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1361號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訴字第1361號

公訴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乙○○ （另案在臺灣桃園女子監獄執行中）

被告

甲○○

選任辯護人

方伯勳律師

選任辯護人

王志傑律師

被告

丙○

選任辯護人

李傳侯律師

1樓

1樓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7755號、第8070號、第87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緣丁○○（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於民國98年3 月5 日12時許35分許，前往時任臺北縣樹林市農會理事長之戊○○位於臺北縣樹林市○○路○ 段242 巷12號住處旁後，以攀爬踰越圍牆侵入上址住家後庭院，繼以腳踹方式開啟後門，再進入搜尋財物並竊得戊○○所有之玉鐲1 個、賓士汽車鑰匙1 支、金飾領帶夾1 組（18.4公克）、金項鍊2 條（22.7公克、24.5公克）、K 金項鍊1 條（10.5 公克）、金元寶1 錠（7.5 公克）、玉珮2 塊、古硬幣10個、緬甸幣現金9 張、新臺幣現金約5 萬元（下稱玉鐲等物），隨即轉至其女友乙○○當時位於臺北縣板橋市○○路○ 段160 巷24號7 樓之加蓋住處，並於其內放置上開玉鐲等物，旋又承上犯意，於同日13時50分許再行回到戊○○之住處，接續以踰越前開圍牆逕入屋內方式，復行將戊○○所有，內含人民幣現金35,170元、美金現金7,887 元、歐元現金2,000 元、日幣現金254,000 元、新臺幣現金約15,000元、農會禮券51張（面額100元）、伯爵錶1支、蕭邦女錶1支、玉珮項鍊2條、玉珮墜子5個、綠寶石（方形、圓形）各1顆、貓眼寶石戒指、紅寶石戒指、綠寶石戒指、鑽石戒指各2個、澳洲金幣2組、年糕玉印1 只等物之保險箱1臺竊取得手，隨即再返回乙○○住處予以放置。

二、嗣乙○○得知丁○○所竊得之上開保險箱係戊○○所有，因不欲丁○○再遭刑案訴究，遂亟欲私下返還該保險箱與戊○○，希藉此私下求得戊○○之諒解，乃於同日下午某時許，與其當時服務於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擔任偵查佐之乾哥甲○○在其住處見面討論轉知上情並予懇求後，甲○○即同意所請，獨自將該臺保險箱搬至其位於臺北縣板橋市○○路○ 段160 巷25弄10號1 樓住處內之臥室中擺放，並向其同居人丙○如實以告。詎丙○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於甲○○另有要事暫離之際，即著手以鋸子、扳手、一字型螺絲起子工具施以破壞，企圖打開保險箱，迨甲○○回至住處發現此情後，非但未予阻止，反生與丙○就此毀損犯行之犯意聯絡，並由丙○續行開箱，終於其後某時撬開箱門，保險箱並因受此損壞而達不堪用之程度（甲○○、丙○共同涉犯毀損罪嫌部分，未據戊○○提出告訴）。嗣於翌（6） 日上午某時，因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達之人前來甲○○住處催討積欠賭債，甲○○、丙○為作交代，明知該臺保險箱內之人民幣3 萬元與美金7 千元為戊○○遭竊而成脫離其持有之財物，竟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將之侵占入己，更於當場先將人民幣交由阿達取走，後再於同日15時24分許，由甲○○前往址設臺北縣樹林市○○街29號之臺灣銀行樹林分行（下稱臺銀樹林分行），將上開美金7 千元匯兌為新臺幣現金240,625 元而同作歸還賭債之用。

三、案經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暨臺北縣政府警察局移送與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丙○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就被告甲○○被訴事項，經具結後所為之證言部分，有證據能力：按92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改採以當事人進行為主之訴訟制度，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基於當事人一方原告之地位，就被告犯罪事實及訴訟條件與據以認定證據能力等訴訟程序上之事實，固應善盡舉證責任。然因檢察官訊問證人等被告以外之人時，均能遵守法律規定而不致違法取供，並令具結，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同法第159 條之1 明定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被告以外之人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故被告、辯護人若主張其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毋庸另為證明，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而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指其不可信之情形，甚為顯著了然者，固非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然須從卷證本身，綜合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即可發現，無待進一步為實質調查之情形而言，此經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5684號判決意旨載述甚詳，本案被告甲○○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丙○於偵查中具結後證言之證據能力，惟並未提出該等證言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又對偵查中之證人所述，若被告防禦權已藉其他方式加以保障，亦即對證人審判外陳述給予程序性的擔保與驗證後，則法例上多容許對質詰問之例外，而允許被告用其他方式來檢驗該審判外陳述，是以刑事訴訟法於確立傳聞法則之同時，另亦設計了若干例外，此即同法第159 條之1 至之5 之規定，於此被告之對質詰問權雖受到一定程度之限制，惟如該審判外陳述之外觀有足夠可信性，得以取代被告對質詰問權的檢驗，甚而為法院發現真實所需要，仍可例外認為該審判外陳述有證據能力。至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82 號解釋所指「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係指證人於審判中有傳喚之必要，經於審判程序傳喚作證時，應給予被告詰問權，如此該部分之證述內容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而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如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之規定，且經依法具結，其陳述自不因未經被告對質詰問，而不具證據能力，是以證人丙○於偵查中具結後所為之證詞，縱未經被告甲○○對質詰問，該部分之證詞亦非必無證據能力，被告甲○○之辯護人對此所為質疑尚屬誤會。

