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旨
採乙說：否定說。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犯第 4 條至第 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是一般而言，被告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自白始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但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並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6 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 100 條之 2 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從而，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均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故於承辦員警未行警詢及檢察官疏未偵訊，即行結案、起訴之特別狀況，被告祇要審判中自白，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二）而司法警察既為偵查輔助機關，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於其製作被告之警詢筆錄時，既已就蒐證所知之犯罪事實詢問被告，使被告得以申辯、澄清其有無涉案，究難謂於偵查階段未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縱使其後檢察官認為事證已明且達起訴門檻，未待偵訊被告即提起公訴，亦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第 1 項之規定，尚無違法剝奪被告訴訟防禦權之可言。是以除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是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至第 8 條之犯罪事實未曾詢問被告，且檢察官於起訴前又未進行偵訊，二者條件兼備，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得例外承認僅以審判中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一般言之，均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之餘地。倘司法警察詢問時，被告業已否認犯罪，檢察官其後雖未再訊問，惟被告在偵查中既非全無辯明犯罪嫌疑、爭取自白減刑之機會，卻心存僥倖而在警詢時否認犯罪，冀圖脫免刑責，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目的明顯有違，即令被告嗣後於審判中自白，仍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題示情形中，某甲既已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事實時，明確否認曾有販賣海洛因予某丙之情事，應可認為某甲已有向職司偵查犯罪之公務員辯明其犯罪嫌疑之機會，不因其後檢察官並未對其實施偵訊而異其認定。則某甲於偵查中並未自白上開販毒事實，即令於法院案件審理時坦承認罪，仍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援引上開規定而減輕其刑。
案由
最高法院 108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討論事項
108 年刑議字第 1 號提案
院長提議
某甲因涉嫌販賣海洛因予某乙，遭警查獲並移送檢察官偵辦，在該案偵查期間，承辦員警另依通訊監察譯文之內容，合理懷疑某甲於民國 107 年1 月 1 日有販賣海洛因予某丙之行為，遂通知某甲前來接受詢問並告知權利及罪名，且提示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及告知特定犯罪事實，惟某甲堅稱並未販賣任何毒品予某丙。迨檢察官取得某甲該次之警詢筆錄後，並無傳喚致未再行偵訊某甲，以查證某丙證述其毒品來源為某甲之真實性，即依憑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及某丙證述內容，就某甲販賣第 1 級毒品予某丙之犯行提起公訴。某甲嗣於法院審理時，皆自白其有販賣海洛因予某丙之事實。試問：某甲能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偵審自白之規定減輕其刑？ 甲說：肯定說。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犯第 4 條至第 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一般而言，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缺一不可。但所謂「自白」，係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承認自己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之謂。其承認犯罪事實之方式，並不以出於主動為必要，即經由偵、審機關之推究訊問而被動承認，亦屬自白。又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訊問被告，應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6 條分別定有明文。如檢察官於起訴前，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未違反上開程序規定，無異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於此情形，倘認被告僅有嗣後之審判中自白，仍不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顯非事理之平，從而，就此例外情況，祇要審判中自白，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二）檢察官為偵查犯罪主體，享有指揮、命令偵查輔助機關如司法警察（官）偵查犯罪之權，居於偵查程序之主導地位，依刑事訴訟法第 2 條之規定，負有注意一切有利不利被告情事之客觀性義務。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關於被告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可獲減刑之規定，攸關被告能否獲邀減刑之寬典，檢察官本於其在偵查程序之主導地位，自應在偵查終結、即將提起公訴前，就是否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犯罪事實親自訊問被告，並當面探究被告有無自白犯罪之情形，始合乎前揭客觀性義務之要求。尤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至第 8條之罪，法定本刑差異甚鉅，惟其重者已達永久剝奪生命權之死刑，刑罰非輕，檢察官之偵查作為自應力求審慎，避免缺漏。至於司法警察僅屬偵查輔助機關，就偵查事務而言，並無主導權限，縱使依檢察官之指揮命令詢問被告或為其他調查蒐證行為，亦無從逕自認定起訴要件是否完備，非可取代檢察官在偵查程序之主導地位；而就刑事被告之立場以觀，亦可期待不致僅因司法警察之詢問後即行起訴，而剝奪其向檢察官當面陳明案件始末及表達自白犯罪之機會。準此，尚不得僅因被告於警詢時否認其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至第 8 條之犯罪事實，即可豁免檢察官當面向被告確認有無自白減刑情形之義務。 （三）題示情形中，某甲雖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事實時，明確否認曾有販賣海洛因予某丙之情事，惟檢察官於起訴前，並未就此一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致使某甲無從自白，而剝奪某甲辯明其犯罪嫌疑之機會，已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值此檢察官並未偵訊被告即行結案、起訴之特別狀況，應認某甲既已於法院審理時自白犯罪，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減刑寬典之適用。 乙說：否定說。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犯第 4 條至第 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是一般而言，被告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自白始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但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並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6 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 100 條之 2 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從而，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均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故於承辦員警未行警詢及檢察官疏未偵訊，即行結案、起訴之特別狀況，被告祇要審判中自白，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二）而司法警察既為偵查輔助機關，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於其製作被告之警詢筆錄時，既已就蒐證所知之犯罪事實詢問被告，使被告得以申辯、澄清其有無涉案，究難謂於偵查階段未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縱使其後檢察官認為事證已明且達起訴門檻，未待偵訊被告即提起公訴，亦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第 1 項之規定，尚無違法剝奪被告訴訟防禦權之可言。是以除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是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至第 8 條之犯罪事實未曾詢問被告，且檢察官於起訴前又未進行偵訊，二者條件兼備，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得例外承認僅以審判中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一般言之，均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之餘地。倘司法警察詢問時，被告業已否認犯罪，檢察官其後雖未再訊問，惟被告在偵查中既非全無辯明犯罪嫌疑、爭取自白減刑之機會，卻心存僥倖而在警詢時否認犯罪，冀圖脫免刑責，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目的明顯有違，即令被告嗣後於審判中自白，仍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題示情形中，某甲既已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事實時，明確否認曾有販賣海洛因予某丙之情事，應可認為某甲已有向職司偵查犯罪之公務員辯明其犯罪嫌疑之機會，不因其後檢察官並未對其實施偵訊而異其認定。則某甲於偵查中並未自白上開販毒事實，即令於法院案件審理時坦承認罪，仍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2 項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援引上開規定而減輕其刑。 以上二說，何者為當，請公決。
決議
採乙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