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 113年度金訴字第1524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524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奇峰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67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主　文李奇峰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事　實李奇峰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3年7、8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唐老大」、「花花」等成年人所組成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成員間彼此分工詐欺犯罪階段行為，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李奇峰擔任向被害人收取款項之面交車手工作。嗣李奇峰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詩婷」，於113年6月間某日起，向楊莉紋佯稱：可依指示入金投資股票獲利云云，致楊莉紋陷於錯誤而允為交付款項。隨後李奇峰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113年8月16日13時45分許，至桃園市○○區○○路00號1樓，與楊莉紋見面，李奇峰到場後，即向楊莉紋出示事先列印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盛公司）外務營業員「林易成」之識別證，向楊莉紋收取新臺幣二十八萬元之款項，並將事先列印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其上有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林易成」署押，並蓋有李奇峰利用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刻林易成印章後，所蓋印之「林易成」印文）交付楊莉紋收執而行使之，以取信楊莉紋交付款項，而足生損害於楊莉紋、華盛公司、林易成。俟李奇峰交付楊莉紋上開偽造之收據後，旋即遭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而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案被告李奇峰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亦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二、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為刑事訴訟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均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即不得作為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證據，然就被告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名部分，則不受此限制，併此說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80頁、金訴字卷第30頁、第165頁、第17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楊莉紋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字卷第41頁至第43頁），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現場查獲照片、扣案物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手機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45頁至第57頁），復有扣案如附表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物為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有相當證據可佐，且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二、論罪科刑：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全文，除部分條文另定施行日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具體結果，說明如下： ⑴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然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一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⑵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行為時，刑法詐欺罪章對於被告偵審中自白之情形原無任何減免其刑之規定，是上開新制訂之法律規定顯然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自得予以適用。 ⒊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是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則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自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部分條文另定施行日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具體結果，說明如下： ⑴關於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項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第3項規定。又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與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最重本刑相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 ⑵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該條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是依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符合減刑之規定，然依修正後之規定，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限制要件，始符減刑規定。 ⑶綜上，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並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且無證據證明被告確因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之情形（詳後述），皆符合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之規定，另本案被告洗錢未遂之犯行，而有適用未遂犯即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揆諸前開說明，若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5日以上6年11月以下；倘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1月15日以上4年11月以下，經綜合整體比較之結果，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應整體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等規定。 ⑷至於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雖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然被告所為犯行均已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行為，適用上無實質有利與否之影響，此部分自毋庸為新舊法比較，附此敘明。㈡關於參與犯罪組織部分 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且所謂組織犯罪，本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均已成立其他犯罪為必要，而應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行為間之關係，予以綜合觀察；縱然成員之各別行為，未構成其他罪名，或各成員就某一各別活動並未全程參與，或雖有參加某特定活動，卻非全部活動每役必與，然依整體觀察，既已參與，即應分別依發起、操縱、指揮、參與等不同行為之性質及在組織內之地位予以論處；尤以愈龐大、愈複雜之組織，其個別成員相對於組織，益形渺小，個別成員未能參與犯罪組織每一個犯罪活動之情形，相對增加，是從犯罪之縱斷面予以分析，其組織之全體成員，應就該組織所為之一切非法作為，依共同正犯之法理，共同負責。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一般可分為電信詐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領款車手、收取帳戶領簿手及水房（資金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組成目的在於向不特定多數人騙取金錢，具有牟利性之特徵，且推由不詳成員詐騙告訴人後，再由被告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並層層轉交上游成員，各自從詐欺所得中牟利，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密、計畫周詳，自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具有結構性及持續性，是本案詐欺集團自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犯罪組織，而該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無疑，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為詐騙告訴人之行為，罪即成立，自不以其需長期、持續或就組織之全部犯罪活動均參與為必要。 ⒉次按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行為人如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與組織保持聯絡，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實質上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施用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行為人為實施詐欺行為而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詐欺取得數人之財產，因刑法之加重詐欺罪乃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而僅論以一罪，有所不同。然行為人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詐欺行為皆有所重合，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倘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分別起訴後繫屬由不同法官審理，依本院見解，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法院該案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行為人參與犯罪組織後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最先繫屬法院該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所包攝，而併予論究，從而，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既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其他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縱屬行為人參與犯罪組織後「事實上」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雖不再重複併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但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以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非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擔任向被害人收取款項之面交車手工作，在未經被告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且被告於本案繫屬前並未因參與該犯罪組織而涉犯詐欺罪嫌經提起公訴，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是本案係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最先繫屬於法院案件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揆諸上揭說明，自應將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與本案被訴加重詐欺未遂犯行成立想像競合犯，由本院併予審理。