二、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其他各項供述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當事人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又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查亦無違法取得之狀況存在，應亦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被告甲○○、丙○部分：

（一）有罪部分：

1、訊據被告丙○對其曾於前開時地撬開戊○○保險箱後，侵占其中屬脫離戊○○持有之財物人民幣3 萬元與美金7 千元，除將人民幣交由被告甲○○轉付前來催討賭債之阿達外，更曾託被告戊○○持美金至臺銀樹林分行匯兌為事實欄所述數額之新臺幣現金後清償債務等情坦承不諱，而其所侵占之保險箱內人民幣與美金相關款項，亦確為戊○○先遭丁○○竊得，於搬運至被告乙○○住處後，再由被告乙○○請託甲○○帶離以待返還之物，以上諸情並曾由被告甲○○轉告丙○知悉，各有證人戊○○、丁○○、甲○○與乙○○先後於警詢、偵查與本院審理時所為證述之相關情節可供對照，此外另有戊○○失竊現場照片、經員警起獲之保險箱與其外觀照片、被告丙○提出之鋸子1 支、臺銀樹林分行買匯申請書及監視器錄得畫面後另行翻拍之照片等資料存卷可查，足徵被告丙○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為其本案所犯之認定憑據無疑。

2、至被告甲○○雖承認曾受乙○○所託，於得知保險箱為丁○○竊得之物後，將之攜回住處擺放，而與被告乙○○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之前後情節無何出入，然其矢口否認曾與被告丙○共犯前開侵占離本人持有物之犯行，辯稱其對被告丙○撬開戊○○所有保險箱之舉動全不知情，被告丙○亦以證人身分證稱表示被告甲○○不曾參與其所為之犯行，其亦未向被告甲○○告知有將保險箱內款項取出挪用之情事，被告甲○○之辯護人則以：甲○○當時取回保險箱並運回住處後，始終欲藉機會洽詢戊○○討論歸還事宜，因所屬隊部催促開會，未及向丙○告知，致丙○自行開啟保險箱，並動用其中部分款項，直至甲○○受丙○所託前往銀行兌換保險箱內部分美金後，始行察覺前情，當下甲○○曾以此質疑丙○，並立即要求丙○返回銀行將美金換回，足證甲○○並無將保險箱內財物變異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等語，為其置辯。

3、但查，被告甲○○最初於偵查中，早已坦認於被告丙○嘗試撬開該臺保險箱之過程中，曾因親眼見聞而知悉此情，此由本院勘驗98年3 月8 日被告甲○○經檢察官訊問時之完整問答，並作成卷附勘驗筆錄其中記載之：撬開是伊撬開的，伊拿了裡面的美金7 千元去還債，因為丙○賭輸，以伊的名義跟人家開分簽了60萬，伊不知道怎麼辦，他們一直在那邊恐嚇威脅，丙○說她沒有錢可以還，時間是3月6 日，對方6 日早上就在催帳說拖那麼久了，伊那天休假，6 日早上他們先來，因為撬開以後保險箱內有人民幣，伊就拿人民幣3 萬元先給對方，當時伊想說是不是伊拿這個現金來先抵一下，伊想說先拖延一下，可是對方有2、3 個來，伊一直考慮，可是對方不管，伊6 日下午便去臺銀樹林分行把美金換成新臺幣還債等內容，即足為此點之驗證。

4、嗣被告甲○○經起訴後，於準備程序進行中，雖即全盤否認前開偵查中之相關陳述，並辯稱當時作此表示，純屬基於迴護被告丙○之心使然，然有疑問者為，被告甲○○於案發之時，原為任職於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之偵查佐，此有卷附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98年7月17日北縣警刑人字第0980097669號函文內載之說明可稽，其既職司犯罪行為偵查、實施強制處分、維持公安秩序等法定權限職務，對自身所具之公務員身分必甚明瞭，更無可能對以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為立法目的，故以重刑處置公務人員特定犯罪型態之貪污治罪條例制裁規範毫無所悉。準此，被告甲○○縱於偵查之初，在未能清楚掌握其陳述內容，究係可能在法律上為如何評價之際，誤判利弊得失，只念及袒護被告丙○，即向檢察官就所訊疑問為虛偽坦承，錯陷己身於不利，然其既於當次庭訊之末經檢察官明白告知其可能涉及者，將為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項規定之重罪（檢察官其時告知之罪名係該條項第4 款之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及第5 款之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又怎能不迅及恍悟，即時改陳實情，澄清己身未曾涉入本案以為釐清，詎被告甲○○始終未有如此自保反應，僅一再呢喃表示不知所犯罪名如此之重，謂其原以為其所涉者僅為贓物罪嫌，並再次對檢察官坦承己非，悔稱自己拿取保險箱內財物實有不該，凡此經過均得見於前述本院作成之卷附勘驗筆錄，倘云被告甲○○確係無辜，此等反應怎能稱係合於常情。

