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旨
偵查程序以發現真實之犯罪人為目的，如某甲不屬於犯罪之人時，應繼續發現何人 (乙或丙甚或丁) 為犯罪之人；但審判程序，法院只須判斷已被起訴之被告是否為真實之犯罪行為人，若經為必要之調查，其所獲得之證據資料，仍不足為該被告有罪之論證時，即應為無罪之諭知。至該項犯罪事實，究係被告以外何人所為，則無查明之義務。
案由
最高法院刑事判例 七十三年台上字第三八九二號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檢察官 被告 林振 上訴人即被告 林振廷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等竊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二年度重上更（四）字第一五七號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六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處、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三九三八、二二五三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上訴駁回。
理由
一、林振部分 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與已定讞之張焰輝、范秉璋及上訴人即被告林振廷等人，共犯如原判決附表（二）所列之竊盜罪，因認該被告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三、四款第二項之加重竊盜罪嫌云云。惟經訊之被告林振則否認上情，並以伊與范秉璋等均無交情，亦未與林振廷同住三重市三和路一八一巷五十四號房屋，更不曾介紹或出售鋁料與陳鴻明等語為辯。按范秉璋、張焰輝於前固曾提及林振曾參與行竊，然渠等所指另一竊嫌林振文，業經判決無罪確定，足見范、張二人之供述，非毫無瑕疵，而范秉璋、張焰輝被警捕獲後，陳報林振廷及林振之居處，經警按址前往，前者確係林振廷之居所，後者則為空屋，根本未有查到贓證物品，及其他足以證明林振曾於該處居住之證據各情，復據承辦刑警黃國明結證在卷。參以范秉璋所指，林振提供運贓及交通工具使用之車輛，係案外人陳慶元之失物，非屬林振所有之事實以觀，益足證明范秉璋有關林振共同竊盜之陳述為不實。又贓物犯陳鴻明於原審調查時，亦稱售伊鋁料之「阿振」，並非到案之林振云云，另范秉璋原指知情牙保寄贓之魏金朝，不惟已獲處分不起訴確定，且亦始終否認與林振相識，則被告林振辯謂不曾參與本案犯罪，應堪採信。此外查無其他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有參與上開之竊盜，因將第一審不當之判決撤銷，改判諭知該被告無罪，經核於法尚無違誤。而就證據法則論，偵查程序重在發現性之採證，即以發現真實之犯罪人為目的，如某甲不屬於犯罪之人時，應繼續發現何者（乙或丙甚或丁）為犯罪之人；但審判之程序，則重在論證性之採證，法院只須判斷已被起訴之被告是否為真實之犯罪行為人，若經為必要之調查，其所獲得之證據資料，仍不足為該被告有罪之論證時，即應為無罪之諭知，至該項犯罪事實，究係何人所為，則無查明之義務，茲本件原審就該被告既認其不能獲得犯罪存在之確信，其因此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予諭知無罪，於法即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自非有理由。 二、林振廷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並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自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訴理由書狀雖指摘原判違背法令，但據其所述事實，顯與法律規定之情形不相適合時，其上訴仍不能認為合法。經查同案已定讞之被告范秉璋所供雖非概為實在，其前後所述亦非全部相符，但原判決既已敘明取捨之理由（見理由甲之三、四），並認定范某不利於上訴人林振廷部分之供述與事實相符，則其以此為上訴人犯行之證據，即無違法之可言。次查證人李謝月桂嗣後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言，如何不足取，原判決亦予說明（理由欄甲之五），另證人郭雅秀等為迎合上訴人辯解之證詞，為不足採，原判決既亦已就其依據詳加論述，即令再次傳訊，充其量亦無非為同一內容之證言而已，要不能謂其係屬必要調查之證據。是其無論確否行方不明，原審未再予傳喚，於法亦無不合。又原判決理由部分（甲之二）關於上訴人犯行之論證，並未引敘張焰輝之供述筆錄以為認定之依據，而該張某因行方不明，無從傳訊，原判決已予指明，自亦無上訴人所謂之未依其請求予以傳訊之違法。再共同正犯應就所為犯罪擔負全部責任，原判決就非屬上訴人所有而係共犯范秉璋等所有，且供犯罪所用之物，併予宣告沒收，當亦不能指為違法。被告林振廷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衡諸首開之說明，其上訴自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十三 年 七 月 二十六 日
編註
1.本則判例，依據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修正，108 年 7 月 4 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2 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