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183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訴字第1833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偵字第179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共同被告乙○○、戊○○（改名為簡佩曇，均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藉著告訴人丁○○因想從事國際金融票券買賣業務，需尋求美金存款證明作為國際票券買賣交易擔保使用之際，於民國93年4 月間起，先由共同被告乙○○介紹告訴人丁○○與佯稱係「國泰世華基金會」資金管理人之被告見面，經多次商討會面後，被告與共同被告乙○○即提供偽造的荷蘭銀行5 億美元存款證明書及存款人丙○○之授權書以取信告訴人丁○○，而於93年5 月27日雙方至被告所委任之建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由案外人張森陽會計師公證簽立協議書，約定告訴人丁○○提出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本票交付見證人張森陽保管，待被告完成本案swiftM 799，交付回條收據予告訴人丁○○後，即可取得上開200 萬元銀行本票，嗣於完成簽約後，被告即佯以告訴人丁○○未支付相關費用及協議到期可代為向基金會展延為由，要求告訴人丁○○以現金匯款，致告訴人丁○○不疑有他，陷於錯誤，在向公證人張森陽領回作為擔保之票據轉換成現金後，分別於93年5 月31日、93年6 月7 日、93年6 月11日各匯款現金50萬元至被告所佯稱「國泰世華基金會」秘書戊○○所開立荷蘭銀行台北分行0000000000號帳戶內，共詐得現金150 萬元。告訴人丁○○並再交付所開立之臺灣企銀50萬元支票及100 萬元商業本票各1 紙予被告等人，嗣後告訴人丁○○取得銀行座標告知被告後，即要求被告及共同被告乙○○通知基金會依合約內容，要求存款銀行對告訴人丁○○所指定之債券交易銀行發出擔保同意書作為最後合約之完成，惟該債券交易銀行遲未收到相關資料，告訴人丁○○始發覺有異，經查核後，發現上開存款證明書及授權書皆係偽造，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10 、216 條之罪等語。

二、程序方面：

㈠按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3 定有明文。告訴人僅係發動告訴權之地位，其陳述關於犯罪事實內容部分，即屬基於證人地位而為，依前開法律規定，自應依法具結，其證言始得採為證據。本案偵查中檢察官以告訴人身分傳訊丁○○，本質上屬於證人，自應依法具結，檢察官未命告訴人丁○○於供前、供後具結，於此亦查無何依法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告訴人丁○○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依法自不得作為證據。

㈡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亦因檢察官、被告或同意可作為證據使用，或未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第2 項之規定，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當，應得為證據。

三、實體方面：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台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