5、再查，被告甲○○於該日偵訊時，另曾對保險箱之撬開經過、時點，其間使用之器具，與保險箱於遭撬過程中呈現之外觀與型態改變等細節事項，予以深刻且清楚之描繪，倘執其所提及之：伊那天（即5 日）要載去還（保險箱），伊跟丙○說這保險箱怎麼辦，丙○說可不可以給他借點錢，伊說不要，後來伊回去上班，回來的時候丙○已經把保險箱撬一半了，丙○在那邊一直弄，用一字起子撬，真的弄很久，那個保險箱裡面，後來伊知道，裡面是用水泥的，丙○在那邊一直挖，因為剛開始的時候，保險箱有個縫，從後面那頂，伊回去的時候，伊看到就向丙○說妳怎麼那麼厲害，當時她一字起子歪的很厲害了，丙○一直一直撬，因為裡面是水泥，她一直弄，它鬆掉了，後來在那邊，鬆掉之後又有縫，一直拉縫，上下左右拉等語，與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之：伊先用一字起子去戳保險箱壁間水泥，先把它絞碎，然後再把水泥碎屑倒出，伊不記得用多久了，後來門還是不能開，可是發現可以稍微把門往上抬，後來伊有發現保險箱門跟保險箱體間好像有一個勾子鉤住，伊就用鋸子鋸，然後再用扳手硬把門往上抬，用槓桿原理把門撬開，門當時撬開後，橫桿就被破壞，就可以打開，及其於偵查中提及之：伊拿來撬開保險箱之一字起子已經彎掉了等語為對照，更可輕易發現其等陳述間諸多若合符節之處，果事實真如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翻異所述，係被告丙○趁其開會及熟睡期間私持工具將保險箱撬開，事後係因被告丙○請其出面兌換美金，其心生懷疑質以此事，被告丙○方將其撬開經過予以轉述，且稱其從未向被告丙○特別詢問工具型式，被告甲○○又怎能在偵查之中，未有片刻遲疑便當場指明被告丙○所用工具中包括有一字型螺絲起子，並對該支螺絲起子在施力使用過程中已現歪曲此節作出精準描述，此等恰與被告丙○前揭所言無何出入之相關陳述，何能視為單純巧合，苟謂被告甲○○於丙○開箱之際未在其側，並親眼目睹其後經過，孰能置信。至該臺戊○○所有之保險箱經本院為證據保全協請警方打撈拍照，並於審理時提出勘驗後，雖確認箱體上方真存有被告丙○所述，因曾使用鋸子摩擦箱門與本體間細縫，致生之諸多摩擦痕跡，而被告甲○○於陳述間，亦的確未曾論及被告丙○曾使用鋸子等其他工具撬開箱門之事實段落，惟如被告甲○○上開所言，其本即係在被告丙○開箱至相當程度時，始返家發覺此情，被告甲○○未見被告丙○先前所為，致無法詳敘開箱全程，當屬事理必然，自難單執此點即逕作被告甲○○對前開情事全無所悉之有利推論。況被告甲○○與丙○均不否認該臺保險箱當時係置放於臥室之內，被告甲○○同亦就寢該處，單憑本院勘驗所得與保險箱外觀照片中留存之撬戳痕跡，既可輕易推知開箱經過必曾大費周章，則於工具戳擊之間，本難不發絲毫聲響，被告丙○復未另作減音掩護，被告甲○○一味辯稱從未查覺，何能置信，被告丙○撬打保險箱之際甲○○確曾在旁見聞此節已屬無疑。

6、被告甲○○自承有經手過保險箱內取出財物，在98年3 月6 日上午某時即因被告丙○請求幫忙，而曾代將人民幣交與前來討債綽號阿達之人，於同日下午另曾再受被告丙○所託，前往臺銀樹林分行兌換美金為新臺幣，凡此被告丙○均不爭執，並有被告甲○○申請美金兌換時簽名出具之前開臺銀樹林分行買匯申請書存卷可查。被告甲○○固一再辯稱於6 日上午將人民幣交付阿達，及該日下午前往臺銀樹林分行換幣時，均因未作多想，故不曾意識款項來源有何問題，待銀行行員將7 千美金換得之24萬餘元新臺幣交付時其始生疑竇，進而詢問被告丙○後，其方知始末云云。然如被告甲○○所從不否認者，被告丙○於案發之前，即已因積欠賭債屢遭催討，其身為被告丙○之同居人，對被告丙○之經濟情形與收入狀況，亦絕無不知之理，苟其最初對被告丙○撬取保險箱內財物一事真不知情，其於同日之內，既已先後自被告丙○手中接得人民幣3 萬元與美金7 千元，單憑被告甲○○之基本智識與前開認知，實無可能未覺有異，其竟仍諉稱對匯率換算毫無概念，並因疏忽而漏未追問款項何來，其理欠通之處實屬甚明。縱依所言，被告甲○○至遲於換得美金之後，亦已因向被告丙○電聯確認，而知悉該筆美金係由保險箱內取出之財物，基於其原已應允被告乙○○之請託，負有代為返還該筆財物與失主戊○○義務之認知，被告甲○○又豈能不將換得款項小心保管，猶仍大膽交由被告丙○保管，僅責由被告丙○另尋機會換回美金，致被告丙○再獲機會持以償債，如此顯悖常情之舉措反應，又豈能僅以其對被告丙○存有充分信賴一詞獲致合理解釋。準此，被告甲○○既早知丙○已有撬打保險箱之舉，其於翌日接得被告丙○交付之人民幣與美金之際，自更無不知款項來源之可能，被告甲○○上開所辯要無足採實已甚明。

