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劉振偉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818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緣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4年6月20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向Ａ０３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4年6月23日13時43分，前往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予身分不詳之取款車手（與Ａ０５無涉）。Ａ０５自114年8月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身分不詳LINE暱稱「小張」、「澤」及其他身分不詳之人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有未成年人）。Ａ０５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由Ａ０５依「小張」之指示，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並約定由Ａ０５向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之人取款成功後，每單可獲得1,000元之報酬。嗣因Ａ０３察覺有異後報警，並配合警員偵辦，佯裝受騙，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約定在桃園市平鎮區龍泉一街與德泉街口交付30萬元。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文件，並由Ａ０５於超商列印後，於114年8月5日10時許，持如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之收據、佩戴如附表編號1、2所示偽造之工作證，至上址與Ａ０３見面，向Ａ０３出示前揭偽造工作證，以表彰其為「雄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專員「Ａ０５」，並向Ａ０３收取30萬元（含1,000元及玩具紙鈔1批）後，Ａ０５再提出如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之收據交付Ａ０３而行使之，惟Ａ０５尚未及離去之際，旋遭事先埋伏之警員當場逮捕而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始查悉上情。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以立法明文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此為刑事訴訟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均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適用之餘地，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5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案證人非在檢察官及法官面前依法具結之證述及供述，就被告Ａ０５所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之部分，均無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被告所犯該條例以外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仍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時關於被告所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字卷第41至46頁），且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及扣案物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字卷第47至51、57至74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

㈡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本案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目的單一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㈣被告與「小張」、「澤」等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之實施，惟未達取得財物之結果，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且被告業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其於本案並未取得犯罪所得等語（見訴字卷第56頁），綜觀全卷資料，又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財物或利益，是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就被告前開2種減輕事由遞減之。

⒊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其犯行，且在本案並無所得財物，已如前述，原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前揭說明，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減輕其刑事由。

⒋至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有供出上游林柏皓等語（見訴字卷第卷第69頁），惟被告亦供稱林柏皓僅介紹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對其並無指揮監督關係，其工作係由「小張」、「澤」指派，是依被告上開供述，至多僅能認定林柏皓若有參與本案犯行，亦是擔任招募他人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林柏皓在本案之犯罪分工，尚未能評價已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之程度，故本案尚難認已因被告自白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循合法途徑賺取錢財，反率爾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以分擔詐欺犯行之實施，對社會秩序與民眾財產法益侵害甚鉅，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前科素行（見訴字卷第16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時間、擔任取款車手，而非居於本案詐欺集團核心主導地位之角色，及告訴人並未受有損害而止於未遂階段之情形，佐以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蝦皮店到店門市店員之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訴字卷第68頁），及告訴人業已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於本院審理中表示請依法處理之科刑意見（見訴字卷第60、68、72至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檢察官雖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年3月，惟本院審酌上情，認檢察官求刑稍嫌過重，併予敘明。

㈦不予緩刑之宣告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宣告緩刑，惟宣告緩刑，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法院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有無可認為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等因素而為判斷，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然被告係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卻貿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聽從指示向被害人取款，恣意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行，自應就法秩序之破壞及社會生活風險之提高，負其法律責任，且被告尚未能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是綜合本案犯行造成之危害、犯罪後彌補之情形及被告行為等情狀，尚難認就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緩刑之宣告。

參、沒收

一、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用以供本案詐欺犯罪犯行之用，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字卷第56頁），爰均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收據上偽造之印文及署押，因所附著之物已經沒收而包含在內，自毋庸另重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二、至被告為本案加重詐欺犯行，固向告訴人收取30萬元（含1,000元及玩具紙鈔1批），然其為警查獲後，業已發還予告訴人或經警領回，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及職務報告可按（偵字卷第53、55頁）；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因本案未遂，所以尚未取得犯罪所得等語（見訴字卷第56頁），且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而已實際取得任何報酬或利益，自無從認被告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而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姚承志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