㈡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210 、216 條之罪，無非以：被告及共同被告戊○○、乙○○之供述、證人丁○○之指述、荷蘭銀行5 億美金存款證明書、存款人林力宏授權書、匯款單、支票、商業本票、協議書、荷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資料等為憑。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偽造文書犯行，辯稱：共同被告戊○○向伊表示其有資金可供出借，伊在經由共同被告乙○○介紹而得知證人丁○○欲從事國際金融票券買賣而有資金需求後，乃介紹證人丁○○向共同被告戊○○借款，而因共同被告戊○○住居台北，其向伊表示由伊出面與同居於高雄之證人丁○○辦理簽約事宜，事成後將給付伊所得利潤之8 ％當作仲介佣金，並指示證人丁○○需先提出200 萬元之借款費用，伊嗣乃依共同被告戊○○之指示與證人丁○○辦理後續簽約事宜，嗣因證人丁○○於簽約1 個月後，仍僅能提出150 萬元款項，伊與共同被告乙○○為使合約順利履行，尚各自出資25萬元合計為50萬元代證人丁○○匯款予共同被告戊○○以補足差額，證人丁○○並拿1 張50萬元的支票給共同被告乙○○，伊於事後亦陪同證人丁○○一同至台北找共同被告戊○○催促給付相關文件以利證人丁○○辦理銀行擔保交易事宜，而本案相關文件及流程均為共同被告戊○○所交付並指示，伊並不知相關文件係屬偽造，伊發現共同被告戊○○詐騙犯行後，因對證人丁○○深感歉咎，亦與證人丁○○和解賠償100 萬元，伊本身亦為受害人等語。經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丁○○為從事國際金融票券買賣業務而有資金需求，乃透過被告與共同被告乙○○認識共同被告戊○○，並由被告提供荷蘭銀行5 億美元存款證明書及存款人丙○○之授權書影本予證人丁○○觀覽後，被告與證人丁○○即於上揭時日簽訂協議書，約定由資方代表即被告（甲方）提供荷蘭銀行5 億美元之資金供證人丁○○操作國際金融票券買賣作業，證人丁○○並保證全案操作完成，資方可獲得之總額利潤不少於本金之20％，證人丁○○則同時交付面額為100 萬元之台北國際商業銀行簽發之本票及簽發100 萬元商業本票各1 紙以為擔保，嗣於上揭時日分別3 次各匯款50萬元共計150 萬元入共同被告戊○○名下之荷蘭銀行台北分行帳號000000 0000 號帳戶內，共同被告乙○○則於93年6 月25日亦匯款50萬元入上開共同被告戊○○之帳戶，而上開荷蘭銀行5 億美元之款證明書及存款人丙○○之授權書影本均屬偽造，被告於94年3 月8 日與證人丁○○簽立和解書，賠償100 萬元各節，為被告所是認在卷，並經證人丁○○、丙○○證述此部分相關情節綦詳，且有協議書、本票、匯款單、荷商荷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5年8 月31日風管荷銀信字第950277號函、和解書等件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⒉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剛開始是共同被告乙○○私底下跟伊介紹被告是「國泰世華基金會」執行長，並說她是被告的秘書，他們可以幫伊找到資金，共同被告乙○○介紹被告時說是「王董」，被告當時只是笑一笑，並沒有特別表示身分，被告有說很多人向其借資金去操作，當時伊拿到銀行定存單時，伊有問是否可以查證，被告及共同被告乙○○說查證可以，但須銀行對銀行才能查證，伊有撥打他們給的銀行經理的電話，結果找不到銀行經理，伊後來發現被告與共同被告乙○○所提供之資料有錯誤時，又約他們出來詢問，他們說是伊銀行操作有問題，後來發現他們提供資料有誤，他們說要要求銀行作修改，上開事項有時候是被告跟共同被告乙○○一起告訴伊，有時候是伊問共同被告乙○○，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沒有辦法將銀行作業及信用狀實務說的很清楚，因為伊也是外行，當時洽談時，伊有跟被告要求要有定存單的中英文授權版，被告表示其要通知台北將授權書開出來，授權書及存款人丙○○之資料是共同被告乙○○在伊與被告簽約後交給伊確認的，後來伊委託的外國銀行一直沒有收到荷蘭銀行確認資金的函文，伊覺得奇怪，問被告及共同被告乙○○，他們也很緊張，最後一次文件要修改的時候，伊等就一起上台北找共同被告戊○○，在那邊等很久，一開始共同被告戊○○都避不見面，伊等去的時候，共同被告戊○○態度很惡劣，伊匯款都是匯到共同被告戊○○帳戶，之前伊知道文件是用傳真或寄下來給被告及共同被告乙○○等語（本院卷第112 至121 頁），並與其於警詢中所證稱：伊在93年4 月底在案外人朱瑞元公司見到共同被告乙○○，共同被告乙○○向伊表示認識「國泰世華基金會」資金管理人「王董」即被告，被告可以操作該基金內部資金，其可以幫忙介紹被告與伊認識取得資金，93年5 