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上訴人

即原審原告

周文昭

訴訟代理人

林忠義律師

被上訴人

即原審被告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00樓 之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電信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 年11月17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09 年度基小字第1777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然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5亦有明定。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乃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亦為同法第468 條所明定，且此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規定參照）。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09 年12月17日提起上訴，指謫原審判決不適用法則、違反經驗法則等違失，是自形式而為觀察，堪認上訴人對於原第一審小額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次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9第2 款亦有明文。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以： 上訴人自民國102 年1 月9 日起，陸續向訴外人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為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公司），租用門號為0000000000、0000000000之行動電話，嗣未依約繳費，迄尚欠電信費及提前終止契約之應付補償款合計新臺幣（下同）15,367元；因訴外人台灣之星公司已於107 年1 月30日，將其對上訴人之上開債權讓與被上訴人，為此，乃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代替債權讓與之通知，求為判命上訴人給付15,3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審認被上訴人業已提出與其主張相符之客觀事證，而上訴人則不能就其抗辯之「冒名盜辦」舉證其實，乃准被上訴人之請求，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5,367元暨其法定遲延利息。

三、上訴人就其敗訴之部分，表示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因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9第2 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故本院僅略就本件上訴人之聲明、理由，整理如下：

㈠上訴人否認「電信服務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上『周文昭』簽名」之真正，並已向原審聲請筆跡鑑定，更曾表明欲以電信門市特定員工作為人證，則本件顯然已生闡明之端緒，乃原審竟未命上訴人提供有效之簽名樣本，亦未命上訴人陳報證人姓名及其送達地址，不思曉諭上訴人敘明、補充旨揭證據之調查方法，旋驟以「鑑定樣本不足」、「證人年籍不詳」，否准上訴人前開證據調查之聲請，進而本此論稱上訴人未能舉證「冒名盜辦」之抗辯，則原審顯然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 條之闡明規定，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32號判決意旨，原審判決已然違背法令。

㈡原審於肯認「系爭申請書『基本個資填載筆跡』迥異於系爭申請書『周文昭簽名筆跡』」之前提下，貿然推論系爭門號乃「上訴人或其授權之第三人」持上訴人之雙證件代為申辦，不僅忽視「系爭申請書『基本個資填載筆跡』竟與上訴人『遭盜辦遠傳門號之文件筆跡』相符」，亦無視「『上訴人具有一致性且非刻意所為之當庭簽名』，筆跡迥異於系爭申請書所載之『周文昭簽名』」，尤以忽略「一般人同一日申請行動門號3 隻」、「上訴人未於每月接獲電信帳單」、「雙證件影本恐遭有心人士影印挪用」等種種疑點，則原審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自係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而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

㈢「電信服務」乃民法第127 條第8 款所稱「商品」，故「電話費」以及「補償款」，均應適用民法第127 條第8 款規定之二年時效；而上訴人既已否認被上訴人之債權存在，客觀上當然喻有上訴人「拒絕給付」之意，乃原審竟未適時闡明並曉諭上訴人敘明、補充「時效抗辯」，進而判命上訴人給付業已罹於時效之「電話費」與「補償款」，則原審顯然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 條之闡明規定，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32號判決意旨，原審判決自係違背法令。

㈣基上，爰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求為廢棄原判決，從而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四、本院判斷：

㈠按關於言詞辯論所定程式之遵守，專以筆錄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19 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審指定於109 年8 月18日上午9 時46分、109 年11月10日上午11時6 分行言詞辯論，兩造均係受原審合法通知到場，迨兩造各以書狀、言詞就本件提出聲明、陳述，並稱彼等已「無其他主張、舉證」，暨就原審調查證據之結果互為辯論，原審方於109 年11月10日宣示本件辯論終結並定期宣判。凡此辯論過程，均有原審卷附言詞辯論筆錄可稽。雖上訴人指摘「原審並未曉諭上訴人『敘明、補充證據調查之適切方法』」（詳如前揭㈠所述，於茲不贅；且推其語意，上訴人應係指原審並未曉諭其補充訴訟資料），然原審認為筆跡「鑑定樣本」尚有不足者，原非「上訴人肯認其簽名真正之『參考樣本』」，而係「上訴人否認簽名真正之『待鑑樣本』（即系爭申請書所載之「周文昭」簽名3 字）」，此參原審判決第5 頁之理由敘載即明，因上訴人縱可提出「其肯認為真之文書」，做為筆跡鑑定之「參考樣本」，然則難以補足「其否認真正」之「待鑑樣本」，故原審未曉諭上訴人補足「待鑑樣本」乙情，原屬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謂「闡明未盡」云云之問題；至原審未傳訊上訴人聲明之「電信門市特定員工」，主要係考量上訴人指責「門市員工僅憑其『雙證件影本』旋受理申辦」之抗辯，乃欠缺客觀證據之主觀臆測，兼之本件並未悖離一般電信門號之申辦模式，方予否准上訴人有關傳訊對質之請求，此同有原審判決第2 頁至第5 頁之理由論述可稽，原審既認關此門市員工毋庸傳訊，則其自無曉諭上訴人補足「證人年籍」之必要，遑論有何「闡明未盡」云云之可言。而原審逕認本件「待鑑樣本」不足為有效之鑑定、本件並無傳訊「門市員工」之必要，則係原審就調據調查之取捨判斷，縱此一取捨結果（否准鑑定、否准傳訊）於上訴人不利，核此亦屬事實審法院即原審適法之職權行使，無論原審取捨判斷是否允當，其情均與上訴人主張之闡明未盡云云有別，是上訴人祇因「原審就調據調查之取捨判斷」於己不利，旋強稱 「原審並未曉諭上訴人『敘明、補充證據調查之適切方法』」，乃闡明未盡而屬違背法令云云，尚屬其個人就「判決違背法令」之曲解而非可採。

