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高宇鴻

鄭俊傑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周博然

陳佑韋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0129號、114年度少連偵字第25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補充、更正如下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第3至6行原記載「持偽造之工作證出示予賴詠汝閱覽以行使之，藉此假冒為億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專員『柯士斌』，而向賴詠汝收取詐欺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並將偽造之『億銈收據單』交由賴詠汝簽名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賴詠汝及億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補充、更正為「攜帶偽造之工作證（無證據證明有行使，詳如下述），假冒其為億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專員『柯士斌』之身分，持偽造之億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操作契約書及偽造之『億銈收據單』交予賴詠汝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賴詠汝及億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㈡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末尾補充「同案被告楊已霆、黃薏軒所涉詐欺等犯行部分，均另由本院審理中」。

㈢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告訴人賴詠汝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陳述」。

二、新舊法比較：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分別經總統制定公布及修正公布全文，除詐欺防制條例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第4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與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敘述如下：

⒈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①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②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又依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詐欺防制條例所指詐欺犯罪本即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且此乃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該減輕條件與詐欺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之加重條件間不具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是經新舊法比較結果，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有利於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惟本案情形於修正前、後均符合洗錢行為之定義。又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則移列為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此修正，倘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其法定刑由「7年以下（2月以上）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而為比較，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行為人。另該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法再修正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上開修法觀之，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已由「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進一步修正為需具備「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雙重要件，而限縮適用之範圍。此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而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自應就上開法定刑與減輕其刑之修正情形而為整體比較，並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經查：

①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犯行，被告高宇鴻、鄭俊傑於偵查、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0129號卷【下稱偵60129卷】第113頁、第292頁、本院114年度審訴字第128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57頁、第165頁），且被告高宇鴻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下述）；被告鄭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稱：我沒有拿到報酬（詳本院卷第157頁），是不論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均符合減刑之要件。故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及同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其減輕後處斷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未滿；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及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未滿。是整體比較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高宇鴻、鄭俊傑，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高宇鴻、鄭俊傑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②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所示犯行，被告周博然雖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其洗錢犯行（詳偵60129卷第288頁、本院卷第158頁、第165頁），惟被告周博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有拿到新臺幣（下同）3萬元報酬等語（詳本院卷第158頁），然迄本院宣判時，被告並未繳回其犯罪所得，而無從適用上述修正後減刑規定，是被告周博然僅符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要件。故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及同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其減輕後處斷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未滿；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整體比較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周博然，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周博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所為，分述如下：

⒈核被告高宇鴻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高宇鴻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惟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有帶「柯士斌」的工作證在身上，但我忘記有無給被害人看（詳偵60129卷第112頁、本院卷第157頁），告訴人亦未提及被告高宇鴻有出示偽造之工作證等情（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少連偵字第257號卷【下稱少連偵卷】第257頁），卷內亦無被告高宇鴻已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予告訴人之積極證據，是依罪疑惟輕原則，應認被告所攜帶偽造之工作證並未行使，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容有誤會，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被告高宇鴻已就上開兩罪名相通之構成要件事實進行實質之防禦，其防禦權之行使已無所妨礙（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⒉核被告鄭俊傑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核被告周博然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⒋核被告陳佑韋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所為，係犯刑法第21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分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美金」、「拿破崙」、「銀河」、「GTR」、「燕飛天」、「丸」、通訊軟體LINE暱稱「阿土伯-李金土」、「陳雪沃」、「周永富」、（下稱「美金」等人）之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如附表編號一、二、四、六、八之操作契約書、收據及如附表編號三、五、七、九所示工作證之行為，各係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等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被告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被告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再被告高宇鴻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被告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分別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㈣、㈥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均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皆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各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高宇鴻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被告鄭俊傑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部分；被告周博然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部分；被告陳佑韋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部分，各與「美金」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高宇鴻、鄭俊傑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且被告高宇鴻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下述），且卷內無證據證據足以證明被告鄭俊傑於本案獲有犯罪所得，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對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均減輕其刑。至被告高宇鴻、鄭俊傑雖均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該犯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均僅於量刑一併衡酌。

⒉被告周博然、陳佑韋雖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然被告周博然、陳佑韋均尚未繳回犯罪所得（詳如下述），是均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要件，爰均不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另被告周博然、陳佑韋於本案亦均不符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是均無庸列為本案量刑審酌事項，併此說明。

㈥爰審酌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下稱被告4人）均正值青壯、身體健全、顯具工作能力，竟均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財物，明知詐欺集團對社會危害甚鉅，反為圖輕易獲取金錢，率爾加入詐欺集團，擔任俗稱「車手」之工作，參與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洗錢之犯罪分工，其等所為不僅漠視他人財產權，更製造金流斷點，影響財產交易秩序，所生危害非輕，均應予懲處；惟念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再衡以被告高宇鴻、鄭俊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其洗錢之犯行，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刑規定；兼衡被告4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參與之程度及角色分工等情；暨斟酌被告高宇鴻自陳目前從事水電工程、沒有要扶養的人；被告鄭俊傑自陳入監前從事飲料店工作；被告周博然自陳入監前從事超商工作；被告陳佑韋自陳入監前從事鐵工工作（詳本院卷第16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高宇鴻加入詐欺集團擔任提領車手，共獲得報酬5,000元，業據被告高宇鴻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明確，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予以沒收、追徵，惟考量被告高宇鴻供稱該犯罪所得已經繳回（詳本院卷第157頁）等語，而該5,000元確已繳回，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738號刑事判決在卷可參，是該部分既已於另案繳回，爰不予重複諭知沒收。

⒉被告鄭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沒有獲得報酬等語（詳本院卷第157頁），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確有因本案所為而獲得任何不法利益，是依罪疑唯輕原則，認被告鄭俊傑所為本案犯行，無任何犯罪所得，自不生沒收其犯罪所得之問題。

⒊被告周博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我有拿到3萬元報酬（詳本院卷第158頁）等語；被告陳佑韋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我有拿到3,000元報酬（詳本院卷第158頁）等語，是應認被告周博然、陳佑韋於本案之犯罪所得分別為3萬元、3,000元，上開犯罪所得既均未扣案、復均未繳回或返還予告訴人，亦無其他不宜宣告沒收事由存在，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被告周博然、陳佑韋所犯之罪行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各追徵其價額。

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操作契約書、附表編號二、四、六、八所示偽造之收據共4張、未扣案如附表編號三、五、七、九所示偽造之工作證共4張，均為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及陳佑韋分別犯本案持以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所用之物，依前揭規定自均應於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及陳佑韋所犯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又如附表編號一、二、四、六、八所示偽造之文件上偽造之印文及署押，已因附表編號一、二、四、六、八所示偽造之文件均遭宣告沒收而被包括在沒收範圍內，爰不另宣告沒收。末本案未扣得與上揭附表「偽造之印文及署押數量」欄所示偽造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軟體仿製或其他之方式偽造印文圖樣，且依卷內事證，也無從證明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與「美金」等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等共犯有偽造該些印章之舉，亦乏其他事證證明該些印章確屬存在，是自無從就該些印章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㈢就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㈢、㈣、㈥部分，未扣案分別由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所收取之詐欺贓款，經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收取後各依指示交付予不詳收水人員取走、或置放於指定地點由不詳收水人員取走後，再交予不詳之上游詐欺集團成員，而未經檢警查獲，且該等款項均已非在被告高宇鴻、鄭俊傑、周博然、陳佑韋實際管領或支配下，是如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柔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