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劉育麟

選任辯護人

林玉堃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977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引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13至14行「竟與前述詐欺集團成員基於偽造文書之犯意聯絡」補充更正為「竟與前述詐欺集團成員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

（二）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19行「蓋有偽造『虎躍公司』印章」更正為「蓋有偽造『虎躍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

（三）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劉育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劉育麟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分別生效施行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於第44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將符合一定條件之3人以上犯詐欺取財罪提高法定刑度加重處罰，未變更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僅係增訂其加重條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2.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①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②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③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④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劉育麟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法條雖漏未論及被告就本案所為同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惟此部分行已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詳實論述，足認係起訴書之法條漏載，自仍在起訴範圍內，且與被告被訴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認定。

（三）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偽造特種文書罪。又本案偽造印文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偽造印文及偽造私文書罪。

（四）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曾經」、「陳雅婷」、「李玥婷(黃若薇）」、「虎躍國際營業員」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刑之減輕事由：

⒈再按所謂「偵查中之自白」既未明定限縮專指檢察官偵查中為限。而依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偵查」，乃偵查機關就人犯之發現、確保、犯罪事實之調查，證據之發現、蒐集及保全為內容，以決定有無犯罪嫌疑，應否提起公訴之偵查機關活動。偵查機關有主體偵查機關與輔助偵查機關之分，檢察官乃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係偵查之輔助機關，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31條之1規定，均以檢察官為主體，而第229條至第231條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分別規定為「協助檢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即足明瞭。是上開「偵查中自白」之範圍，適用上應兼指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實施之輔助偵查程序在內。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具體案件開始進行調查，並對犯罪嫌疑人製作調查筆錄時，為犯罪嫌疑人之被告如就犯罪嫌疑事實予以自白，應認其警詢自白，屬於偵查中自白之一環，而合於「偵查中自白」之要件（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案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規範之詐欺犯罪，又被告於警詢中供稱：當天結束我從中抽取2萬元等語明確(見偵字第17977號卷第12頁)，本院又查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另受有金錢、其他利益或免除債務等犯罪所得，可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包含在2萬元內，而該2萬元業於另案自動繳交，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上訴字第205號刑事判決宣告沒收，有上開刑事判決及收據附卷可考，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既經沒收，可認已繳交犯罪所得。又檢察官雖未傳訊被告應訊，然被告於警詢時就本案犯行為有罪陳述，且於審判中亦坦承詐欺犯行，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被告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又已繳交犯罪所得，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

⒊繼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向告訴人林章光拿取遭詐騙而交付之款項後，再依指示轉交給上游成員朋分，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之事實，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均供述詳實，堪認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對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坦承犯行，本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時，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車手工作詐騙本案告訴人林章光，致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11萬元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願與本案之告訴人洽談調解，惟因告訴人未到庭，致無法達成調解等情，兼衡以被告就洗錢犯行，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自白，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併斟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請求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有期徒刑，稍嫌過重，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11條定有明文。是關於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茲分述如下：

（一）查未扣案之「商業操作收據」及工作證特種文書，雖屬供被告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然均未扣案(上開收據已交由告訴人收執），且無證據證明該上開收據及工作證仍然存在，對之宣告沒收亦無助於遏止犯罪發生，無刑法上必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惟上開偽造文書偽造之「虎躍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諭知沒收。又本案未扣得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軟體仿製或其他之方式偽造印文圖樣，且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暨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有偽造該印章之舉，亦乏其他事證證明該印章確屬存在，自無從就該印章宣告沒收，附予敘明。

（二）次查，本案告訴人遭詐騙而交付之11萬元，經被告收取後，再交付予上游詐欺集團成員，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被告在詐欺集團中處於底層之車手，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三）續按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最高法院104年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再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604號判決同此意旨）。查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上訴字第205號刑事判決宣告沒收，詳如前述，不再重複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