7、被告甲○○之辯護人另執98年3 月6 日臺銀樹林分行於營業時間結束後，被告甲○○仍曾駕車攜同丙○重回該分行，而經監視器錄影攝得畫面之翻拍照片，表示當日正係因被告甲○○要求丙○將美金換回，其等方有重返銀行之舉，欲據此證明被告甲○○確無侵占犯意，被告丙○同亦附和此情。惟查，是日上午綽號阿達之人前往被告甲○○住處討債之際，既未曾拒絕被告甲○○交付之3 萬元人民幣款項，被告丙○見及此情，亦應可輕易推知非必用新臺幣始得向阿達償債，則被告丙○為求償債，有何理由須於當日立即將7 千元美金部分另作兌換，由是在在可徵其陳稱係為還債始向銀行兌換新臺幣之說顯有可疑。基此，被告甲○○與丙○兌換美金之目的動機既屬不明，所謂係被告甲○○警覺有異，欲阻止被告丙○再行挪用換得款項之前述辯解亦難憑信，無論其等重回銀行之用意為何，自均無礙前開本院已為之事實認定。從而，被告甲○○對丙○係自保險箱內取出人民幣與美金款項一事既無不知可能，猶仍在被告丙○交代下，將人民幣部分交付與阿答，並驅車前往銀行兌換美金，所得最終據其等所述亦已挪作清償賭債之用，被告甲○○、丙○就該原屬戊○○所有，因丁○○竊取行為致脫離其本人財物予以侵占入己之支用犯行，確具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此情已無庸議。從而，本案事證已明，被告甲○○、丙○共犯侵占離本人持有之物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予以依法論科。

8、公訴人認被告甲○○、丙○所共同侵占者，係被告甲○○依其警察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故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以為論處。然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3 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除侵占者，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外，尚須該財物已入於公務機關之實力支配下始可，如該財物尚未入於公務機關之實力支配下，即非該條款所謂之職務上持有財物（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2402號、88年度臺上字第338 號、92年度臺上字第4902號判決見解可參），而該條文中所謂之「職務」，亦必以公務機關基於法律或命令，於經授與之一定權限範圍內，將私人所有之財物納入該機關之實力下，並因之建立公法上之持有關係始足稱之，其後實際對該等財物為持有支配之公務員再將之據為己身所有，方可該當此罪。由是可知，本案被告甲○○雖確已自乙○○住處取回戊○○失竊之該臺保險箱，因而持有該等原屬私人所有之財物，惟其是否真係基法令所授與之權限範圍內，代表公務機關對該臺保險箱建立執持占有之實力支配狀態，承諸前揭說明，事關被告甲○○、丙○所侵占之保險箱內之人民幣與美金部分，是否該當上述之職務上持有私有財物要件，本院自應加以審究。

9、公訴人雖以被告甲○○身為司法警察，法定職務範圍本即包括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行為，是認其因之在被告乙○○交付保險箱後，基於上開職務權限而對之建立持有關係。按司法警察於現行法制上，固具搜索與扣押之執行權限，惟就搜索而言，倘在個案之中無如刑事訴訟法第130 條等關於無令狀搜索之規定，或就扣押而言，無如同法第137 條、第152 條關於附帶、另案扣押等規定之適用，司法警察對搜索、扣押此等強制處分發動與否之決定一事，並無任何權限，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28 條、第136 條之規定即明，被告甲○○是否曾藉法定之搜索、扣押程序，取得對戊○○所有上開保險箱之公法持有關係，本應參照相關法文細為研求，然查，被告甲○○自乙○○處取得該臺保險箱時，明顯未曾取得法院依法核發之搜索票，被告甲○○斯時亦非在執行關於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等處分行為，而無從進行附帶搜索之動作，或已經檢察官之指示，逕對該臺保險箱施以緊急搜索之處置，抑或已徵得受搜索人之同意而為搜索之發動，被告甲○○斯時既不具執行搜索之權限，其取得保險箱之持有狀態，依法自難評價為隨（無論有無令狀）搜索而來之扣押行為，同理，上述附帶與另案扣押所規範者，原即屬執行合法搜索為前提之附隨處置，於此當亦無適用餘地。

