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周誌翔

選任辯護人

林水城律師

余晉昌律師

吳宗霖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 年度偵字第232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5 至6 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應更正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第12至13行「嗣周誌翔於上開時間、地點交付上開詐騙集團成員偽造雪巴投資公司之證明單」應更正為「嗣周誌翔於上開時間、地點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佯裝成『雪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外務專員，並交付上開詐騙集團成員偽造之『雪巴投資茲收證明單』」；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周誌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以立法明文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第159條之3 及第159 條之5 等規定。此為刑事訴訟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經修正，並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4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即告訴人王秀麗於警詢之陳述，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於被告所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詳後述），不具證據能力，僅引為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及一般洗錢未遂罪之證據，應予指明。

三、論罪科刑：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3 人以上，以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係屬3 人以上，以詐騙他人金錢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而分別由詐欺集團成員對被害人施用詐術，或負責上下聯繫、指派工作、回收款項等，堪認其所參與者，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間彼此相互配合，由多數人所組成之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完善結構組織，核屬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該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所稱之犯罪組織。

㈡次按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所為詐欺犯行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即為本案所示犯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存卷可考，依上開說明，是被告就本案詐欺犯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㈢又按三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39 條之詐欺罪者，係犯同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該條項為法定刑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 條第1 款所定之特定犯罪。又洗錢防制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是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所得，基於洗錢之犯意，參與整體洗錢過程中任一環節之處置、分層化或整合行為，致生所保護法益之危險者，即應屬應禁絕之洗錢行為，至該行為是否已使特定犯罪所得轉換成合法來源之財產，則非所問。而上開第1 款之洗錢行為，祗以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行為，即為已足，至於其所隱匿者究為自己、共同正犯或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來源，皆非所問。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欲以附件起訴書犯罪事欄所示之方式，輾轉將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款項置於其等實力支配之下，藉此使檢警機關難以溯源追查各該財物之來源或流向，在主觀上顯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意圖，所為自屬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 款之洗錢行為，且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未達1 億元，核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

㈣再按詐欺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是詐欺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他人已否為物之交付而定，倘行為人已將他人財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即應成立詐欺既遂罪。次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魚」，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迎合其要求，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再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此乃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於此誘捕偵查案件，詐欺集團成員雖有詐欺之故意，且依約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並已著手實施詐欺之行為，然因被害人原無交付財物之意思，僅係與警員配合辦案查緝詐欺集團成員，以求人贓俱獲，伺機逮捕，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應僅論以詐欺取財未遂罪。本案被告主觀有詐欺之故意，且已著手詐欺行為之實行，惟因告訴人已事先發覺有異報警處理，並配合警員誘使被告約定見面交易以求人贓俱獲，是告訴人並無交付財物予被告之真意，而被告亦無法完成詐欺取財及洗錢之行為，而均僅止於未遂階段。

㈤另按偽造文書之製作名義人無須真有其人，只要其所偽造之文書，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雖該名義人係出於虛捏，亦無妨害偽造文書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2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雪巴投資茲收證明單」（其上有「雪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偽造之印文）後，由被告交予告訴人而行使，上開文件係用以表彰其代表該公司向告訴人收取50萬元款項之意，已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堪認屬偽造之私文書。縱「雪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係上開詐欺集團所虛構，亦無礙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又按刑法第212 條之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910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偽造公司之員工在職證明書再持以行使，因該在職證明書，應認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該行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配戴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偽造「雪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外務專員周誌翔」之工作證，並向告訴人出示以行使，用以表示自己係「雪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之用意，依上開說明，該偽造之工作識別證應認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此部分所為自該當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構成要件。又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揭私文書內偽造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尚難遽認另有偽造印章犯行或偽造印章之存在，併此敘明。

㈥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 條之4 第2 項、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 項、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且被告參與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另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惟此部分與上開業經起訴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加重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判過程中已就被告所涉罪名之構成要件為實質之調查，無礙於其訴訟上防禦權之充分行使（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32 號判決意旨參照），自應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㈦又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為本案上開犯行，為本案詐欺集團實施詐術，實現犯罪成果之一環，故堪認被告及其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㈧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前開工作證並進而由被告持之以行使，其等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其交付予告訴人之「雪巴投資茲收證明單」內容中印文之行為，係偽造該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等偽造私文書後，進而由被告持之行使，其等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㈨復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上開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一般洗錢未遂罪、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為有部分重疊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㈩刑之減輕：

⒈被告共同著手於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本院考量其犯罪所生損害顯然較既遂犯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目規定：「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項、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目所規定之詐欺犯罪，而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且自陳未領得報酬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已獲得本案犯罪所得而須自動繳交，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⒊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但書定有明文。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負責擔任「車手」收取贓款，由詐欺集團分工以觀，難認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

⑵復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 條第1 項後段規定：「犯第3 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其參與犯罪組織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此部分被告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附此說明。

