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哲瑋

廖伯瑜

談智浩

林陽裕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1838 號、第40128 號、第40530 號、第43020 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4 至6 行「基於3 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應更正為「基於3 人以上共犯加重詐欺取財」、第15至24行「廖伯瑜、談智浩、林陽裕則於附表編號2、3、6、7、8所示時、地，依附表編號2、3、6、7、8所示之人指示，以附表編號2、3、6、7、8所示偽造之交易收據向附表編號2、3、6、7、8所示之人行使，佯裝為附表編號2、3、6、7、8所示公司職員，以此向附表編號2、3、6、7、8所示之人收取附表編號2、3、6、7、8所示款項，並將款項依本案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指示方式轉交與本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並足生損害於附表編號2、3、6、7、8所示之公司」應更正為「廖伯瑜依附表編號2所示之人指示，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地，以附表編號2所示偽造之交易收據及識別證向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人行使，佯裝其為投資公司職員，以此向附表編號2所示之人收取如附表編號2所示款項，後將款項交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並足生損害於附表編號2所示之公司；談智浩、林陽裕則於附表編號3、6、7、8所示時、地，依附表編號3、6、7、8所示之人指示，以附表編號3、6、7、8所示偽造之交易收據向附表編號3、6、7、8所示之人行使，佯裝為附表編號3、6、7、8所示公司職員，以此向附表編號3、6、7、8所示之人收取附表編號3、6、7、8所示款項，並將款項依本案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指示方式轉交與本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並足生損害於附表編號3、6、7、8所示之公司」；附件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㈢編號3「證人即告訴人張淳凱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應更正為「證人即告訴人張淳凱於警詢中之證述」；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楊哲瑋、廖伯瑜、談智浩、林陽裕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新舊法律比較適用時，自應綜合該犯罪行為於法律修正前後之成罪條件、處罰條件及加重或減輕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相互為有利與否之評比，以定其何者為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方足為適用法律之依據，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 項定有明文。是比較新舊法之輕重，應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必其高度刑相等者，始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1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告4 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 年7 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3條前段、後段、第44條規定依序各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獲取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1 億元、並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其他各款或自境外使用供詐欺犯罪之設備對境內之人犯之等情形設定較重之法定刑。而本案就被告4 人涉案部分，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之情形，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惟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為該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目所定詐欺犯罪，該條例規定與制定前相較倘有對被告4 人有利者，自仍有適用，先予說明。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新增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是該規定有利於被告4 人，經比較新舊法，應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後段規定，適用修正後上開規定。

⑵被告4 人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16條第2 項原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又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第23條第3 項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就本案而言，被告4 人於本案所涉洗錢隱匿之財物均未達新臺幣（下同）1 億元，且在偵查、審理中均自白所為一般洗錢犯行，應依行為時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均減輕其刑，則被告4 人依行為時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其等法定刑範圍均為2 月以上7 年以下，處斷刑範圍則均為1 月以上6 年11月以下；如依現行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被告4 人於偵查、審理中均自白犯罪，且被告廖伯瑜、談智浩於本案均無犯罪所得，依現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均減輕其刑，故被告廖伯瑜、談智浩之法定刑範圍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處斷刑範圍則為3 月以上4 年11月以下；惟被告楊哲瑋、林陽裕因獲有犯罪所得而未予自動繳交，均無從依現行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減輕其刑，故被告楊哲瑋、林陽裕之法定刑及處斷刑範圍均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再依刑法第35條規定，現行法之洗錢防制法規定當較有利於被告4 人。是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以113 年7 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4 人，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後段所定，自應適用有利於被告4 人即113 年7 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第23條第3 項規定論處。

㈡次按三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39 條之詐欺罪者，係犯同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該條項為法定刑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 條第1 款所定之特定犯罪。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是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所得，基於洗錢之犯意，參與整體洗錢過程中任一環節之處置、分層化或整合行為，致生所保護法益之危險者，即應屬應禁絕之洗錢行為，至該行為是否已使特定犯罪所得轉換成合法來源之財產，則非所問。而上開第1 款之洗錢行為，祗以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行為，即為已足，至於其所隱匿者究為自己、共同正犯或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來源，皆非所問。經查，被告4 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欲以附件起訴書犯罪事欄一暨附表所示之方式，輾轉將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款項置於其等實力支配之下，藉此使檢警機關難以溯源追查各該財物之來源或流向，在主觀上顯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意圖，所為自屬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 款之洗錢行為，且其等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1 億元，核均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