10、再者，我國刑事訴訟法雖於90年間就搜索此一強制處分相關法律規範作出重大調整，除就搜索決定權歸屬一事改採

迫情形當中，雖無法院核發之令狀，亦賦予司法警察例外執行搜索之權限，以符合執行實務之彈性，然就扣押法制部分，卻無併作修正，是以非但未就扣押之決定權限重新安排，而仍以程序階段分由檢察官或法官以為決定，更未順應採行急迫情狀下司法警察亦得為獨立扣押之規範設計，準此，現今司法警察自仍無逕自發動扣押之權限，此亦早經最高法院著成69年臺上字第2412號判例：刑事訴訟程序中之扣押，乃對物之強制處分，應由檢察官或推事親自實施，或由檢察官或推事簽發搜索票記載其事由，命由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執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36 條定有明文，此乃法定程序，如有欠缺，其所實施之扣押，即非適法，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並無逕以命令扣押之處分權限，對前揭原則為清楚之揭示，而依被告甲○○之自承內容，與被告乙○○為證人時作證所述，被告甲○○其時雖已經被告乙○○之告知，得悉該臺保險箱為丁○○竊得之物，然其依法既無獨立扣押之權限，復查無被告甲○○曾依刑事訴訟法第136 條第1 項規定，先向檢察官或法官取得扣押命令而後執行之具體事證，準此，被告甲○○於本案更無可能係基於獨立扣押之權限，建立對該臺保險箱之公法上持有支配關係。

11、又刑事訴訟法第143 條固規定司法警察得藉持有人或保管人將可為證據之物任意提出或交付後加以留存之行為，就該等物品進行公法上保全處置，並對之確立國家機關持有關係，而依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伊把保險箱搬回家後，看到戊○○的名片下一跳，不知該怎麼辦，伊女朋友乙○○的哥哥甲○○本來教訓我，為何要去搬保險箱，當天碰到甲○○的時候，知道他是刑警，伊想或許甲○○認識被害人，可能因為伊是乙○○男朋友，甲○○說要幫忙把保險箱拿回去還，後就把保險箱搬走等語，似表示被告甲○○當時係在因竊取而持有該臺保險箱之丁○○默示同意下，因而將之收受。然查，被告甲○○當日並未與丁○○碰面，保險箱係在被告乙○○拜託之下，始由被告甲○○帶離此情，除為被告甲○○所堅認外，亦經被告乙○○於本院審理中作證以：那天伊在等丁○○，不知道甲○○也上來了，伊不敢讓丁○○與甲○○碰面，甲○○上來後，伊才告訴他保險箱是丁○○去拿的，伊叫甲○○不要生氣，當時丁○○在隔壁房間睡覺，甲○○一直罵為什麼要去偷東西，伊一直拜託甲○○幫忙把保險箱拿回去還，伊想要私下和解，不要讓丁○○再有案件等語甚明，此等描述更與證人丁○○因涉犯戊○○住處竊盜案件遭逮獲時，最初於警詢時陳稱之：伊不知道乙○○哥哥的本名、職業，伊沒有見過他，是乙○○聯絡他哥哥將保險箱搬走，伊不知道乙○○為何要交給她的哥哥等語大致相符，反係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之上開補陳顯難盡信，蓋若其所述為真，將保險箱交由被告甲○○轉還戊○○係出自其本身之意，丁○○除保險箱外，豈能不將已先行竊得之玉鐲等物一併交出，遑論作出其自承之因毒癮發作，早將竊得現款挪用部分用以購買毒品之舉動，丁○○如真有返還竊得財物之心，如此未見誠意之後續處置，又怎能求得戊○○之徹底諒解。綜上可證，被告甲○○持有保險箱之原因，絕非源於持有人丁○○之任何提出或交付行為甚明。

12、於此尚有之疑問為，被告甲○○既係在被告乙○○之懇求下，始執持該臺保險箱而去，則被告乙○○是否亦屬保險箱之持有人或保管人，使被告甲○○將之取走時，得依前述刑事訴訟法留存物處置之規定建立公法持有關係，於此亦有釐清必要，惟如前述，本案較為可能之情形係被告乙○○在丁○○不知情之狀況下，未受有丁○○之任何指示，為圖丁○○免受竊盜刑責之追究，方自行決定向被告甲○○求援，希望得借被告甲○○之關係與戊○○取得聯繫，是以既無證據顯示被告乙○○曾經丁○○之委任抑或授權，該臺保險箱出現於其住處之內，復係基於丁○○為求便利之偶然原因，而非表示其已對保險箱有具體之收受行為（凡此均詳見下述被告乙○○無罪部分之說明），據此，實難以被告乙○○僅存對該臺保險箱間之空間關聯，即認其身分與前開法文規定之物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概念相當。

13、綜上各節，本案查無足資論斷被告甲○○對該臺保險箱所建立者，確係公法上持有關係之相關證據，該等財物既未入公務機關之實力支配，是被告甲○○與丙○將其內外幣等款項據為己有，自非屬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行為，遑論被告甲○○固服務於臺北縣政府刑事警察局並出任偵查佐一職，然其具體職務範圍為何，有無權限行使管區之限制，本案是否真在其執勤期間，與得為行使職權之管轄區域內所發生，凡此疑問既屬不明而未見釐清，被告甲○○是否可依法行使職權進而持有該臺保險箱，自更難遽斷，準此，公訴人認被告甲○○、丙○因侵占行為而觸犯者，係貪污治罪條例之上揭罪嫌，承上分析可知容有誤會之處，而被告甲○○、丙○基於此等認知而為後續侵占犯行，其等主觀上自亦不存有違犯貪污治罪條例前揭規範之故意可言。

