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62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易字第62號

公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敬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字第64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敬翰前於民國105 年5 月3 日下午3時許，在彰化縣○○市○○路000 號前，以新臺幣（下同）8 千元之代價，將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員林分行帳戶存摺、印章及金融卡（含密碼）等物交付予柯政宇，再由柯政宇出售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有陳泰良遭詐騙而匯款20萬元至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員林分行帳戶內【被告鄭敬翰就上述涉犯幫助詐欺取財案件，業經本院以106 年度簡字第131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前案），另柯政宇就上述涉犯幫助詐欺取財案件，經本院以105 年度訴字第103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860 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然鄭敬翰竟另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05 年5 月間某日（即交付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員林分行帳戶予柯政宇之數日後），在彰化縣花壇鄉中彰快速道路附近之萊爾富超商，再約定以8 千元之價格（尚未取得），將其所申辦之第一銀行彰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存摺、印章及金融卡，出售予柯政宇（涉嫌幫助詐欺取財部分，由檢察官另案偵辦），再由柯政宇將該第一銀行彰化分行帳戶出售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該帳戶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陸續撥打電話給邱素娟，佯稱「其為香港信德集團信用部主管，可以操縱預測香港六合彩的中獎號碼，惟必須先提供資金投資」等語，致使邱素娟陷於錯誤，而於105 年5 月31日上午11時16分許，匯款425,000 元至鄭敬翰之上開第一銀行彰化分行帳戶內，該款項隨即由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339 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1 款、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均有其適用，此經最高法院49年台非字第20號、60年台非字第77號著有判例可參。復按所謂一部分犯罪事實曾經判決確定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即學理上所謂既判力），係指已經判決確定之部分及未經判決部分，均構成犯罪，並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264號判決足資參考）。是故，包含想像競合等裁判上一罪在內之同一案件，依審判不可分原則，其審判範圍應及於全部犯罪事實，如該案之一部犯罪事實業經實體判決確定，他部犯罪事實亦受既判力所及，而不得再為實體審判，如他部又提起公訴，即應為免訴判決（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363 號、87年度台非字第210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始得認為合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即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內容、所侵害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即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符，而依想像競合犯論處（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530 號、第1423號判決參照）。而從刑法對行為之評價角度觀之，基於犯罪競合理論之適用，必須先對犯罪行為之「行為數」加以定義，為了正確妥適的評價犯罪行為，以對犯罪人科以適當之刑罰，學理上將犯罪行為分為「行為單數」與「行為複數」，其中「行為單數」部分包括①外觀只有一個動作，即「自然意義上的一行為（單純行為單數）」，以及②外觀上雖可見數個動作，即「自然意義上的數行為」，但經評價後僅認定屬行為單數之情形，並將之區分為「自然之行為單數」、「法律之行為單數」，其中「自然之行為單數」，係指從外觀上雖然存在有數個行為，但行為人是出於單一的意思決定，數個行為只是整體事件的數個部分行動，且這數個動作在時空上又存有緊密關係，從一個未參與其中的第三者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亦會認為係一個單一行為時，即可認為係「行為單數」。此種「自然之行為單數」，即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稱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四、本案檢察官起訴之上揭犯罪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告訴人之證述、第一銀行彰化分行被告帳戶之申設人資料及交易明細附卷可稽，固堪認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本案第一銀行彰化分行帳戶（下稱B 帳戶）的存摺、印章與金融卡，以及前案如上揭交付給柯政宇的中國信託銀行員林分行帳戶（下稱A 帳戶）之存摺、印章及金融卡，我都是交給柯政宇。一開始柯政宇說我沒有工作，可以賣兩本賺16,000元比較多，但因為B 帳戶的印章找不到，所以柯政宇先帶我去開A 帳戶，開完戶我就將A 帳戶存摺、印章及金融卡交給柯政宇，後來回去我找到B 帳戶的印章，才再跟柯政宇約見面，將B 帳戶的存摺、印章與金融卡交給柯政宇等語。

五、被告前因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05 年5 月3日下午3 時許，在彰化縣○○市○○路000 號前，約定以8千元之代價，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員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即A 帳戶）存摺、印章及金融卡（含密碼）等交付柯政宇。嗣柯政宇將A 帳戶存摺等物轉出售予詐欺集團後，由該詐欺集團某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成員於同年5 月9 日中午12時許，假冒為「林明志」，撥打電話予陳泰良並訛稱急需用錢等語，致陳泰良誤信為真，於同日匯款20萬元至A 帳戶之犯罪事實，由檢察官以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 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提起公訴，經本院依法改依簡易判決處刑，於106 年6 月20日以106 年度簡字第1314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3 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 元折算1 日，並於106 年7 月28日確定（即前案），有本院106 年度簡字第131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此部分之事實可以確定。