月初，雙方見面時，被告一直吹噓說他已經做過好幾件類似的個案，但都沒成功，因為與他接洽的都是假的，當時被告還要共同被告乙○○到車上拿出一些彩色影印的銀行定存單給伊看，並表示可以借一張荷蘭銀行5 億美金的定存單作操作，但必需支付相關費用，之後幾次見面都是討論費用問題，最後達成協議，被告後來拿一張彩色影印的荷蘭銀行5 億美元定存單給伊，伊拿回去研究後，發現內容有誤，被告解釋可能是打字錯誤，可以要求銀行更正，伊後來並要求被告提供該存款人授權書的中英文版本，共同被告乙○○後來就拿了一張中英文版本的授權書及存款人丙○○的身分證及護照影本給伊…事後伊向被告索討款項，被告表示也是受害人，都被共同被告戊○○所詐騙，伊在索討過程中，亦曾與被告及共同被告乙○○、戊○○及自稱為基金會執行長的李振和到共同被告戊○○家中商討等語（他字卷第26至29頁）互核大致相符，而證人丁○○為本案被害人，其嗣雖與被告達成和解，但其所受損失並未全獲彌補，自無甘冒刑事偽證罪責而故意迴護被告之理，是其前揭所述應屬可採。則本案存款人丙○○之授權書既係由共同被告乙○○直接交付給證人丁○○，被告並未經手，其他相關文件則均係自台北用傳真或寄下來給被告後，再由被告轉手交付證人丁○○，被告所辯本案相關文件均由共同被告戊○○交付，其並不知詳情等語，即非全然無據，而被告並非專業人士，僅有小學學歷，之前亦未曾介紹過本案之資金借貸，此經被告自承在卷，則上開文件雖曾經證人丁○○表示資料有誤而修正，惟證人丁○○亦證稱銀行定存文件缺乏管道可供查明（本院卷第225 頁），則毫無經驗之被告是否能單憑證人丁○○之陳述即辨認出共同被告戊○○所交付之銀行定存文件有偽造之嫌，尚非無疑。又參以共同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證人丁○○繳付150 萬元後，共同被告戊○○以合約到期為由，要結束案子，並表示若要合約繼續，必須再補50萬元，將200 萬元補足，因為證人丁○○已經沒有錢，伊與被告就各籌措25萬元共50萬元，由伊匯給共同被告戊○○，之後，伊與被告及證人丁○○就一直催促共同被告戊○○提出文件，因為共同被告戊○○遲遲不出文件，伊等三人就到台北找共同被告戊○○等語（本院卷第37頁），且共同被告乙○○確於93年6 月25日匯款50萬元入共同被告戊○○上開荷蘭銀行帳戶，有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單1 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6頁），勾稽證人丁○○證述其交付之款項為150 萬元，並有1 張面額50萬元之支票交給共同被告乙○○（本院卷第112 頁），與被告所辯其與共同被告乙○○匯款50萬元後，證人丁○○乃交付面額50萬元之支票與共同被告乙○○之語相符，則被告與共同被告乙○○為使證人丁○○能順利履約獲得資金，確曾代付50萬元之事實，應堪認定。則被告斯時若已知悉相關文件係屬虛偽而欲詐騙證人丁○○，應無在明知證人丁○○已無資金而不可能再由之獲得任何金錢之情況下，仍自行出資25萬元以促使證人丁○○能順利履約獲得資金，自招損失之理，且被告與證人丁○○及共同被告乙○○事後曾一同至台北找共同被告戊○○要求出具文件以使證人丁○○得順利取得資金，卻遭共同被告戊○○惡言相向，亦經證人丁○○證述如前，被告若與共同被告戊○○共謀詐騙或知悉銀行文件係屬偽造，於渠等已詐取證人丁○○150 萬元款項之後，被告即可逕自潛逃或避不見面，並無再與證人丁○○偕同至台北找共同被告戊○○要求出具文件之必要，是被告或係惑於本案仲介成功後，其所可獲得之高額報酬（依協議書之約定，資方可得不少於本金之20％利潤，被告則可從中取得8 ％之佣金，即5 億美金×20％×8 ％，約為800 萬美金），乃欲極力促使證人丁○○履約，縱然對於其是否為「國泰世華基金會」執行長或基金管理人未極力撇清而或有隱瞞之情，然以其自行出資25萬元，並陪同證人丁○○至台北找共同被告戊○○索討文件，且於事後尚賠償證人丁○○100 萬元等情觀之，被告於仲介證人丁○○借款時顯無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亦不知情共同被告戊○○所交付之文件有偽之事實，應堪認定，自尚無足構成刑法之詐欺、偽造文書罪責。至公訴人固請求傳訊共同被告戊○○、乙○○到庭進行交互詰問，惟共同被告戊○○、乙○○均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拘提未到，有卷附送達證書及拘提報告在卷可按，且渠等二人縱經傳訊到庭，與本院前開認定亦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詐欺、偽造文書犯行，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黃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