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得隆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8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吳得隆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2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踰越門窗竊盜之犯意聯絡，由吳得隆於民國113年3月24日20時47分許，向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格上租車公司）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並於同年月25日3時40分許，由吳得隆駕駛本案車輛前往黃崇城所管領位在桃園市○○區○○路00號旁之工地（下稱本案工地），並負責在外把風，另2人由本案工地鐵門下方縫隙鑽入後打開鐵門，進入工地內竊取電纜線21捲（價值共約新臺幣【下同】4萬2206元）並搬運至本案車輛後車廂內，得手後再共乘本案車輛離開現場。

理由

一、證據能力：

(一)查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吳得隆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公訴人、被告於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271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69至276頁），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然坦承於上開時、地承租本案車輛，惟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我這輩子沒去過觀音，本案車輛是游川隆借走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3月24日20時47分許向格上租車公司承租本案車輛，且本案工地於同年月25日3時40分許遭三人共同竊取電纜線21捲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崇城於警詢時證稱明確，並有格上租車公司113年4月26日函暨汽車出租單、客戶資料卡、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新坡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等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租車回家後，去游川隆叔叔家聊天，剛好把本案車輛停在我家附近，游川隆看到我有租車便於113年3月24日23、24時許向我借車，他說要跟女朋友出門，後來是游川隆直接把車開去還，租車費用是我付的等語（偵卷第123、124頁），於本院114年7月17日準備程序時供稱：當天我和游川隆2人到現場，我們原本想拿，但後來沒拿，準備離開時警察就來了等語（本院審易卷第56頁），於本院115年1月5日準備程序時供稱：我之前說有和游川隆到現場是我和前案搞混了，但前案我不曉得是去哪裡拿電纜，我只知道是桃園；本案案發時我把本案車輛借給游川隆了，只有他跟我借車，我忘記車子是誰還的，當初我租車是為了載我女朋友，租1、2天而已，後來游川隆就把我的車子開走要不回來等語（本院卷第166、167頁）。由上可見，被告對是否曾前往本案現場，二度翻異其供述，所述內容是否可信，不無疑問。

(三)依格上租車公司113年4月26日函暨汽車出租單、客戶資料卡（偵卷第25至31頁）可見，本案車輛係於113年3月24日20時47分許由被告承租，復於同年月26日12時7分許，由被告歸還車輛，此有「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內「吳得隆」之簽名可稽。又證人游川隆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我和他是普通朋友，並無恩怨或債務糾紛；我並未於113年3月25日3點40分許至本案工地偷電纜線，我也沒有向被告借過本案車輛，雖然我之前有向他借過車子，但沒借過這台等語（本院卷第220至222頁）。

(四)由上可見，被告自始至終僅泛稱本案車輛出借與游川隆，本案犯行與被告無關等語，惟本案車輛係由被告承租、復由被告辦理還車並親自簽名確認，益徵被告所辯本案車輛出借與游川隆且由游川隆歸還等語，無可採信。況被告既辯稱本案車輛由其所承租、費用亦為其所支付，而汽車租賃契約之承租人對於租賃物負有保管及返還之責，亦須承擔車輛如損壞或遺失之賠償風險，查被告與游川隆間並無特殊情誼，豈有由被告全額支付租金、負擔風險，卻於本案車輛無法要求歸還之情形下，被告無任何報警或積極追討之理？則被告前開全然漠視自身財產利益與責任之舉，顯然與經驗法則相違。又被告租用取得本案車輛之時間距本案案發時僅間隔約7小時，且於本案案發後未逾9小時即還車，時間間隔緊密，輔以被告始終未能說明其究有何租車之具體需求，足見被告於承租本案車輛之目的，係為供作為行竊使用之交通工具甚明。從而，被告係以其名義承租本案車輛，提供載運電纜線所不可或缺之交通工具，並於案發時與其餘2名共犯同赴現場等節，已堪認定，其主觀上就本案竊盜犯行，確有基於結夥三人踰越門窗竊盜之故意，而與同案共犯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至為灼然。

(五)又被告縱非實際進入本案工地下手實施竊盜行為之人，然被告至現場負責接應及載送竊盜所得財物，即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相互支援及分工合作，以達上揭犯罪之目的，揆諸前開說明，自應就所參與犯罪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自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訛。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至其前開辯解，均無足採，本案被告犯行已經證明，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之「毀」、「越」，乃指毀壞、踰越或超越，毀與越不以兼有為限，若有其一即克當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51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踰越門窗竊盜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犯結夥三人以上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尚有誤會，惟基本事實同一，且屬同條款項，尚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二)被告與2名成年人共犯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率爾與同案共犯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其所為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法治觀念，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失，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及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所載）、前有多次竊盜、搶奪、施用毒品等前科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本案被告所竊得之電纜線共21捲（價值共約4萬2206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被告與同案共犯2人間就上開竊得之物有共同處分權限，且尚難區分個人分得之數，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就上開犯罪所得宣告被告應與2名同案共犯間共同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朝森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