14、被告甲○○與丙○於撬開該臺保險箱後，對其中之人民幣3 萬元與美金7 千元部分確有共同侵占情事已見上述，然按刑法第335 條之侵占罪，以被侵占之物係基於法律或契約上的原因而持有者為限，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418號判例見解足供佐參，本案被告甲○○、丙○所侵占者，既屬所有人戊○○前已遭丁○○竊得之物，戊○○對該等財物原先之持有支配關係，自已因丁○○之既遂竊盜犯行而經破壞，是以被告甲○○嗣後受乙○○之請託而取走並持有該臺保險箱與其內財物，核與戊○○間並無關聯。基此，被告甲○○與丙○既從未本於前開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自該等財物之原所有人處取得適法之持有關係，雖其等後藉支用款項之償債行為將保險箱內財物變異為自己所有，揆諸前開判例揭櫫意旨，與普通侵占罪之構成要件間仍有未合之處，惟該人民幣與美金等財物，當時已成脫離所有人戊○○持有之物既無可議，被告甲○○、丙○予以侵占入己，自應評價侵占脫離本人持有物之行為當屬無疑。核被告甲○○、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7 條之侵占離本人所持有之物罪。公訴人認其等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3 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其間未恰之處已見如上，惟其基本社會事實既屬同一，本院自仍得對如上事實為審理認定，並變更原先之起訴法條。被告甲○○與丙○就上開犯行，均具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須附言者，被告丙○之犯行評價之所以能認係觸犯侵占脫離本人持有物品罪，正是因為其與被告甲○○就此應論以共同正犯之故，倘被告丙○與甲○○間，就前開犯行未同具犯意之聯絡，且真如被告丙○於本案移審時所言，在看到被告甲○○住處內之保險箱時並未多想，其純係在甲○○不知情之情況下，使用工具將保險箱撬開取走其內財物，就客觀而言，被告丙○所侵占者，雖為脫離所有人戊○○持有狀態之財物無誤，惟其既未經被告甲○○明白告知該保險箱之由來，自無可能對所侵占之保險箱確屬刑法第337 條脫離本人持有物客觀性質存有正確認知，此時若欲評價被告丙○之行為，則須另行究明其主觀意思為何，而分別適用普通侵占罪或加重竊盜罪（曾藉前開工具撬開保險箱），再斟酌客觀上因該保險箱內財物已因違反原所有人意思脫離其持有，故應另行援引未遂規範予以論處，併此敘明。

15、爰審酌被告甲○○身為警務人員，經手他人遭竊之物，本應秉其服務信念返還失主，竟在被告丙○慫恿下知法犯法，於取得保險箱內上開財物後，共同將之挪作私用，無論動機與行為除無任何可取之處外，更應予以嚴格非難，而於其等犯罪之後，被告甲○○雖曾片刻坦承犯行，惟嗣後復又翻異置辯，與被告丙○對本案之相關事實，互為隱瞞未作全盤坦承，犯罪後之態度均難謂良好，蓋被告雖得於刑事程序上保持緘默，惟絕非表示其可虛偽陳稱恣意以為，及其等侵占財物之價值非微，對被害人已造成相當損害，甚於今日仍未依約返還承諾款項，未見充分悔意等一切情狀，各從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至於撬開保險箱時由被告丙○先後使用之鋸子、扳手、一字型螺絲起子各1支，既均屬被告甲○○所有置放於住處之工具，且為其等得順利取得內放財物進而據為己有所用之物，凡此被告甲○○、丙○亦未曾加以否認，雖除該支經被告丙○主動提出而業經留存之鋸子外，其餘之扳手、一字型螺絲起子均未扣案，然本院審酌該等物品原屬質地堅硬之金屬製品，既無證據可認另已滅失，自仍應與鋸子部分併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二）無罪部分：

1、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丙○於將上開屬戊○○所有之保險箱內財物侵占入己後，又於同年月8 日13時25分許前某時，共同基於湮滅丁○○竊盜證據之犯意，將上開保險箱搬運至車牌號碼不詳之自小客車上，復以上開自小客車載運至臺北縣某不詳處所棄置，因認其等復涉犯刑法第165 條之湮滅證據罪嫌等語。

2、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刑法所謂湮滅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必以所湮滅者非其本人犯罪之證據為要件，否則縱與其他共犯有關，亦難律以該項罪名，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4435號判例意旨亦已載述甚明，是以行為人湮滅之證據，縱與他人所涉之刑事案件有關，倘該等證據本身與行為人自為之犯罪亦有牽連，揆諸前開判例意旨，自亦不能對其論以湮滅證據之罪。