⑶被告雖已著手洗錢，惟未生既遂結果而屬未遂階段，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亦有刑法第25條第2 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⑷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本案被告就原欲收取贓款後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洗錢等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均坦承不諱，應認其對洗錢行為之主要構成要件事實有所自白，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已獲有犯罪所得而須自動繳交，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⑸綜上，被告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未遂罪雖分別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然經合併評價後，既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刑法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依前揭意旨，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⑹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刑法第59條之「犯罪之情狀」與第57條之「一切情狀」，兩者固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亦應就犯罪一切情形予以考量，但仍應審酌其犯罪情狀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故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之事由，惟其程度必須達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454號判決意旨參照）。如單純犯罪情節輕微、犯人之品行、素行、犯罪後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非可執為酌減其刑之理由。查被告所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固為1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然參諸刑法第339 條之4 立法理由，明白揭示鑑於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別，復考量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故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再觀之被告為本案犯行時非無謀生能力，本可憑己力賺取所需，詎其竟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而遽為本案犯行，實無從認其犯罪係出於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因素，況被告所為上開犯行，已適用未遂犯減輕其刑，又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且自陳未獲有犯罪所得，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已獲得本案犯罪所得而須自動繳交，是已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併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規定，於量刑時審酌上開減刑事由，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上情，認本案並無情輕法重而顯可憫恕，或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被告之辯護人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無足採，併此敘明。爰審酌詐欺集團犯罪危害民眾甚鉅，為政府嚴加查緝並加重刑罰，被告正值青壯，四肢健全，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竟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貪圖不法利益，價值觀念偏差，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依指示前往指定地點向受詐騙之告訴人收取贓款，同時輔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手法以取信於告訴人，堪認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之信任關係，並考量本案經警及時查獲，致未造成金流斷點，告訴人亦未因被告之行為產生實際損害，然仍對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形成具體危險，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隱匿真實身分，減少遭查獲之風險，益發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危害社會治安與經濟金融秩序，並生損害於偽造文書之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自應予以非難；兼衡被告之素行，及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內部所為之分工、角色深淺等參與程度，暨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其就參與組織、洗錢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又其於本案未獲有犯罪所得，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併參酌本案告訴人遭詐欺之金額、暨被告之年齡、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職業為工，單親，與母親、哥哥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 項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固因一時失慮致犯本案之罪，而於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其諒解，且被告因參與同一詐欺集團所涉詐欺等案件，除本案外尚有其他案件仍在法院審理中，亦有上述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本案並非偶發之犯罪，本院綜合上開各情，因認被告並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併此敘明。又辯護人雖為被告利益請求法院安排調解，惟：

⒈按刑事訴訟法第271 條之4 第1 項「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之規定，係刑事程序體現「修復式司法」理念之一環，揆其立法理由說明略以：期能藉由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之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故授權法院斟酌被告、被害人或其家屬進行調解之意願，以及達成調解之可能性與適當性，而得使用既有之調解制度，將案件移付調解或轉介修復等旨，可知此項制度規範之宗旨，主要係以被害人之權益保障為中心，而非為促成被告之量刑利益。倘法院已斟酌被害人之意願，並盱衡達成調解之可能性及適當性等條件後，認無必要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而未將案件移付調解或轉介修復者，尚難謂為違法（最高法院114 年度台上字第786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關法院得將案件移付調解之規定，立法者係賦予法院一定之裁量權限，亦即在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法院斟酌被告、被害人或其家屬有無進行調解之意願，及達成調解之可能性；如經裁量認為適當，得依職權或聲請將案件移付調解。此與轉介進行修復制度應由被告及被害人均提出聲請，且法院須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意見後方得為之，尚屬有別。...本件上訴人係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向原審聲請將本件移付調解，於法已有未合（最高法院114 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院於準備程序時已向被告及告訴人雙方確認有無調解意願，並於進一步確認告訴人欲請求賠償之金額後，雙方未能達成共識，致本院於準備期日無法安排調解，而告訴人並當庭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有本院114年5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查。是告訴人既然未有與被告進行調解之意願，而尋求相關之民事求償程序，本院自應予以尊重，自無從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規定移附調解。嗣後辯護人陸續於6月6日、6月9日陸續以陳報狀、陳報二狀表明請求安排與告訴人間之調解事宜，然此均係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為之，揆諸前揭說明，於法已有未合，自不應准許，併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沒收規定，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關於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規定，亦即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又上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查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屬供被告犯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自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二偽造之私文書既經依前開規定予以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自無再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重複諭知沒收之必要。

㈡又被告自陳並未獲取其參與分工收取款項之報酬，而依卷內證據亦無從認定被告有何因參與分工收取款項而取得對價或免除債務之情形，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至其餘扣案物經核與本案無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末此敘明。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林奕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