㈢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部分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故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亦屬之。而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係需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是以部分詐欺集團成員縱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接收人頭帳戶提款卡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配合提領款項，從中獲取利得，餘款交付其他成員等行為，所為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尤其被害人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雖已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但上開款項在詐欺集團成員實際提領前，該帳戶隨時有被查覺而遭凍結之可能，是配合接收人頭帳戶提款卡，以供其他集團成員提領贓款，更是詐欺集團最終完成詐欺取財犯行之關鍵行為，仍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行，而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3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收取款項之面交車手工作，雖非為詐欺取財之全部行為，且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亦未必有直接之犯意聯絡，然其所參與之部分行為，為本案詐欺集團取得告訴人財物全部犯罪計畫之一部，而共同達成不法所有之犯罪目的，在未逾越合同意思之範圍內，自應就所參與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犯行，論以共同正犯。㈣關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部分 ⒈按偽造之印文、署押，本身如足以表示某種特定用意或證明，乃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其偽造印文、署押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固須所偽造者為他人名義之文書，惟所謂他人名義，即非自己名義之意，非謂名義人必須確有其人，苟所偽造之文書，足以使人誤信為真，雖該名義人係出於虛捏，亦無妨於該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交付告訴人如附表編號三所示之收據，其上有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林易成」印文、署押，用以表彰被告代表華盛公司收取款項之意，自屬偽造華盛公司、林易成名義之私文書，再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告訴人、華盛公司、林易成至明。 ⒉次按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係以所偽造、變造者為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為客體。所謂「特許證」係指特許特定人從事某特定業務或享有一定權利之證書，例如專利證書、專賣憑證、汽車牌照等；所謂「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係指與品性、能力、服務有關之證書而言，例如身分證、畢業證書、成績單、在職證明書、工作能力證書、依親生活證明書、警察機關所製發之良民證等（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並非華盛公司員工，然其偽造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識別證，依前開說明，該識別證乃屬特種文書，嗣被告於收取款項時，向告訴人出示該識別證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行。㈤關於洗錢部分按倘行為人意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以掩飾不法金流移動，自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10號判決意旨參照）。據被告供述，本案倘收取款項後，將依上游之指示，把款項放置指定之處所（見金訴字卷第166頁），足徵被告如順利取得告訴人因受騙所交付之現金，將依上游之指示，輾轉繳回本案詐欺集團核心成員之手，是由此犯罪計畫觀之，該等詐欺贓款透過片段取款過程，使偵查機關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以求終局取得詐欺之犯罪所得。從而，被告既向告訴人收取款項，其主觀上自有掩飾或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而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意，客觀上亦已製造金流斷點之風險，當非單純處分贓物可以比擬，洵屬著手於洗錢行為，然本案被告於收取款項之際，為警當場逮捕，而未能達到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點，應僅止於洗錢未遂階段。㈥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㈦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如附表編號三所示之收據上「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林易成」印文、署押之行為，為其偽造收據即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且偽造後復由被告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識別證後，由被告持以行使，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㈧被告利用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偽刻如附表編號五所示之印章，以遂行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㈨被告與「唐老大」、「花花」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未遂等犯行，彼此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㈩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揭數罪名，係基於單一之目的為之，其行為具有局部同一性，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本案犯行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惟為警當場逮捕而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 號裁定意旨參照），且該條前段所謂之「詐欺犯罪」，亦未明文排除未遂犯，則當然包含既遂與未遂犯在內。經查，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且無證據證明被告確因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之情形（詳後述），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依前開說明，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⒊基此，本案被告同有上揭兩項減刑規定之適用，爰依刑法第 70條規定，遞減輕其刑。 ⒋另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2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為洗錢之犯行，僅止於未遂階段，原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洗錢未遂犯行，且無證據證明被告確因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之情形（詳後述），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參諸上揭說明，被告本案犯行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惟仍應就上開輕罪之減刑事由，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本院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不法利益，率爾擔任向被害人收取款項之面交車手工作，其所為製造金流之斷點，而隱匿、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及其來源，使金流不透明，亦使不法之徒得藉此輕易詐欺並取得財物、隱匿真實身分，造成國家查緝犯罪受阻，並助長詐欺集團之猖獗與興盛，嚴重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及破壞金融秩序，同時造成告訴人求償上之困難，犯罪所生危害非輕，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及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之角色尚屬底層，非居於主導犯罪之核心成員，且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尚有意與告訴人和解，但因告訴人未到庭，而無法達成和解之情，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於本案詐欺集團所為之分工、角色深淺等參與程度、本案查無獲利之情形及未生詐得財物之實害結果，再參以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之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暨考量被告之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另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自陳從事泥作工人、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尚需扶養患有疾病之父母親（見偵字卷第11頁、金訴字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公訴人具體求刑部分，然本院審酌上情，認主文所示之宣告刑已可收懲戒之效，且已與被告之罪責相當，檢察官求刑稍嫌過重，附此敘明。 再按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立法意旨，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恐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然本院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資力及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爰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免過度評價。三、沒收部分：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沒收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至若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無明文規定，應認仍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相關規定之必要，先予敘明。㈡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如附表編號一至三、五所示之物，俱屬供被告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三所示之收據上，雖有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及「林易成」之印文、署押，因該等偽造之印文、署押已附著於附表編號三所示之收據上，而隨同一併沒收，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附此說明。㈢另扣案如附表編號四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且屬供其犯罪預備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金訴字卷第3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㈣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無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確因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之情形，亦毋庸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賴瀅羽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　陳渝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備　註一蘋果廠牌手機 1支已扣案型號：IPHONE XR（含SIM卡，門號：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二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識別證 1張已扣案三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 1張已扣案，其上有偽造之「華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林易成」印文、署押各1枚四偽造之「鑫尚揚投資有限公司」識別證 2張已扣案五偽造之「林易成」印章 1枚未扣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5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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