3、經查，本案公訴人引為論據之該臺於臺北縣泰山鄉中港二橋橋下水溝撈獲之保險箱，確係戊○○遭丁○○所竊，後並經被告甲○○、丙○駕車攜往該處丟棄之物此等事實，固為前述眾人未予爭執之事項，然該臺保險箱除為丁○○行竊而得，可資證明其竊盜犯行之證據外，承上說明可知，顯亦同屬被告甲○○、丙○所為侵占離本人持有財物犯行之關連證據，被告甲○○、丙○既對此等情狀存有認識，其等將之載往前揭場所丟棄隱蔽，顯亦存有為求得脫免己身犯罪遭警察覺之個人動機，縱其所為將使國家刑事司法權對丁○○竊盜犯行之訴究一併予以妨害，惟該臺保險箱既同具關乎被告甲○○、丙○所涉上述刑案事實認定之證據性質，將之丟棄湮滅縱屬不法，本亦難期待被告甲○○、丙○另採適法行為之可能，此亦為刑法湮滅證據罪僅就「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始列屬該該罪行為客體之所由設，立法用意無非係基於法不強人所難之原則。

4、準此，被告甲○○、丙○所湮滅者，既難單純評價為刑法第165 條之行為客體，公訴人所提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甲○○與丙○確實共同涉犯湮滅證據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甲○○、丙○存有公訴人所指之此等犯行，於此既不能證明指述之犯罪事實確係存在，自應為被告甲○○、丙○之無罪諭知，以免冤抑。

二、被告乙○○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乙○○明知丁○○攜往其位於臺北縣板橋市○○路○ 段160 巷24號7 樓頂樓加蓋居所內之如上財物，係其自他人處竊得、來歷不明之贓物，竟仍基於收受贓物之犯意，自丁○○處收受之，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349 條第1 項之收受贓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相關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自白或共犯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之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即被告之自白得藉補強證據而足認與事實確係相符，苟於認事之中未有充分之補強證據可互為援用，甚被告之自白亦另存有悖離事實之疑慮時，自不得遽為論斷被告罪刑。

（三）公訴人認被告乙○○涉犯收受贓物罪嫌，主要是以其於警詢、偵訊與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中，多次就被訴事實所為之自白陳述，及依證人戊○○、丁○○所述，該批最終由戊○○所領回，前曾置於被告乙○○居住處內，而經警搜扣取出之各項財物，確係丁○○自戊○○住處所竊得者，再佐以證人丁○○於偵訊中所述之：（當時把保險箱交給誰？）伊交給乙○○等語，為其基本論據。

（四）經查，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與審理中，雖對公訴人之指述事實並無積極抗辯，然由前開分析可知，該臺戊○○失竊之保險箱事實上並非由丁○○自行交付與被告乙○○，斯時情形是被告乙○○期能借用被告甲○○之警察身分與人脈關係歸還保險箱，始請託被告甲○○介入處理，由是顯見被告乙○○對該保險箱自始即不曾建立執持占有之關係。再者，丁○○於98年3 月5 日初次竊得之玉鐲等財物，固曾由其攜往被告乙○○之住處擺放，然是否即因此使得被告乙○○逕行取得對該批財物之持有關係，於未能特定其明確之收受贓物行為存在前，亦不得對其遽為有罪之論斷。基此，被告乙○○就本案被訴事實之屢次供認，得否再憑補強證據以為佐參，藉以明其所言確與真實相符，而得順利排除被告乙○○陳述之自白，絕無悖離事實之疑慮，自屬本院應予審究之首要重點。

（五）公訴人雖援引證人丁○○於偵查中之上開證言，欲證明被告乙○○之收受贓物事實。惟如上述，證人丁○○於警詢之初，早即自承並不知曉被告甲○○之警察身分，保險箱則是由被告乙○○聯絡甲○○後，由被告甲○○前來搬運離去，本院綜合彼等所言，確認證人丁○○所執係其先與被告乙○○協議，再由被告乙○○與甲○○討論處理事宜之說，與事理迥然有違，至被告乙○○陳稱係因其不想男友丁○○涉入重大刑案，始私自懇求被告甲○○出面等詞，則明顯較為可採已見前述，衡以刑法上所謂贓物之收受行為，原須以行為人與前手間，就該等性質上屬前財產犯罪實施時所不法取得之財物，存有收受之合意，意即彼等具備同意之共同合成效果，始足該當前開構成要件要素，是以即便被告乙○○曾自作主張，委請被告甲○○將丁○○竊來，屬贓物無疑之該臺保險箱運離其住處，其間既未曾徵得丁○○之同意，被告乙○○更純係利用丁○○將保險箱暫置其房內之機會，探詢被告甲○○有無代為歸還之意願，而被告乙○○所為復非丁○○所知悉，又豈能逕謂其等間已存交與收受之合意，率認下手行竊之丁○○確曾交付贓物，由被告乙○○執持收受之相關舉措。

（六）況按刑法贓物犯罪之立法目的，原即係為防範被害人所有物回復請求權之行使再生困難（最高法院63年度第1次 民、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認定之贓物罪立法意旨參照），苟行為人所為並未背離此等規範意旨，自無由該當此罪。準此，縱認被告乙○○曾自丁○○處收受保險箱，進而建立其對該物之持有關係，然參以前述可知，被告乙○○最終用意既係希冀被告甲○○能代為將之返還與原失主戊○○，被告甲○○更曾親為口頭允諾，被告乙○○自無意識其所為，反將使被告甲○○嗣後有機可趁，將該臺保險箱侵占入己之可能，本案既無從查得被告乙○○存有藉由收受此舉，故致戊○○難以回復行使對保險箱所有權之意思，徵諸前開贓物罪立法意旨之說明，自難認其主觀上確具成罪之犯意，而遽以收受贓物之罪刑相繩。