㈡上訴人雖又主張：原審肯認「系爭申請書『基本個資填載筆跡』迥異於系爭申請書『周文昭簽名筆跡』」，卻仍推論系爭門號乃「上訴人或其授權之第三人」，持上訴人之雙證件代為申辦，忽視「系爭申請書『基本個資填載筆跡』與上訴人『遭盜辦遠傳門號之文件筆跡』相符」、「『上訴人具有一致性且非刻意所為之當庭簽名』，筆跡迥異於系爭申請書所載之『周文昭簽名』」、「一般人同一日申請行動門號3隻反於常情」、「上訴人未於每月接獲電信帳單」、「雙證件影本恐遭有心人士影印挪用」等種種合致於盜辦特徵之疑點，是原審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事實認定，已然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法則云云。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於抗辯之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或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故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倘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審考量被上訴人業已提出經濟部104年3月31日經授商字第10301234600 號函、威寶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服務申請書、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暢打300 加值_96_36M 」專案同意書、債權讓與證明書以及電信費帳單等證據資料，審酌系爭門號之申請書上，一概附有「上訴人之身分證影本與其健保卡影本」，兼之「上訴人自承其並未遺失身分證、健保卡等相關證件（該等證件均係上訴人持有保管中）」，而可認本件存在「上訴人或其授權之第三人，持上訴人保管持有之雙證件申辦系爭門號」之客觀外觀，進而本此認定被上訴人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上訴人申辦系爭門號卻欠費未繳），業已善盡相當證明之責，因上訴人迄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止，一概未能提出足佐其抗辯「盜辦」云云之適切證據，原審因之逕認上訴人抗辯之事實俱非真正，其情自與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原則相符，且不生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問題。

㈢「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乃民事訴訟程序之二大基石，民事法院原則上僅能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其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作為民事裁判之基礎，然而，考量訴訟程序之煩難，當事人法律知識之有限，當事人於起訴後之聲明、陳述，難免「不明瞭、不完足、錯誤或不適當」，為除去此等「不明瞭、不完足、錯誤與不適當」之意義或內容，期使勝者能勝以召公允，民事訴訟乃另以「闡明制度」予以補救；惟法院闡明之對象與範圍，事涉民事法院與當事人間之任務分擔，為免破壞「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核心價值，兼期落實「當事人自己責任」並兼顧「法官中立性（非偏頗性）」之要求，法院闡明當然有其外部之「界限」，故當事人以書狀或言詞表達之聲明、陳述，倘「無」不明瞭、不完足、錯誤或不適當之處，依民事訴訟法第199 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之反面意旨，法院即「無」曉諭當事人敘明或補充之空間，蓋法官並非當事人一造之代理人，是所謂之法院闡明，應僅限於「不明瞭之闡明」、「訴訟資料補充之闡明」以及「除去不當之闡明」，至於「新訴訟資料提出之闡明」，則已侵越「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核心，而「非」法院所應曉諭當事人敘明或補充之範圍。即就上訴人主張之「時效制度」而論，「已知義務尚存在之被請求人」，雖可因權利人「久不行使權利（放任權利長眠）」而拒絕權利人之履行請求，然此前提，乃「被請求人肯認『權利人之權利真實存在』」；因上訴人自始否認申辦系爭門號，是除非上訴人別有表述（例如：縱認被上訴人主張為真，其請求亦已罹於時效），否則，上訴人就「被上訴人電信債權」之單純否認，原即無從引伸「其肯認『被上訴人權利真實存在』」，是原審自無曉諭上訴人補充之空間，遑論有何「闡明未盡」云云之可言。因上訴人自始否認「被上訴人之權利存在」，而時效抗辯則係有別於上訴人原已提出之獨立之防禦方法，是原審當然不能越俎代庖，諭令上訴人提出「其原未主張之時效抗辯」，否則，難免破壞「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架構之訴訟制度，罔顧「當事人自己責任」並且違反「法官中立性（非偏頗性）」之要求！是上訴人祇因原審判決不合己意，旋牽扯攀附並濫指原審違背法令云云，俱屬欠缺根據而無可取。

㈣綜上，原審判決核無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人徒憑前詞提起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已足認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9第2 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本件上訴。

五、末按小額事件第一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項規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9第1 項、第436 條之32第1 項定有明文。爰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二項之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顯無理由，且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 項、第2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436 條之29第2 款、第78條、第436 條之19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黃梅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