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訴字第517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審訴字第517號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封明德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6179號、第623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 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封明德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爰依首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條之1 ，及第164 條至170 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另補充證據如下：被告於本院民國109 年7 月3 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所為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共同正犯，包括共謀共同正犯及實行共同正犯二者在內；祇須行為人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共同犯罪計畫之擬定，互為利用他人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完成其等犯罪計畫，即克當之，不以每一行為人均實際參與部分構成要件行為或分取犯罪利得為必要（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且其犯意聯絡之表示，無論為明示之通謀或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均不在此限（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就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犯意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犯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係由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透過網站刊登借款廣告，誘使告訴人顧芸榛受騙寄出郵局帳戶、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再由被告依「善欽」指示至便利商店領取裝有上開金融帳戶之包裹後轉交予另案被告羅世安，足認被告與「善欽」、另案被告羅世安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彼此分工，各司其職，則無論係何部分，均係該詐騙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顯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彼此分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是被告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與「善欽」、另案被告羅世安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互有犯意聯絡，並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金錢，竟加入詐欺集團擔任取簿手之工作，利用被害人一時不察、陷於錯誤，騙取被害人之金融帳戶，所為已嚴重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本不宜寬貸，惟念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堪認其尚有悔意，兼衡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參與犯罪之程度、地位，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併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外送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 萬多元、已婚、尚須負擔家中生活費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109 年度審訴字第517 號卷109 年7 月3 日審判筆錄第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部分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第1 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 年8 月11日之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等見解。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自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經查：

㈠本案被告擔任取簿手之工作，領取裝有郵局帳戶、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之包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惟被告供稱其所領取之包裹，均已交予另案被告羅世安等語（見109 年度偵字第6179號卷第9 、57頁），卷內復查無證據足認被告就上開詐得財物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有事實上共同處分權限，自無從就詐得上開金融帳戶部分宣告沒收及追徵其價額。

㈡惟被告於擔任收簿手工作領取包裹後，另外自另案被告羅世安處，取得每件包裹500 元之報酬等情，業據被告供稱在卷（109 年度偵字第6179號卷第57頁，本院109 年度審訴字第517 號卷109 年7 月3 日準備程序筆錄第2 頁），堪認本案被告因實施本案犯行所取得之報酬，應為500 元，此部分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上開行為，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云云。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惟因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已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以一參與犯罪組織罪（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㈢查：本案被告係於109 年3 月間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惟其為本案犯行前，已於109 年3 月18日收取另案被害人李信璋之提款卡，而涉犯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此次犯行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此有該署109 年度偵字第6179號、第6239號案件之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即非被告之首次詐欺犯行，揆諸前開說明，原應就被告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部分諭知不受理，惟公訴意旨既認此部分罪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刑法第28條、第339條之4 第1 項第2 款、第3 款、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千瑄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謝幸容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九庭法 官 李郁屏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