準此，本案縱使被告各次向廖仁安約定收取之利息，利率皆有超過週年利率16％，亦屬契約當事人評估上述各項因素後所形成之結果。衡諸被告之前妻為廖仁安案發時之配偶，被告為財力雄厚之金主，廖仁安則為資本額達1,500萬元之順立公司負責人，兩者無論社經地位、談判能力均屬旗鼓相當，廖仁安顯與一般資力平凡之普通市民不能等量齊觀，要非立法者制定重利罪所欲保護之弱勢被害人。故要難徒憑被告與廖仁安所約定收取利息之利率高於週年利率16％，遽謂被告有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四、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㈠、本案被害人即告訴人究為順立公司或廖仁安，公訴意旨未與敘明：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固記載「案經順立公司告訴偵辦」，然證據並所犯法條欄證據清單編號5記載「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經核此係廖仁安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215-247頁)，而經本院當庭與公訴人確認被害人即告訴人究為順立公司或廖仁安，公訴意旨並未予以究明（見本院易字卷㈠第325頁），是被告究竟係乘「順立公司」或「廖仁安」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已屬有疑。㈡、順立公司或廖仁安向被告借款時均無「急迫」之情狀：１、依最高法院上述說明，刑法第344條第1項所謂「急迫」乃指借用人在經濟上有急需資金之困境或壓力而言，又此種緊急情境固然不必達到「陷於危難」之地步，然絕非借用人主觀上感覺緊急之任何情狀均屬之，至少仍須客觀上已達急需「追求基本生活所需」資金之程度，始足當之。２、就本案借款之原因，證人廖仁安於警詢時稱：因順立公司需要周轉，伊當時配偶湯淑娟介紹被告給伊認識等語(見他字卷第186頁)；偵查中證稱：伊是順立公司負責人，當時順立公司需要周轉，伊當時配偶湯淑娟介紹被告給伊借款，順立公司是電子業，107年間遇到美中貿易，108年開始有疫情，就無法周轉，之後靠借款來周轉公司，當時伊就是需要過票，沒有過票的話順立公司就要跳票了等語(見他字卷第201-202、268頁)等語；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第一次向被告借款是因為當天或隔天需要過票，金額大概90多萬元，是要給付廠商的貨款，後來陸續借款的原因都是因為要過票，或是要償還跟被告借款的利息，伊有跟被告講借款是要用來支付順立公司給廠商的貨款，借不到的話順立公司開立的支票會跳票，這1筆跳票的話公司是不至於會倒閉等語（見本院易字卷㈡第42-46頁），是依上開證人廖仁安之證述，充其量只能證明其向被告借款之目的係為償還順立公司積欠之款項，然未能證明向廠商償還積欠款項何以存在急迫情況，況由廖仁安借得款項之用途，除還款項外，尚係希冀順立公司能繼續營運以獲利，而非支付其個人基本生活需求費用，則廖仁安借款原因是否具有危及基本生存之急迫性，而陷於別無他法、難以求助之窘境？抑或僅係為求繼續營運順立公司而獲利之需求？即屬有疑。３、證人湯淑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是伊介紹廖仁安向被告借款的，前面3次借款伊都有在場，後面借款伊就不清楚了，伊也不了解順立公司營運情況，伊在場的時候是有跟被告講到順立公司營運狀況，大概就是說順立公司需要周轉、給付給員工的薪資，000年0月間廖仁安是開賓士車，但伊不知道價格等語（見本院易字卷㈡第48-52頁），則依證人湯淑娟或廖仁安上開歷次證述，不論本案借款主要原因為「維護票據信用」或「支應員工薪資」，均非前開最高法院意旨所謂「追求基本生活所需」之客觀情形，故縱使順立公司或廖仁安當時主觀上對於資金之需求感到甚為迫切，亦與重利罪所規定之「急迫」情狀不符。㈢、順立公司或廖仁安向被告借款時並無「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之情狀：１、依最高法院上述說明，所謂「輕率」乃指個人未能慎重思考交易之利害關係，而草率作出決定；所謂「無經驗」係指根據被害人之特性，除欠缺實際借貸經驗外，包括因欠缺借貸金錢之相關知識，致對於金錢借貸之某些行為情狀與事實之察覺力或判斷力受限；所謂「難以求助之處境」，應參考德國刑法重利罪構成要件所稱之「判斷力欠缺」（被害人由於心智能力方面低弱，顯現出無法透過經驗彌補之弱勢，以致透過理性動機引導自己之能力降低，或正確衡量契約給付與對待給付，進而評斷交易締結經濟後果之能力顯著下降）或「顯著意志薄弱」（面對刺激、引誘、拐騙，被害人對於重利要求之抗拒能力顯然低於參與相同交易情狀之一般人）。２、衡酌順立公司為91年設立登記、資本額1,500萬元之企業，經營事業包含電子材料、電子零組件製造、國際貿易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㈠第33頁），而證人廖仁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開公司開了19年，在向被告借款前也有向銀行、中租借貸、親友借貸的經驗，伊沒有去記銀行或中租借貸的利息，親友借貸大概都是月息2.5分到3分，朋友借貸也有超過3分利的，順立公司是91年成立，伊一開始是股東之一，大概100年左右開始擔任負責人，伊同時是先德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順立公司是作電子業的，107年間因中美貿易關係營業額下降，1個月營業額約1、200萬元，107年之前1個月營業額有高到400多萬元，伊是高職畢業等語（見本院易字卷㈡第29-42頁），足見順立公司及廖仁安在本案向被告以高額利息借款時，就借貸周轉乙事顯非「輕率」、「無經驗」，亦無任何「判斷力欠缺」或「意志力薄弱」之情形，要無疑問。３、而廖仁安為00年0月生，於案發時已年滿49歲，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且不僅擔任順立公司負責人，另為先德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亦有向銀行、中租公司、親友貸款之經驗，顯然已非初出社會而不懂金融交易借貸常情之人。