六、倘被告上揭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為真，被告交付前案A 帳戶與本案B 帳戶之存摺、印章與金融卡給柯政宇，即係出於一個犯罪決意，只是以先後2 次交付之動作，來完成原定2 個帳戶之交付，該2 次交付動作只是整體犯罪遂行的數個部分行動，且在時空上又存有緊密關係，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說明，核屬「自然之行為單數」，即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稱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個交付A 、B 帳戶存摺、印章與金融卡給他人使用之幫助行為，使詐騙集團（詐欺取財罪正犯）得以分別對前案之被害人陳泰良、本案之被害人邱素娟進行詐欺取財犯行，而同時侵害被害人陳泰良、邱素娟之財產法益，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相同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揆諸首揭最高法院判例、判決意旨，其中交付A 帳戶之存摺、印章與金融卡予他人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既經前案判決確定，本案起訴被告交付B 帳戶之存摺、印章與金融卡予他人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即應為前案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依法應為免訴判決。是本案自應就被告上揭所辯為調查認定。

七、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有將A帳戶的存摺、印章、金融卡以8千元賣給柯政宇，也另外將B 帳戶一起賣給柯政宇，當時是柯政宇帶其去中國信託員林分行開A 帳戶，開戶完先把A 帳戶的存摺、印章、金融卡賣給柯政宇，過幾天又與柯政宇約在花壇鄉靠近中彰附近的萊爾富超商，再把B 帳戶的存摺、印章、金融卡以8 千元賣給柯政宇，但都沒有拿到錢等語（見偵卷第38至39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A 、B 兩本帳戶好像是隔一天交另外一本，因為B 帳戶其在找印章，A帳戶則是開戶當天交付；是在105 年5 月3 日那天，柯政宇看我最近沒工作，問我要不要賣帳戶，我說有1 本B 帳戶沒有在用，柯政宇說不如賣2 本錢比較多，就帶我去開A 帳戶，然後叫我去找B 帳戶印章，趕快交給他，我後來回去找到印章後，就和柯政宇聯絡，約在中彰外環道的超商交給他。我不是因為賣了第一本覺得好賺，所以再賣第二本，是因為當時我失業，當時一開始就講好要賣2 本等語（見本院卷第24頁背面至25頁）。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所述雖非完全一致，惟：①其偵查中所述僅是簡略的陳述交付A 、B 帳戶之過程，並未說明其先後分2 次交付A 、B 帳戶之原因，且其亦已明確供稱A 、B 帳戶是「一起賣給柯政宇」之語，是被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進一步說明A 、B 兩帳戶是一開始就說好要賣給柯政宇，及之所以先後分2 次交付之原因，難認與其偵查中所述有何矛盾扞格之處。②至於被告交付B 帳戶之時間部分，偵查中雖被告供稱是幾天後，但究竟幾天並未明確；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亦僅稱「好像是隔一天」交付另一本等語，顯然亦非確定，本院審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為上揭供述之時間，距離交付B 帳戶之時間分別約1 年5 月、1 年8 月，相隔甚久，被告僅記得交付B 帳戶之時間在交付A 帳戶後幾天，而無法確定日數，應屬合理，是自不能因此即認被告此部分先後之供述矛盾。況被告確實有於開立及交付A 帳戶之翌日，即105 年5 月4 日向第一銀行申請B 帳戶印鑑掛失暨更換新印鑑，並於同年5 月9 日更印啟用（更新印鑑啟用）及全行代付款之申請紀錄，有第一銀行印鑑掛失暨更換新印鑑申請書兼登錄單、往來業務項目申請（變更）書、存戶更換印鑑申請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等文件附卷可稽（見新北偵卷第153 至158 頁），是被告於交付A 帳戶之翌日即開始為交付B 帳戶進行準備動作，並於數日後完成印鑑更新及全行代付款申請之乙節，堪可確定。從而，被告所陳交付B 帳戶時間係於交付A 帳戶之後數日，應堪採信。

