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上訴人

即被告

莊子賢

選任辯護人

吳品蓉律師

羅潔語律師

紀天昌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115年度基簡字第15號，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4年度偵字第7862號），提起上訴，另經檢察官移送併辦 （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5年度偵字第3225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庭以上訴人即被告莊子賢（下稱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判處被告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擔任負責人之瓏群公司受告訴人有田公司委託，施作基隆南榮公墓預壘樁及基樁等相關工程，原預定114年3月開工，因公墓工區內尚有既有建物舊基礎未拆除，致被告公司無法如期施工，因而增加怠工及延遲作業成本，開工後，又發現施工區之地質鑽探結果與實際狀況不符，影響施工進度及大幅增加施工程本，故僅完成部分預壘樁工程，嗣於114年6月中旬完成預壘樁施工工程，被告公司依契約於114年6月27日向告訴人公司請領工程款，但遭告訴人公司拒絕依約給付工程價；而當時告訴人公司已有一些機具已經進駐工地，雙方合議終止承攬契約後，告訴人仍不給付工程款，經被告以存證信函催告，告訴人仍置之不理，被告無奈始於114年8月2日，指示員工於基隆公墓工程尚未上班、現場無人施工之際，將挖土機移至公墓工地出入口，但仍留有足以讓1至2名成年人進出之空隙，是被告並未完全阻塞通路；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須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礙人行使權利，及強暴脅迫之對象，須以「人」為要件，如妨害人行使權利時，被害人並不在場，致無從「對人」施強暴脅迫，即不構成；又強暴乃逞強施暴，即對於他人身體，以有形之實力或暴力加以不法攻擊之謂，所謂脅迫，係指威脅逼迫，即以言詞姿態脅迫他人，足以使人心生畏懼而言。故強暴脅迫均須「對人」直接或間接為之為限，對物加以暴力，不包括在內。本件被告因擔憂工程價款無法順利獲給付，故指示員工於公墓工程尚未上班、現場無人施工之際，將挖土機移至工程出入口，其時告訴人或其他公司員工均不在場，被告所為，即無從影響告訴人意思決定之實現自由。本件被告主觀上無強制之故意，客觀上並未直接妨害告訴人，是本件認事用法尚有違誤。兼以綜合近年各地院量刑，對情節較輕、未造成重大損害之案件，多宣告拘役、甚或給予緩刑，原審量處有期徒刑2月，顯然過重，而不符合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請撤銷原判決，判決被告無罪；如認被告仍成立犯罪，請判處較輕之拘役，並給予緩刑宣告等語(詳見115年6月17日刑事上訴理由狀、本院115年7月1日審判筆錄—本院二審卷第65至102頁、第111至112頁）。

三、經查：

(一)按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而成立；且本條強暴、脅迫行為，均祇以所用方法，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650號判例、86年臺非字第122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指「強暴」，應作廣義解釋，即凡施用不法之有形物理力，不論係對人實施之直接強暴或「對物施暴而影響及於人之間接強暴」，均足認係本罪所指之「強暴」；查本件被告確實指示其所屬員工於114年8月2日上午上班前，駕駛挖土機阻擋於本案公墓工程出入口，此據被告供承無誤，並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指訴、現場照片、存證信函、工程驗估單等證據在卷，被告客觀上直接「對物」施強暴行為，甚為明確，不容置疑；而依最高法院見解，強制罪之「強暴」，不以對人實施之直接強暴為限，直接「對物」施強暴，而間接影響及於「人」之「間接強暴」亦包括在內；本件被告直接移置體積龐大之挖土機具（俗稱「怪手」）於工地出入口（偵7862號卷第29至33頁、他卷第93至114頁），雖係以對「物」施以直接強暴行為，且縱成人身體可過，然工地主要在於施工，被告如此行為，使告訴人其他施工器材、機具、甚至車輛無從出入，縱可容1至2名成人進出，難謂對告訴人公司施工之工作自由不生阻礙，被告辯稱未妨害告訴人自由，容屬狡辯，不足採認。

(二)又被告辯稱本件因工程款糾紛，告訴人不給付工程款，始將挖土機具橫阻於工地出入口，主觀上並無妨礙自由之強制犯意云云；然被告指示工人駕駛怪手擋於工地出入口，目的即為使告訴人無法繼續施工，而「不得不」與被告妥協、將雙方爭議之工程款給付給被告；其目的雖係為達成爭議工程款之取得，然係以使告訴人機具、器材、車輛無法順暢地出入工地、無法順利施工為手段，使告訴人就範，如此謂無「強制」之犯意，豈非荒謬滑稽？且縱雙方有工程款給付之糾紛，被告亦應循合法正當如協商、調解、訴訟等手段，消除爭議，達到目的，而被告竟捨此不為，逕行以大型機具阻擋告訴人之工地出入口，阻礙告訴人工地之工程，其主觀上有妨害他人權力行使之故意無疑。

(三)綜上，被告主觀上有妨害他人施工、阻止他人施工機具及器材進入工地之故意，客觀上有將大型機具「怪手」移置、橫擋於工地出入口之行為，被告強制犯行，事證斑斑，昭昭自明。被告辯稱無強制之犯意，與未「對人」直接妨害自由，不構成犯罪，顯然誤解法律規定，所辯不足採認，被告犯行明確，原審予以論罪，自無違法不當可言。

四、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比例原則下，為合義務性之裁量，而量處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即使上級審對下級審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此不僅在保障法官不受任何制度外之不當干涉，更保障法官不受制度內的異質干涉，方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3647號及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85年台上字第2446號及99年度台上字第189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倘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經查本件原審量刑時，審酌被告行為有所不該，及犯後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及考量被告之素行、本件犯罪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予具體說明其量刑之理由，核無不合，原審量刑既未違反比例原則，亦未偏執一端而有明顯不當之情形下，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職權之行使，自應予以尊重，實難僅為調整刑度而任意改判。而審酌本件案情，被告妨害告訴人施工自由之期間，自114年8月2日起至同年10月中旬收到工程款支票時為止，長達近3個月期間，為期不算短暫，且以此迫使告訴人給付工程款而遂其目的，對告訴人之損害不算輕微，原審未量處拘役，而判處有期徒刑之最低刑度（2個月），並未逾法，亦無過重情形。被告辯護人以案情不同、影響侵害程度不同之不同判決，主張原審量刑過重，容有比附援引失當之處。原審量刑既無過重、不當之處，上級審自當予以尊重，不容隨意撤銷改判。

五、至辯護人主張若仍認有罪，請予被告緩刑部分，按依「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項第6目規定，犯罪後因向被害人道歉，出具悔過書或給付合理賠償，經被害人表示宥恕，始宜宣告緩刑；本件被告上訴後，否認犯行，主張「無罪」，且與告訴人調解不成立（見本院115年6月23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二審卷第60至62頁），告訴人並未表示原諒被告，被告亦未賠償告訴人，自不宜給予緩刑宣告，被告請求，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過重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 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李承晏偵查後，聲請簡易派決處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檢察官唐先恆聲請併辦，由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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