再佐以證人廖仁安於本院審理時又稱：伊在本案向被告借款前，就已經知道利息是月息3分利，但伊還是願意借款，因為外面借款行情就是這樣月息2到3分，伊向被告借款都會同時開立順立公司支票作擔保，後來被告叫伊簽本票，但簽本票時就沒有開支票，不管是支票或本票，伊都知道開立票據就有可能會兌現，伊向被告借款大約2年期間，大概是第一次借款1年後，伊就知道伊無法償還借款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㈡第30、44-46頁），足徵廖仁安於本案借款前有將向金融機構、親戚朋友借款之條件與被告借款之條件相互比較，且被告借款之利息並非顯然較高，猶積極以公司周轉為由向被告借款，甚至於明知其已無法清償之情況下，猶仍繼續向被告借款，應係衡量過自身經濟狀況始向被告借款，益徵順立公司或廖仁安均無陷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情狀可言；又民事債權債務關係之雙方本應自行估量其主、客觀情事及蒐集相關資訊，以作為判斷參考，並經過審慎評估再達成契約關係，佐以廖仁安之年齡、社會歷練及順立公司之營運期間、資本額，均應可瞭解向民間借貸之風險，作為其決定是否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之判斷依據，已相當成熟，廖仁安基於自我判斷，自主決定向被告借貸，自屬廖仁安在權衡思考己身及順立公司之還款能力後，依己意主動與被告成立借貸關係，客觀上難認其為本件借款之時，有何緊急迫切、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情形。五、至公訴意旨所提出之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係被告匯款予廖仁安而貸予金錢之證明；清償債務協議書暨附件( 見他字卷第167-178頁)則係清算被告與順立公司、廖仁安至109年8月3日為止間，順立公司及廖仁安尚積欠被告3,544萬9,910元債務之客觀事實，均無從證明被告有何重利犯行。是依本院上述認定結果，本案事證與重利罪之客觀構成要件尚有未合，故已毋庸再就主觀構成要件部分（即被告主觀上有無重利罪之認知與意欲）進行認定。末查，縱使借款人向金主之首次借款符合重利罪之構成要件，亦不當然表示該借款人後續多次向同一金主所為之借款均一律構成重利罪。換言之，同一借款人與同一金主間之數筆借款，是否構成重利罪，必須依各筆借款之事實及證據，逐筆分開判斷。況不同借款人與同一金主間之借款，是否構成重利罪，更須依各該借款人借款之事實、證據及款項，各自判斷認定。因此，公訴意旨固提出本院100年審易字第1731號刑事判決作為認定本案被告有重利犯行之佐證，然該判決之借款人、各筆借款之借款原因、時間、本金、利息、關係人、擔保品、還款情形及相對應之證據均與本案不同，尚難徒憑刑事前案判決有罪確定之事實，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本案檢察官所起訴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亦未就各筆借款之原因、本金、利息、有無擔保品、還款情形等事實及證據逐一說明並提出，益難僅以公訴意旨所提出之前開證據遽為有罪之認定。伍、綜上所述，綜合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關於公訴意旨所稱如附表一所示之各筆借款，被告是否構成重利犯行，本院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則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本院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宜展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6　　日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游紅桃法官黃筱晴法官鄧瑋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陳崇容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附表一：編號借款日期借款金額（新臺幣）過票票期、票面金額（新臺幣）週年利率（百分比） 1 107年3月31日 950,000元 107年4月9日76,350元(利息) 107年4月27日950,000元(本金) 108％ 2 107年5月30日 970,000元 107年6月28日1,000,000元 38％ 3 107年7月31日 740,000元 107年8月24日800,000元 123％ 4 107年8月10日 125,030元 107年9月31日135,200元 123％ 5 107年9月6日 900,000元 107年10月1日350,000元 107年10月1日550,000元 107年9月11日67,500元 109％ 6 107年09月13日 601,220元 107年10月8日200,000元 107年10月8日450,000元 118％ 7 108年5月10日 193,235元 108年5月16日150,000元 108年5月17日13,700元 108年5月17日100,000元 782％ 8 108年10月1日 141,870元 108年10月18日150,000元 123％ 9 108年11月18日 150,945元 91,470元 108年12月12日100,000元、165,000元 141％ 10 108年12月16日 311,900元 108年12月25日200,000元 108年12月27日150,000元 405％ 11 109月1月09日 130,470元 109年2月3日145,000元 162％ 12 109月1月15日 244,970元 109年2月27日350,000元 363％ 13 109月2月17日 199,970元 109年3月27日250,000元 234％ 14 109年3月16日 247,500元 109年3月24日270,000元 414％ 15 108年11月4日 199,970元 108年11月26日293,104元 772％ 16 108年12月09日 244,970元 108年12月11日2,500元 108年12月12日250,000元 373％ 17 108年12月23日 287,970元 108年12月26日300,000元 508％ 18 109年1月13日 244,970元 109年1月14日250,000元 749％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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