㈢又按偽造公司之員工在職證明書再持以行使，因該在職證明書，應認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該行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楊哲瑋配戴如附表二編號一、三、四所示偽造之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之「李念凡」工作證、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之「李念凡」工作證、合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之「李念凡」工作證，並分別向告訴人林沁渝、張淳凱、張秀燁出示以行使，用以表示自己分別係前開公司員工之用意；被告廖伯瑜配戴如附表二編號二所示偽造之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之「楊昀浩」工作證（見偵21838 號卷第69頁），並向告訴人林沁渝出示以行使，用以表示自己分別係前開公司員工之用意，依上開說明，該等偽造之工作證應認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是被告楊哲瑋、廖伯瑜就此部分所為自均該當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構成要件。次按刑法上之偽造署押罪，係指單純偽造簽名、畫押而言，若在制式之書類上偽造他人簽名，已為一定意思表示，具有申請書或收據等類性質者，則係犯偽造文書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14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偽造文書之製作名義人無須真有其人，只要其所偽造之文書，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雖該名義人係出於虛捏，亦無妨害偽造文書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2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五至十一所示之「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其上附有「不詳印文」偽造之印文）、「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其上附有「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偽造之印文）、「合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商業操作收據」（其上附有「合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偽造之印文）、「現金存款憑證收據」（其上附有「不詳印文」偽造之印文）後，再指示被告4 人分別列印或影印後，復由被告4 人於收取款項時（被告楊哲瑋另在交付時尚有偽簽「李念凡」署押），填妥金額等欄位後，交予各告訴人等而行使，上開文件係用以表彰被告4 人分別代表上開公司向各告訴人等收取款項，已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堪認屬偽造之私文書。縱「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合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商業操作收據」、「李念凡」均係上開詐欺集團所虛構，亦無礙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又本案未扣得與「不詳印文」、「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合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印文之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衡酌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且被告楊哲瑋、談智浩、林陽裕分別於偵訊時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交叫我去超商影印或列印等語（見偵21838 號卷第222 頁、偵43020 號卷第158 、175 頁），是被告4 人應均是依照指示列印或影印，並未見其等所列印或影印之私文書如何製作，是否有原本顯有疑義，本案亦無任何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4 人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有偽造上開印章之行為，故就此部分僅能認為被告4 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有偽造印文之犯行，尚難遽認有偽造「不詳印文」、「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合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印章之犯行，附此敘明。

㈣是核被告楊哲瑋就附表一編號一至三所為、被告廖伯瑜就附表編號一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 款、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談智浩就附表一編號二、四、被告林陽裕就附表一編號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 款、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廖伯瑜另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惟此部分與上開業經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為起訴效力所及，復公訴意旨另有提出此部分證據（見附件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㈠編號5 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部分），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再公訴意旨認被告4 人所為，均尚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3 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然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以顯示被告4 人即為散布上開不實訊息之人，或被告4 人對於共犯所施用之詐術包含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一事，有所預見，是公訴意旨此部分認定，顯有誤會，然此僅係加重條件之減縮，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說明。

㈤被告楊哲瑋、廖伯瑜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前開工作證並進而持以行使，其等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4 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前開印文及署押之行為，係偽造該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等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之行使，其等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

㈥另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為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681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現今詐欺集團為詐取他人財物，均係採取分工方式找尋目標、從中聯繫或擔任俗稱之「取款車手」前往取款，以遂行詐欺犯罪。而車手明知所領取之款項，係被害人遭詐欺之詐欺所得，其參與詐欺集團之組織分工，負責領取詐欺所得之款項，最終目的係使詐欺集團順利完成詐欺取財犯罪，並確保獲得不法利潤、朋分贓款，其所為顯係基於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參與集團之犯罪行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查本案係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附件起訴書所載之詐術訛騙本案之告訴人等，再由被告4 人分別前往至約定地點收取贓款，並依該集團內之不詳成員之指示前往特定地點交付贓款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輾轉納入系爭詐欺集團所支配。被告4 人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然其等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既為詐騙本案告訴人等而彼此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共同詐欺取財目的，是被告4 人確實有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無訛。準此，被告4 人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彼此分工，其等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範圍之一部，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且被告4 人，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於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路遠」、「LV」及其等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已達3 人以上，被告4 人自應就其等所參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所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而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又被告林陽裕就告訴人吳枯生雖有2次取款行為，然對此取領之時間、地點緊接，手法相同，且係侵害個別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是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一行為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㈧再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楊哲瑋、廖伯瑜就上開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被告談智浩、林陽裕就上開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其等行為有部分重疊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㈨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則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除非存在時間或空間上之全部或局部之重疊關係，否則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數定之。而就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且犯罪時間或空間亦有相當差距，是被告楊哲瑋就詐欺告訴人林沁渝、張淳凱、張秀燁；被告談智浩就詐欺告訴人張淳凱、吳枯生之犯行，應屬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㈩刑之減輕：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目規定：「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本案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其等所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目所規定之詐欺犯罪，而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其等分別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且其等自陳尚未領得報酬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其等已獲得本案犯罪所得而須自動繳交，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均減輕其刑。