㈡證人柯政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訊問時證稱：我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但直到105年5月3日仍不熟。我與被告見面時，被告未提到他有幾本帳戶可以賣，我有跟被告去開A帳戶，但只在銀行外面等他。我不記得是如何跟被告提到他須要去開新帳戶，但有印象被告當時有說他之前開的帳戶密碼忘記了，或是印章不見了，所以沒辦法賣之前開的帳戶，才去開新帳戶。我想不起來有無再跟被告拿B帳戶存摺、印章及金融卡，但確實曾有2、3次跟人約在花壇鄉中彰快速道路附近之萊爾富超商見面收存摺、印章及金融卡；我因為簿子（存摺）的事跟被告見面不超過5次等語（見本院卷第37頁背面至39頁、第40頁反面）。綜觀上開證述，就被告因柯政宇之故而前往銀行開A帳戶，及B帳戶於105年5月3日存有暫時無法使用的狀況等情，證人柯政宇所陳與被告一致，亦與上揭被告於105年5月4日向第一銀行申請B帳戶印鑑掛失暨更換新印鑑乙節相符，應認屬實。又關於證人柯政宇是否及如何向被告收取B帳戶乙節，雖其概稱遺忘，惟證人柯政宇既稱與被告不熟，其曾於何址與人相約收取帳戶存摺等物，自非被告所得知悉，被告既說得出與柯政宇相約之具體地點，而柯政宇亦承認曾於該地點收取帳戶存摺等物，則被告供稱曾於其所指之花壇鄉中彰快速道路附近之萊爾富超商，交付B帳戶之存摺、印章及金融卡予柯政宇等語，應可採信，且此亦為

㈢至於證人柯政宇雖復證稱：我不只跟被告買帳戶，但跟一個人都只買1 次，沒有跟同一個人買2 、3 本，因為有問過，人家說同一個人沒辦法收那麼多本，所以不可能被告跟我說B 帳戶印章不見，先開了A 帳戶來賣，之後辦理印鑑變更，將B 帳戶再賣給我；如果我收了存摺但上手不收，我沒有拿到錢，我也會將存摺歸還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惟此顯與實務所見詐騙集團收取帳戶使用之情形不符，蓋詐騙集團於同一期間先後使用同一人之數帳戶行騙，實務上甚為常見，亦不影響詐騙集團取得不法利益。是證人柯政宇此部分證述有違一般常情，難以採信，尚不足以動搖上開認定。

㈣從而，被告在新開A 帳戶並交付柯政宇後數日，經過更新B帳戶印鑑等手續後，又再交付B 帳戶予柯政宇之事實，已堪認定。

㈤至於被告出賣A 、B 帳戶是否出於單一犯意乙節，雖僅有被告之供述，而欠缺其他直接證據。惟105 年5 月3 日當天被告與柯政宇曾談及B 帳戶欠缺印鑑一事，既經認定如上，則被告與柯政宇是在同一次買賣帳戶的談話中，提及有意出賣B 帳戶，及另開立A 帳戶出賣之可能性，即無法排除；且為一次出賣數帳戶而開新帳戶、同時申請補發金融卡、或變更舊帳戶印鑑、密碼之情形，為實務所常見，被告所述並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況觀卷內資料，亦不見被告有明知法律上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欲藉此陳述求免另受刑罰之可能。則檢察官既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係於出售交付A 帳戶後，始另行起意出賣交付B 帳戶，基於罪有疑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原則，應認被告出賣A 、B 帳戶係出於單一犯意之陳述可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出於單一犯意，於同日與柯政宇談妥出賣A、B 2 個帳戶，而於交付A 帳戶給柯政宇後，隔天即為交付B 帳戶而辦理印鑑掛失、變更手續，並於完成相關手續後，將B 帳戶交給柯政宇之事實，至堪確定。被告以先後2 次交付之動作，來完成原定2 個帳戶之交付，該2 次交付動作只是整體犯罪遂行的數個部分行動，且在時空上又存有緊密關係，核屬「自然之行為單數」而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個交付A 、B 帳戶存摺、印章與金融卡給他人使用之幫助行為，使詐騙集團得以分別對前案之被害人陳泰良、本案之被害人邱素娟進行詐欺取財犯行，而同時侵害被害人陳泰良、邱素娟之財產法益，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相同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均堪認定。

八、揆諸首揭說明，被告前案、本案之犯罪事實既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且被告前案業經本院於106 年7 月28日以106 年度簡字第1314號判決確定在案，本案即應由本院諭知免訴判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1 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1 款、第307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毓珊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