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送達的一種方法。公示送達是以公開揭示的方式送達文書，讓受送達人有機會知悉，以便向法院領取文書，不管應受送達人實際上有無看到該訊息或有無實際前往法院領取該訴訟文書，只要公開揭示經過一定期間後，就發生送達的效力。因為對應受送達人的權益影響非常重大，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例如：應受送達處所難以查明）下，才可以採取這種送達方法。

又稱起訴合理主義、起訴裁量主義，是與「起訴法定主義」相對的概念，指檢察官對於有足夠的犯罪嫌疑並具備起訴條件的案件，可以斟酌決定是否起訴的原則。檢察官雖認定犯罪嫌疑重大達到起訴門檻的案件，仍然可以依據法律的授權，考量刑事懲戒的目的及權衡各種利益，決定起訴被告是否適當，來選擇起訴被告或給予緩起訴、不起訴處分。有些國家，如日本，是採取「起訴便宜主義」，檢察官即使查明犯罪事實，也有決定起訴與否的權限；在我國，原則則採「起訴法定主義」，但例外也兼有「起訴便宜」的規定者，例如：刑訴第253條規定，第376條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解釋一：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規定，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執行人員得不使用搜索票。國家干預人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具備法律明文的授權依據，才具有合法化、正當化的事由。但是，干預措施如果經由受干預人的同意，也可能構成與法律授權一樣的合法化事由。由於搜索所干預的基本權利乃是住居權或隱私權，性質上是屬於可以拋棄的基本權利，因此，經同意的搜索，即使並無法律明文授權，只要其同意出於自願，仍屬於合法的干預。 解釋二：被搜索者如果同意搜索，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規定，執行機關可以不使用搜索票搜索。同意搜索的「同意」必須要在被搜索前，以書面表示同意（如果是事後以書面同意的話，有可能會被法院認定是無效的），而且，必須出於受搜索人的自主意願，不可以是執行人員用強暴、脅迫、施用詐術（例如隱匿身分）等方法所取得的同意，也不可以是受搜索人不了解什麼是搜索的情況下所為的同意。 例如，警員執行擴大臨檢勤務而駕車巡邏，見深夜停車在山區路邊的駕駛人形跡可疑，於是下車盤查，經出示警員證件表明身分，得到駕駛人同意，並簽署自願搜索同意書後，而對自小客車進行搜索。

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任意共犯係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之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必要共犯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適用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規定。而「對向犯」則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均屬之，因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苟法律上僅處罰其中部分行為者，其餘對向行為縱然對之不無教唆或幫助等助力，仍不能成立該處罰行為之教唆、幫助犯或共同正犯。若對向之二個以上行為，法律上均有處罰之明文，當亦無適用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餘地。

指被告之犯罪行為仍屬違法，但經法院衡量後做出免除其刑的判決。例如小明不滿房客林OO積欠房租，在他房門寫「不要臉」被控公然侮辱，法官考量小明討房租無計可施才犯案，動機可憫恕，雖然仍屬犯罪，但判免刑。

民事法律關係所稱的「合致」，是指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行為。簡單來說，私法契約的當事人，不論是用「書面」或「口頭」進行約定，也不論是用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經探求當事人的真意，如果雙方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就可認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契約即屬成立，而發生法律上的效力。

上訴人提起上訴，上訴審法院不能超過上訴聲明範圍做出更不利於上訴人的裁判。例如：甲起訴請求乙交付耳環一對及戒指一枚，第一審法院判決乙應交付耳環一對，但駁回甲有關交付戒指的請求。甲因不服判決提起上訴，請求廢棄改判乙應交付戒指一枚。假設乙對於該判決沒有提起上訴，則上訴法院審理時縱使發現甲不能請求乙交付耳環，也不能改判為駁回甲關於耳環部分的請求。

指憲法直接予以規定之國家重要事項。由於憲法為最高位階之法規範，其他法規範不得牴觸之，因此，憲法保障之人民各項基本權利，如經憲法已規定其保障之程序與內容，立法者即不得再以法律為相異之規定。相對於「憲法保留」，「法律保留」則指必須以法律予以規定之國家重要事項；「法律保留」當中，進一步還有「國會保留」，亦即應以法律直接規範之國家重要事項。屬國會保留事項，即不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愈重要之事項，即愈有以更高位階之法規範予以規範之必要。較高位階之法規範，一方面難以任意變動，另一方面，其審議之程序更為嚴謹、程序參與更為多元廣泛，從而也具有更高的正當性。至於如何判斷某一規範事項是否重要？以基本權利之保障而言，取決於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定。換言之，如果屬於憲法保留的事項，即使立法者以絕對多數決通過的法律，只要法律條文的規定不同於憲法規定之內容或牴觸憲法所定原則，則縱使該法律條文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仍然違憲而無效。司法院釋字第765號解釋就指出：「憲法保障之人民各項權利，除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外，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至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司法院釋字第443 號解釋參照）。」 再以人身自由之限制為例，憲法第8條已規定限制人民之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官決定，即採「法官保留」。則限制人身自由之程序憲法已保留給自己來規定，而屬「憲法保留」之事項，則立法院在審議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案時，不可以改由警察來決定是否關押人民，而只能按憲法第8條規定的原則，採「法官保留」原則來立法。 此外，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原則，不僅應以憲法規定，甚至也不得藉由修憲方式予以破棄。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憲法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我國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縱使修憲機關以多數決予以毀棄，亦屬違憲。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在所有的法規範中居於最高的位階，凡與憲法牴觸者，均無效。憲法第171條第1項規定：「（第一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172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也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明定法規範之位階。法規範是否牴觸憲法而違憲，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所為之解釋之效力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

所謂「處斷刑」，乃立法者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考量，明文規定加重、減輕、免除法定刑之事由，以調整原始法定刑。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為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為 2 月以上 5 年以下。如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3月以上7年6月以下）成為處斷刑，法官可在此範圍內為刑罰之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