（七）公訴人另認被告乙○○就丁○○第1 次前往戊○○住處竊得，再攜回被告住處放置之玉鐲等贓物，亦曾基於收受犯意取得該等物品之持有。但查，該等物品固係員警前往被告乙○○住處查扣，屬戊○○遭竊之贓物無誤，惟若細譯證人丁○○前後所言，包括於警詢中首先陳稱之：玉鐲等物是伊放在乙○○那邊的；繼至本院審理時證述之：（你分2次 把偷到的東西拿回家的時候，乙○○是否知道？）她開始不知道，第2 次回來（即攜回保險箱時）她才知道；（你不是住在乙○○那邊，為何那天你把東西搬去乙○○住處？）因為比較近，那時候伊有點趕，伊想要去拿毒品；（所以那天只是剛好去乙○○家？）對；（有無乙○○家之鑰匙？）好像沒有上鎖；（還是乙○○讓你進去？）第1次 伊打電話給她，幫伊開門，第2 次伊去的時候，門沒有關等語，即可徵被告乙○○對丁○○將竊得之玉鐲等物放置其住處內之作法全不知情，另對照前開被告乙○○請託被告甲○○取去保險箱，圖求戊○○之諒解，本係基於免除其男友丁○○另受訴究之意，被告乙○○亦無可能在戊○○是否接受此等安排仍未明瞭之情形下，便起收贓私心，阻斷一切之和解契機，本案既從未見及被告乙○○曾有任何收受該批玉鐲等物之主動行為，於丁○○進入擺置贓物之際，亦難斷定被告乙○○就此確有意識，佐以被告乙○○並無可能之行為動機已如前述，單憑丁○○將竊得之玉鐲等物放置被告乙○○住處乙情，實仍無由逕謂被告乙○○就此必曾收受，遑論衡以證人丁○○之上開陳述，被告乙○○於丁○○放置該等物品之際既不知情，其有無對應犯意自已有疑，本案復又僅能確認丁○○當時係為趕往他處購買毒品施用，始暫將竊得之物放於被告乙○○住處以求方便，自更難查見丁○○交付玉鐲等贓物與被告乙○○收受，甚或受寄代藏究竟有何必要。

（八）至被告乙○○雖曾於警詢時表示：（玉鐲等物）是丁○○給伊的，伊與丁○○共同使用，準備用來買毒品與日常用品所使用；於偵查中經訊問時另謂：丁○○偷（玉鐲等物）回來伊才知道，準備拿去變賣，綜以分析，似可徵被告乙○○對丁○○竊得之該等贓物確有使用意圖，然此畢竟僅屬被告乙○○個人之主觀想像，本案既無從確認其曾有任何外顯之贓物收受或寄藏行為，自不得徒以此等可能存於被告乙○○內心之單純意念，即予論斷其罪刑。又依證人丁○○所述，其竊得財物當日，雖已持其中部分現金購入毒品，然始終否認曾與被告乙○○共同施用，甚表示被告乙○○很討厭與其一起使用偷來之財物，此雖與被告乙○○坦認之：丁○○買回來夠伊等2 人施用的量等語有所不符，然被告乙○○既另表示：不知道丁○○用那些錢去買毒品，因為丁○○拿回來的時候，伊沒看到現金，伊以為被告是用自己的錢去買，縱被告乙○○與證人丁○○所言間存有此等出入，本案既未能完全排除被告乙○○所執其不知施用之丁○○購得毒品，係丁○○以原先贓款變得之物此等抗辯成立可能，本院實難僅憑卷存證據即認被告乙○○確對毒品購得由來已然知悉，凡此疑慮未解，自無從遽謂被告確存收受贓物之主觀犯意。

（九）基此，被告乙○○於本案中，就其被訴收受贓物罪嫌部分，是否真有自白，抑或係因未解事實於法律評價上所具意義，致因誤會而為錯誤坦承，綜上所述可知已非無疑，此由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曾提出之：除了保險箱交給甲○○，伊沒有拿其他東西，東西都在丁○○包包裡等語之抗辯，即可見其梗概，縱認被告乙○○確對被訴時事實曾予自白，公訴人所提其他證據，既均非屬毫無瑕疵，可資援為審認自白是否符合真實之補強證據，揆諸前開說明，自亦無由逕認被告乙○○之收受贓物犯行。

（十）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乙○○確有收受贓物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乙○○存有公訴人所指之前開行為，自難遽以刑法第349 條第1 項之收受贓物罪名將其相繩，公訴人於本案之舉證義務既屬未盡，徵諸首開說明，本案自應依法對被告乙○○為無罪之諭知。

三、至被告甲○○、丙○與乙○○在本案偵審程序，以證人身分歷次具結作證所言，究竟有無虛偽陳述，而另涉犯偽證罪嫌，當應由檢察官續為偵查後，再分別另為適法之處置，併此陳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第301 條第1 項，刑法第28條、第337 條、第42條第3 項、第38條第1 項第2 款，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振文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7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500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