⒉次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再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輕罪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用規定之情形外，倘若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並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素（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就收取贓款後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洗錢等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均坦承不諱，且其等於本案均自陳未獲有犯罪所得，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已獲有犯罪所得而須自動繳交，故其等本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均應於量刑時審酌上開減刑事由。

⒊被告楊哲瑋、林陽裕其等雖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均坦承犯行，然其等並未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均不符上開自白減刑之規定，併予敘明。　爰審酌詐欺集團犯罪危害民眾甚鉅，為政府嚴加查緝並加重刑罰，被告4 人，四肢健全，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竟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貪圖不法利益，價值觀念偏差，其等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依指示前往指定地點向受詐騙之告訴人等收取贓款，同時分別輔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手法以取信於告訴人等，堪認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之信任關係，造成告訴人等精神痛苦及財產上相當程度之損失，且製造金流斷點，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徒增告訴人求償及追索遭詐騙金額之困難度，危害社會治安與經濟金融秩序，並生損害於偽造文書之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自應予以嚴加非難；兼衡被告4 人之素行，及其等於本案詐欺集團所為之分工、角色深淺等參與程度，暨被告4 人犯後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其等就詐欺犯罪及洗錢犯行，均於偵查及審理中自白，又被告廖伯瑜、談智浩其等於本案均無犯罪所得，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併參酌本案告訴人等遭詐欺之金額、暨被告4 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宣告刑及沒收」欄所示之刑。按數罪併罰之案件，於審判中，現雖有科刑辯論之機制，惟尚未判決被告有罪，亦未宣告其刑度前，關於定應執行刑之事項，欲要求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為充分之辯論，盡其攻防之能事，事實上有其困難。行為人所犯數罪，或因犯罪時間之先後或因偵查、審判程序進行速度之不同，或部分犯罪經上訴而於不同審級確定，致有二裁判以上，分別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雖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惟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程序保障更加周全。準此以論，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見參照)。查被告楊哲瑋、談智浩於本案分別所犯之罪雖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然被告2人均有另案詐等案件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審理在案，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被告2人本案所犯各罪尚有可能與其他案件合併定執行刑，揆諸上開說明，基於保障被告2人聽審權，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就被告2人所犯各罪，爰僅為各罪宣告刑之諭知，而暫不定其應執行之刑，待被告2人所涉數案全部判決確定後，如符合定執行刑之要件，由檢察官合併聲請裁定為宜，本案爰不予定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規定，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且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關於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規定，亦即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又上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九至十一所示之物，分別屬供被告楊哲瑋、談智浩、林陽裕犯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自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宣告沒收。又因上開扣案物品既經依前開規定予以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自均無再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重複諭知沒收之必要。再被告楊哲瑋、廖伯瑜、談智浩其等分別持以遂行本案犯行所用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八所示之物，為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雖均屬得沒收之物，惟未據扣案，如予開啟沒收執行程序，無異須另行探知該等物品之所在情形，倘予追徵，尚需尋求估算基礎，則不論沒收或追徵，與沒收所欲達成之預防效果均無所助益，且對於被告楊哲瑋、廖伯瑜、談智浩其等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被告楊哲瑋、廖伯瑜、談智浩其等刑度之評價，認無刑法上重要性，是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之規定，本院認均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惟其上即附表二編號五至八所示之「偽造之印文」欄位內偽造之印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予以沒收。

㈡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8條關於沒收之規定，已於被告行為後，經移列至同法第25條，並就原第18條第1 項內容修正為第25條第1 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依前揭說明，關於本案沒收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逕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上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沒收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洗錢防制法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固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依本條立法理由第二點之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 . 」，可知依本條宣告沒收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宜以業經「查獲」即扣押者為限，方能發揮澈底阻斷金流、杜絕犯罪之規範目的，而具有宣告沒收之必要。查本案告訴人等遭詐騙而交付之款項，業經被告4 人收取後轉交予上手，上開洗錢之財物未經查獲，亦非被告4 人所得管領、支配，是如對被告4 人就此部分未扣案之洗錢之財物諭知沒收追徵，核無必要，且容有過苛之虞，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㈢再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 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 項及第2 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最高法院104 年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再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6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楊哲瑋、林陽裕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分工收取財物及層轉上游，因而分別獲取4 萬元（被告楊哲瑋部分）、3 萬5000元（被告林陽裕之計算式：350 萬元×1 ％＝3 萬5000元）之報酬等情，業據被告楊哲瑋、林陽裕於本院審理時供明在卷，此部分核屬其等犯罪所得，未經扣案，被告楊哲瑋、林陽裕亦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損害，予以沒收亦無任何過苛情形，是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之規定，於被告楊哲瑋、林陽裕主文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判決如主文。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